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陵作为留队人员回到家里时,有些像一个战败归来的将军,面对一支残破不堪的队伍。妻子舒淑文面带菜色,三个儿子一个牵着一个的手躲在他们的母亲后面,如母鸡翼下的一群小鸡。赵广陵放下背上的包袱,蹲下去,把孩子们一一搂抱。但这群小鸡身子在父亲怀里,脸却都扭向一边。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的豆荚还吓哭了。舒淑文在偷偷抹眼泪,赵广陵却开心地笑了。他从包袱里捧出一把花生来,说:“来来来,小兵们,看爸爸给你们带了什么好吃的。”
留队人员是监狱里一个小小的特殊群体。他们不是犯人,但也不是完全的自由身;他们在劳改农场和犯人一起劳动,又拥有一个工人或技术人员应享有的报酬,有的甚至比监狱里刚参加工作的警察收入还高,比如赵广陵这样的二级技工。他可以在劳改农场里自由走动、干活累了时站在太阳下舒服地抽一支烟,但必须定期向管教干部汇报思想。他不住牢房了,住职工集体宿舍,晚上想几点熄灯就几点睡觉,但随时在监控之下。理论上说他有公民权,但却是打了折扣的。他之所以能留队,一是因为他有技术,监狱农场用得着,二是司法机关对他这样的人还是不放心。简言之,他是放出笼子的鸟儿,却不得不在鸟笼里觅食。他已不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处在最令人尴尬的夹层。赵广陵并不在意这个身份,他为自己在困难年代没有让家里人饿肚子而自豪。妻子舒淑文对外人说,我男人是技术员呢;孩子们对同学们说,我爸爸在郊区上班呢。但究竟在哪个单位上班,则是羞于启齿的。
六○年大饥荒的阴影犹存。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似乎也比饥饿的乡村好不了多少。赵广陵的农场却像天堂一样,因为至少那里的人们还吃得饱饭,还有城里人久违了的土特产。赵广陵每周可以回家一次过家庭生活,这个时候他就是家里的“送粮队长”。他总会带回一些花生板栗啦、豌豆胡豆啦、蔬菜瓜果什么的。许多人家在吃一种叫“小球藻”的东西,用谷糠掺到米饭里,但赵家不用。赵广陵一回到家里,他的三个小兵已经排好了队等候在门边。父亲的背包里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过。
在赵广陵孤独的一生中,那是几年最为幸福的家庭生活时光。人们的生活慢慢在回归秩序,钢铁不炼了,右派们成批地摘帽了,连陆杰尧这样的大右派都摘帽出去了,内战中的大战犯也大赦了几批。国家好像不折腾了,在休养生息中。赵广陵每个周末晚上八九点左右到家,周日晚上八点以前按时归队。回到家里他拼命做家务,拼命和妻子做爱。他们能吃饱肚子,夫妻俩又都正当壮年,尤其是舒淑文,正是饱满成熟的少妇,丈夫在监狱的那几年把她也憋得够呛。在周末的被窝里常常像一匹发情的母马。她曾伏在赵广陵的耳朵边说,蹲过监狱的男人才是世上最好的男人哩,做事有股狠劲儿。不过有一次两人行事不小心,把舒淑文的肚子又搞大了,赵广陵说,说不定是我们的豆秧转世投胎呢,我们把她生下来。但舒淑文当机立断地去把孩子做掉了。她怨气冲天地对赵广陵说,我再也养不活一个小反革命了。造孽啊,让他重新投胎去一个历史清白的人家吧。赵广陵那时唯有叹气。虽然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但一个有历史旧债的劳动者的精子在女人子宫里沉浮时,就已经染上历史反革命的黑颜色了。
赵豆芽已经长成一个半大小子,开始用一个少年的眼光审视眼前的社会,审视他的父亲。对他们这种家庭的孩子来说,自卑是随着年龄一起长大的。别的孩子可以穿打补丁的衣服,赵豆芽穿着补丁衣服就特别自卑;别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的工作时,哪怕是随口一说,赵豆芽便会感觉到是在说他父亲还在劳改且没有革命工作。独特的环境造就了他天生的敏感,敏感到人家呵斥一条流浪狗,他也会认为是在骂自己;敏感到看见别的孩子骑在父亲的脖子上,他就会扭过头去偷偷抹眼泪。终于在有一天,一个颇受学生尊敬的老师在批评赵豆芽同学时说,你这样的学生,怎么像你爹一样教育不好。赵豆芽反手就给了老师一巴掌。这让他差点没被学校开除,是舒淑文在学校哭诉赔罪了半天,才没让他就此辍学。但这个孩子从此就被打入另册了,不仅同学们不喜欢他,老师们也不待见。
