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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四（第1页）

1975：第四次交代——以特赦之名18　回家

“赵广陵，又名赵迅，廖志弘，国民党伪第8军103师中校团副兼营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现在予以特赦，恢复公民身份和权利。赵广陵，上台领取特赦证。”

劳改农场的特赦会场庄严隆重，四周插满了红旗，难得的喜气笼罩着会场，就像过年的气息。赵广陵眼眶湿润，嘴唇哆嗦，以为自己高坐在云端里。台上的领导在宣布本次特赦名单时，他不相信会有自己。他这样的战犯军阶太小，这是国家第七次赦免战犯，前六次几乎都是少将以上的军职。在他前面被宣布获得特赦的还是一个上校呢，那家伙当时就哭了，口里直呼：“毛主席万岁！人民政府万岁！”赵广陵此刻也想说点什么，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了。

松山劳改农场在押的十二名战犯全部获得特赦，让其他犯人羡慕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赵广陵那时却一次又一次地仰望松山主峰。再见了，松山，我的生死兄弟们的血衣葬地；再见了，松山！你太沉重，我背不动了。

第二天赵广陵他们被拉到保山一所废弃的学校集中学习，每人发一套簇新的蓝布中山装，两双布鞋，一百元生活费，还有医生为他们体检。政府管教干部向他们宣布相关政策：过去有单位的，回原单位安排工作，没单位的可选择留队工作，也可回家自谋职业；没有家人的政府派人送回原籍，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工作。身体有病者，可按国家公职人员报销医疗费用。从今以后，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了，无产阶级专政把你们从鬼变成了人，你们要……

特赦的战犯们心悦诚服，频频点头，百感交集，感恩戴德。“从鬼变成了人？”赵广陵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我们当了那么多年的鬼。但不管怎么说，能获得自由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他有再一次从战场上侥幸活下来的感慨。如果往身后望一望，背脊也许还会发凉。

一个月的学习时间，像个干部培训班，他们学习时事政治，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还应邀作一些报告，向革命群众忏悔自己的反革命历史，旧社会让他们从人变成了鬼，新社会如何改造他们，让他们一步一步地从鬼变成了人。他们不是讲台上的英雄，也不是批斗对象，他们是社会的“灰色”教材，既不明，也不暗，既不再是反面，也不全然正面。他们是阶级阵线泾渭分明的社会中的“新人类”。就像赵广陵在一篇学习心得中写的那样，“我们这些上错了贼船的人，共产党宽宏大量，既往不咎，让我们在年过半百后重新做人。人民政府特赦我们那一天，就是我们的新生。我们现在才刚刚满月。”

感恩是真诚的，但这个前后蹲了十几年监牢、满头秋霜般白发的“刚刚满月的新生婴儿”，眼下的难题是找不到一个温暖的怀抱。学习班结束后，其他特赦战犯都欢天喜地地被家人接走了，赵广陵第一次被捕前的那家木器生产合作社已经解散，而他的家庭早就妻离子散。“老赵，你能去哪里？”负责分管他的管教干部洪卫民问。这个小伙子新婚燕尔，其他特赦战犯都被接走了，学习班只剩下赵广陵一个人，他不把他安顿好，也回不了家。

赵广陵把手指插在灰白的头发里，抓挠了半天才说：“小洪同志，你能给我一支烟吗？”

洪卫民说：“你不是早戒烟了吗？”还是递给了他一支。

赵广陵回答说：“我还早戒了家庭生活了哩。小洪同志，特赦后我给我的前妻写过一封信，我想去她那儿。但她……现在还没有回信。”

洪卫民叫起来：“老赵，这不可以，你前妻已经是人家的老婆了。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还有个儿子。”赵广陵底气不足地说。照理讲他应该给大儿子豆芽写信，不管他现在姓什么了，他还是他的亲爹。但他一不知道豆芽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二不敢相信豆芽还会认他。这对父子，现在闹不清谁欠了谁的。

