高处,第40层,最早入住的两位房客正在准备离开。
整整一天,安东尼·罗亚尔和太太都在收拾行李。两人在35层近乎空置的餐馆里用过午餐,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公寓。罗亚尔打算把在摩天楼里的最后几个小时用来关停自己的工作室。抛弃这幢楼的时候到了。既不急着离去,罗亚尔便刻意花了不少时间,来完成这最后的仪式。
空调已经停止工作。那熟悉的嗡嗡声曾经导致诸多口角,如今一旦消失,倒令罗亚尔坐立不安。过去的一个月里,有些事情明明是亲眼所见,他却一再不肯正视。而此刻,再怎么不情愿,他也不得不意识到:这一幢自己参与设计的庞大建筑已是垂死状态,那些重要器官正一个接一个衰竭——水泵摇摇欲坠,水压一降再降,每个楼层的子供电站都已自行关闭,电梯也已搁浅在了各自的井道上。
好似在对此致哀一般,他腿上背上的旧伤也再一次锐痛起来。罗亚尔靠着制图桌,感觉疼痛从膝盖一直辐射到了腹股沟。他握紧手杖,离开工作室去了客厅,在披了防尘罩的桌子和扶手椅之间走动。车祸之后这一年里,他发现经常锻炼确实有助于缓解疼痛;而且,他想念和罗伯特·莱恩的壁球赛。不光他自己的内科医生这么说,莱恩也曾经告诉过他,车祸带来的伤害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不过最近,罗亚尔开始怀疑:这些伤自己暗中不肯痊愈。
早间收拾好的三只手提箱立在过道里等着被提走。罗亚尔低下头盯着它们,片刻间,他希望它们是属于别的什么人。箱子都还从来没用过,而在自己的这场敦刻尔克大撤退当中,它们即将起到的杰出作用只会是蒙羞受辱。
罗亚尔回到工作室,继续摘下墙上钉着的那一张张建筑图纸和设计方案。这是一间改装在卧室里的小型办公室,供他处理这一工程开发区的相关工作,也用来存放书籍、蓝图、相片和制图版。原来,罗亚尔只是想让自己在康复期有事可做,结果这里很快就变成了一间私人博物馆。车祸以后,大部分方案和设计就已经由他的同事们接手了,然而很奇怪——和在移交当日他站在摩天楼顶的那张照片一样,这些音乐厅、电视台的前视图虽已老旧,但呈现出来的那个世界却比他即将抛弃的这一个更为真实。
他一直很难下定决心离开公寓,也已经推迟了太久才做出这个决定。身为摩天楼建筑师之一,罗亚尔的贡献其实并不大。然而悲惨的是:正是他所参与的部分——10层的中央大厅和小学,观景天台和天台上的儿童雕塑园,以及候梯厅的装潢和设计——首当其冲地遭遇了居民们的敌意。那些墙面,罗亚尔曾经费尽心思去选材,如今已被喷涂上了成千上万的污言秽语。或许对他而言这么想是有点傻,但真的很难不去认为这是在针对他个人,尤其当他已经太了解邻居们对他的敌意究竟有多深——现在,雪亮的手杖和白色的德牧成了怨愤的载体,而不再是做做样子的道具了。
本质上,这些富裕的专业人士针对他们自己共同购买的这幢大楼所发起的暴动,和战后有案可查的数十起工人阶级租户针对市政厅的频繁造反并没什么不同。不过,罗亚尔还是觉得这些破坏公物的行为是冲着他来的。这幢建筑在社会结构上的崩塌,是一场针对他的叛变;其程度之深,在珠宝商不明原因死亡之后的那几天,他甚至觉得自己会受到人身攻击。
不过此后,摩天楼的崩溃开始激励着他,让他想要赢到最后。他参与设计了这幢建筑,对它的考验,就是对他的考验。首先,他开始意识到有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周遭显露出来。罗亚尔非常肯定,这种巨型建筑想要企及那似乎遥不可及的成功,可以说其关键就在于某种森严的等级。他常常跟安妮讲:员工多达三万的办公大楼能够顺畅运转数十年,靠的就是蚁穴般严格规范的社会等级制度,并且其大小犯罪和社会动荡都近乎于零。这种建立在小型部落飞地[1]之上的新型社会秩序已在大厦里初露端倪,不甚明朗但绝不会叫人误判。这深深吸引着罗亚尔。他是决心要留下的。无论将要到来的是什么,无论会有怎样针对他的反抗,他都希望是由自己来迎接它的降临。实际上,只这一点,就已经让他再也不打算把这大厦里的日益狼藉告诉给自己的各位前同事了。他还一再告诉自己:摩天楼眼下的崩溃所标志的很可能是他日的成功,而非失败。不知不觉,他已经赋予了这些人一个得以逃往新生活的手段,和一种即将成为未来所有高层建筑范本的社会模式。
不过,将两千住客引向他们新的耶路撒冷,这个梦想对安妮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空调和供电每况愈下,独自在大厦里走动都开始变得很不安全。她告诉罗亚尔,走吧。安妮利用罗亚尔对她的关心,利用他对大厦崩溃的自责,很快说服他必须离开。