绝对不做他爹那样的人,这是赵豆芽从童年时就定下的人生目标。赵广陵出狱后,发现三个孩子都性格古怪,离群索居,要么总躲着他,要么总在他的背后用畏惧的眼光盯着他——还不仅仅是厌恶。舒淑文宽慰他说,这是因为你常不在家的缘故,你该和孩子们多亲热亲热。有一天赵广陵听豆荚和他哥说,隔壁白大嘴家的几个孩子去金碧路上的“重庆冷饮店”吃冰,还吃一种雪一样的糕点。豆荚问,不晓得雪做的糕点管不管饿,香不香?赵广陵看到了豆芽眼睛里神往的目光。昆明夏天有时都还要穿件薄毛衣,吃冷饮无疑是那个年代的时尚。第二个星期天下午,赵广陵忽然对三个孩子说,走,我们去街上吃冷饮。豆荚用兴奋的眼光看着他爹,再看看他哥;而豆芽却把头扭到一边,仿佛没有听到他爹的话。赵广陵只得抱起豆荚,又去牵豆角。回头故意问豆芽,你去不去?豆芽犹豫了一下,还是低着头跟出来了。
在冷饮店,赵广陵找了个最靠里的位置,赵豆芽却要坐正对着大门的那张桌子,仿佛是要一个城市的人都看得到他们在吃冷饮。赵广陵为兄弟仨各要了一份冰激凌和加冰块的橘子水,自己只要了一份柠檬水。还说雪糕我们等会儿带在路上吃,一边走路一边吃雪糕,那才叫威风、阔气,对吧?我们还要给你们的妈妈买一条带回去。豆荚毕竟年龄小,吃得小嘴“嘶嘶”响,一会儿问冰是怎么做成的,一会儿又问雪糕里有没有天上的雪。赵豆芽的心思并不在冷饮上,眼睛老往店外的大街上瞅。赵广陵心里酸酸的,这三兄弟从没有下过馆子,没有出过昆明城。刚才豆荚问重庆大不大,是不是很热闹?院子里刘四娃的爸爸去重庆出差,带回了一种米花糖,好吃得不得了。老二豆角争论道,不是米花糖,是花生糖。那里面的花生是甜花生,不是爸爸带回来的那种生花生。爸爸你去过重庆吗?你吃过花生糖吗?赵广陵苦涩地笑笑,摇摇头。他看到了豆芽眼睛里鄙夷的目光,那时他太想说,小子,别以为老子没见过大世面,你爸爸当年在重庆的时候……
父子四个风风光光吃了一顿冷饮后,第二周家里就捉襟见肘了。本来也不至于那么艰难,只是因为冬季到了,孩子们都要添换季的衣裳。都在长身子的阶段,尤其是豆芽,裤脚仿佛永远在脚腕上面晃荡,衣襟下摆年年遮不住肚脐。往年家里都是老二拣老大穿不了的,老三又拣老二剩下的。舒淑文总有办法拆拆补补,以旧换新。但这一年豆角闹着要一件绒衣,豆芽则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要一双回力球鞋。舒淑文狠狠心,都答应了。其结果便是,家里连续两周没有见油荤。
第三周是冬至,农场杀猪,监狱里的干部职工和留队人员每人可分得一份红烧肉。赵广陵跟自己的两个徒弟商量说,这次你们的那一份都让给我,下次我还你们。家里孩子做梦都在吃肉。到周六晚上,赵广陵兴冲冲地在家人面前打开满满一搪瓷缸红烧肉,就像打开基督山伯爵的藏宝洞。士兵们,站好队,我们打牙祭了。他自豪地宣布。
那是一个赵广陵夫妇终身也难以释怀的夜晚。昏暗的白炽灯下,豆芽站在桌子边,豆角和豆荚坐在桌子上——为什么要让他们坐在桌子上,夫妇俩也是一辈子没有想明白。赵广陵一手持搪瓷缸,一手拿一把小勺,一勺一坨红烧肉,从最小的弟弟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轮番喂。他还带回来一摞饼子,那也是他攒了将近一周的,有些饼子已经干硬了,舒淑文在一边将它们一块块掰下来,蘸红烧肉的肉汁再喂进孩子们嘴里。夫妻俩你喂一口,我喂一嘴,仿佛要偿还什么似的。孩子们吃得吧唧吧唧响,满嘴都是油。幸福布满饥饿的脸,温暖盈满陋室。到搪瓷缸里的红烧肉都快要见底时,舒淑文说,行了吧,明天再吃。可赵广陵看看几个孩子永远塞不满的嘴,落在红烧肉上挪不开的眼神。就说,吃吧吃吧,让他们吃痛快。
痛快和痛苦其实只是一纸之隔。凌晨一点左右,夫妇俩还在行房事,隔壁孩子们的房间里就传来哎哟连天的叫唤。三个孩子在床上滚作一团,豆荚更是吐了一地。快送医院啊赵哥!舒淑文尖声高叫起来。赵广陵抱老二背老大,舒淑文背老三。没有公共汽车了,两人在寂静的街道上狂奔,一刻钟后舒淑文就累得趴在地上。她捶打着街道上冰凉的地板,哭喊道:
“赵哥啊,我跑不动了!老三怕是不行啦,你先背他去医院……你快快跑啊!”
那个夜晚有很好的月亮,月光惨白如城市的裹尸布。舒淑文跌跌撞撞跑到医院时,老三豆荚已经盖在一块白布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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