“这样吧，既然你愿意回昆明落籍，我们就先回昆明再说。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你儿子，我呢，带着公函跟当地政府接洽一下，看怎么安置你。”

赵广陵望着洪卫民，像一个要跨出大花轿的新娘那样羞涩起来，“你认为，我……我可以回……家吗？”

“老赵，你没有家了，人民政府会负责帮你安一个家。放心吧。”洪卫民胸有成竹地说。

第二天，两人成行。长途客车在崇山峻岭中的老滇缅公路上穿行。还是这条公路，三十多年前，它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数十万远征军将士在这条公路上衔枚疾走，奔赴疆场。三十多年后，他们中的一个幸存者走在了老路上。没有荣誉，没有家人，没有权势，没有财富，只有感怀。正是春天，田野碧绿，山岭苍翠。迎春花已经谢了，杜鹃花开放得正热烈。自由开放的花儿，自由觅食的牛羊，自由飞翔的鸟儿，还有车上那个终于获得自由的老流浪汉、老囚徒、老军人。他把头伸出车窗外，让清新的春风梳洗自己灰白的头发，梳洗自己满面的沧桑，梳洗自1950年以来的躲藏、掩饰、伪装、造假的破碎历史。现在他被梳洗清爽了吗？他不知道。他方发现即便是在不蹲监牢的日子里，他过的也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不过是社会上的一只过街老鼠，从不敢让自己的历史见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他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一个自由的人，应该是生活得坦荡的、有尊严的、夜半敲门心不惊的。人生应该是赢利的，而不是负债的。他枉费心机，绞尽脑汁，试图躲避强大的专政机器。但该偿还的一定要偿还，该付出的人生代价，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他唯一的成功，或许就是活下来了，终于赢得了自由。

车窗上偶尔会映照出他的脸，这是一张多么苦难而自豪的脸啊！那些经年的伤疤被自由的心情舒展开来，仿佛满脸都是乐得合不拢的嘴。这曾经英俊脱俗、青春洋溢的脸，自从被疤痕侵占，就像魔鬼留下的爪印，饕餮啃吃过的残局，泥石流冲毁过的山丘。但现在在春风拂面之下，细胞复活，毛孔开放，荒原新绿初放，万物光彩重生。前妻舒淑文说过，罗丹欣赏这样线条硬朗的脸，米开朗琪罗需要这种在苦难中浸泡了几十年的表情；李白看到这在春风里飞舞的三千丈白发，不会再哀叹“缘愁似个长”，杜甫在春天里看到这越搔越短的白头，不会再叹息“浑欲不胜簪”。因为即便是一缕白发，也在风中自由地飘洒，轻盈地舞蹈。这是多年没有过的闲适、自如、自尊、安详以及面对外部世界的问心无愧。刚才在车上，一个大妈对他说：“同志，麻烦你帮我挪一下行李架上的包。”检票的人来到他面前，也说：“同志，你的票。”让他听得心尖尖都被温暖了。赵广陵，你现在跟大家一样，是革命同志了。你不再是他们的敌人，不再是他们的批斗对象，不再是革命阵营的对立面。同志啊同志，从孙中山先生的时代起，志同道合的人们就在为一个崭新的中国努力，但不是每一个爱自己国家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同志。

长途车在翻越一个大坡时抛锚了，天已向晚。司机说怕是要明天才能走了，要等单位派人来修。旅客同志们万水千山只等闲，各自去找投宿地吧。洪卫民是个不怎么出门的后生，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赵广陵提议说，前面十几里有个大驿站，过去曾经是美国人的一处空军基地，很热闹的。想必那里现在应该还有住宿的地方。洪卫民睁大了眼睛，老赵，你关糊涂了吧，我们云南哪来美国鬼子？他们从没有打过鸭绿江呢。赵广陵说，我说的是飞虎队的基地。洪卫民又问：飞虎队是干什么的？打老虎的？赵广陵暗自叹一口气，洪卫民这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后生，是不知道过去的一代。