罗亚尔走进妻子的卧室,想知道她收拾行装的进展如何。两个大衣箱,大小数只手提箱,还有首饰盒和化妆箱开着盖子堆在地板和梳妆台上,简直成了箱包店的展示。安妮正在梳妆镜前,在一只手提箱里拿进拿出各种东西。近来,罗亚尔注意到她总是刻意在自己四周摆上各种镜子,就好像这样复制自己就能给她带来什么安全感。安妮总是理所当然地认定这世上本该恭敬待人。最近这几周,哪怕是这尚且较安全的顶层寓所,她也愈发觉得不堪忍受。她性格里那些孩子气的成分又开始冒出来了,就好似被迫列席疯帽子夸张的茶会一般,她这位不很情愿的爱丽丝正别别扭扭地调整自己的举止,以配合周遭的氛围。每天,下到35层餐馆的这一路已经变成了折磨,唯有永远离开公寓楼这个念想让她坚持着。
她站起身,给了罗亚尔一个拥抱。像往常一样,她用双唇触碰着他前额上的伤,就好像借这疤痕就能一览两人相差的这二十五个年头,能用它开启罗亚尔生命中她所不知道的部分。事故之后的康复期里,不管罗亚尔是在套间的窗前坐着,还是在健身机上锻炼,他都发现她对他的伤是那么着迷。
“好乱哦。”她低头看着杂乱的行李,眼睛里闪着希望,“我可能还要一个小时吧——你打电话叫计程车了吗?”
“我们至少需要两辆。现在司机都不愿意等客了,等我们真站到了门口,再打电话叫车吧。”
他们各自的车停放在最靠近大楼的那一排,都已被低楼层的住客破坏,挡风玻璃也被掉下的瓶子砸碎了。
安妮继续收拾。“重点是我们终于要走了。一个月前我提出来的时候就该走的。为什么还有人要待在这里我真是不能想象。”
“安妮,这都要走了……”
“可算要走了——所以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报警呢?也没有人去向大厦所有者提出控诉吗?”
“我们就是所有者。”罗亚尔从她身上转开了目光,宠溺的笑容有些僵硬。他看着窗外的夕阳,投在邻近摩天楼的幕墙上的光线正在渐渐黯淡下去。不可避免,他总是把安妮的牢骚当作对他的责难。
时至今日,罗亚尔明白,只要还在这摩天楼的特殊氛围里,他的小娇妻就永远不会开心快乐。安妮是一位地方实业大亨的独女,自小近乎不问世事地在一座乡间大别墅里长大,那地方奢华精致得就好似巨细靡遗地翻版了法国卢瓦尔河城堡,且由大群仆人完全依照成熟完备的十九世纪规矩来全盘照管。相形之下,在这幢公寓楼里,为她随时待命的仆从则是由温度湿度传感器、电脑控制的电梯进路开关及保险杠所组成的一支看不见的军队,以一种更为复杂抽象的主仆形式服务于她。只不过,在安妮的世界里,单单把工作完成是不够的,还要看得到完成的过程。大楼配套服务的彻底崩垮和居民团体之间的针锋相对早已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范围,玩弄着她极大的不安全感——那种上流社会常年根深蒂固的、在维护自身优越时的危机感。近期公寓楼里的种种麻烦,都已毫不留情地将这些暴露无遗。罗亚尔刚认识她的时候,想当然地认为她拥有绝对的自信,但实际情况正相反——安妮对自己非常不自信,她需要时不时重新确认一下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还站在梯子的最高一级。相形之下,她周围的这些专业人士全凭自身才能挣得了一切身家,可谓自信的典范。
最开始,搬进摩天楼成为第一家住户的时候,两人都只是打算在这里落脚,方便罗亚尔在这个开发区工作,只要在伦敦找到房子就立刻搬走。但是,罗亚尔发现自己总是将搬家的决定一拖再拖。在这个垂直的小镇里,生活真是令他着迷,被其无障碍实用主义所吸引来的这类人也一样令他着迷。作为首户业主,还坐拥最好又最高的那套公寓,按安妮那边的规矩来说,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庄园的领主——虽然这种说法他并不喜欢。罗亚尔一度拿过业余网球赛冠军,纵然那是场小型硬地球赛也不减这名头的分量。随着岁月推移,他这种身体机能上的优越感也不可避免地放缓下来,但现在颇有些重燃的架势,全因这众生的存在——他们是如此一目了然地在他之下,他的华宅这般安然端坐在这诸多简居的肩头。
哪怕在车祸后被迫转卖合伙契约,屈身于顶层公寓的轮椅里的时候,这种复苏的对身体机能的把控,他也依然能感受得到。恢复期那几个月里,随着伤势渐愈体质渐强,仿佛楼里每住进一位新房客,都是对他越来越健壮的筋骨和越来越迅速的反应的某种赞许;仿佛每一位新房客都携着看不见的贡物,恭祝他罗亚尔安康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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