1944年赵广陵的部队开赴松山前线时，曾经在这个基地补充过弹药和装备，他还记得他们借宿的一户人家的老大爹说，有个美国佬绰号“左轮手枪”，和村庄里的一个姑娘搞上了。美军宪兵把“左轮手枪”铐了要送军事法庭，但那个姑娘的父亲带着她去见基地的最高指挥官，让他们把自己女儿带走。你们铐走了男人，我家姑娘就吊脖子了。美国人还真不含糊，隔天就在基地里为两人举行了婚礼。

赵广陵津津乐道地讲这个故事时，洪卫民用怜惜的眼光看着他说：“老赵，念你是个老好人，又刚刚是特赦的战犯。要是一个月前你造这些谣，要加刑的。美帝国主义嘛，歪戴帽子斜穿衣，一定不是好东西，嘴里嚼着口香糖，欺男霸女丧天良。哪有你说得那么好？你回去还要加强学习啊。”

赵广陵吸了口凉气，真是得意忘形了。你即便走在布满回忆的老路上，还要装着遗忘得一干二净，你即便已经是特赦战犯，仍然要——“加强学习”。不然这个时代随时可以不再把你当同志。过去的人和事，还是人生中的地雷，不定哪天又触雷了。

不过，彻底粉碎了赵广陵回忆的却是无情的现实，那个当年的美军基地已经荡然无存。往昔热闹非凡的客栈、酒吧、咖啡馆、茶肆酒楼、军官宿舍、兵营都不见了踪影。飞虎队的跑道也成了麦田。只有几幢歪歪斜斜的破旧房屋，以及旷野里已变成一丛丛荒冢似的飞机窝，让赵广陵跟过去的回忆还依稀衔接得上。一座曾经繁华喧嚣的小镇，就像被美国人的飞机运走了一样。洪卫民有些得意地问：老赵，你刚才在瞎编吧？赵广陵一个劲儿地点头，是是是，是我道听途说的反动宣传。我再不敢造谣了。天已经黑尽，他们只得敲开一户人家，主人用警惕的眼光审视了他们一通，好在洪卫民有劳改农场的公函和人民警察的介绍信，主人便把他们带到生产队的队部，在火塘边对付了一夜。

那个夜晚赵广陵几乎一夜未眠。明天就到昆明了，他将如何走向舒淑文呢？这可不像一个逃学的孩子回家面对家长那样简单。八年多了，自从签下离婚协议书后，他再没有舒淑文的一点音信。尽管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但在牢房里他梦见最多的人仍然是舒淑文，在梦里看见她在厨房里操劳，看见她从院子外走进家门，看见她坐在他的对面纳鞋底，还看见自己和她做爱，在被窝里翻滚。他的春梦中性爱的对象永远只有舒淑文，这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在他精力还旺盛的年月，在下身胀痒难挡的寂寞黑暗中，他脑海里幻化出妻子的容颜、身躯，只能用自慰来抚平内心深处的思念和焦灼。那种时候，他既羞愧又幸福，既痛苦又欢悦，就像一个尚有良知的男人成功偷情。他的前半生见过的美丽女子不算少，但舒淑文在他心目中永远雄踞在喜马拉雅之巅。常娟是初恋的女神，他早就把她供在爱情的香案上了；舒菲菲是白日梦里的封面女郎，是永远从舞台上走不下来的明星；而第一个妻子卢小梅就像一出悲剧中苦命的丫鬟，还没来得及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就悲惨地香消玉殒了。唯有舒淑文是相濡以沫、耳鬓厮磨的妻子，是孩子们的母亲，是苦难中与他同舟共济过的女人。因此当他面临到哪里安家的选择时，不是他头脑发热、自作多情地想回到舒淑文身边，也不是因为还有一个易姓了的儿子或许可以依托，更不是想看一看前妻的那张脸，读一读她的眼神，看它还能否映照出他们的过去。他只是想坦坦荡荡地站在前妻的面前，自豪地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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