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附录 黄膺白先生家传（第1页）

先生姓黄氏，讳郛，字膺白；浙江杭县人。生于绍兴之百官镇。初名绍麟，号昭甫。在乡里读书有神童之目，塾师别字之曰天生。先世自安徽休宁迁居松江之华亭，累代读书。高祖思孝字静斋，以布业为邑中巨富。曾祖镛字竹西，益治田宅，殖产至浙江嘉兴县治，性豪爽，急人之急，子女多与浙人联姻：有女适余杭章氏，太炎先生炳麟之祖母也；子曰如琛字蕴山，为先生祖父，喜鸳湖秀丽，筑室于邑之南门报忠埭，好宾客，以楠木为厅，号容百席，太平天国时据为公馆，后分为邑人盛姓及陶勤肃公住宅。如琛子文治字友樵，娶嘉兴陆氏，生四子，先生其季也。黄氏数世赡裕，友樵公性谦谨，读书不治生产，少时遇洪杨之乱，为乱军所掳，间道至百官依族叔以居，遂家百官；自是家道中落，尽失嘉兴之产，后以州县候补于浙，殁于杭垣，素与杨古韫、张璧泉诸公交好，皆松人之宦于浙者，杨公名葆光，诗画并称于世，与亦云外王父家有旧，以故幼时习闻之。友樵公之殁，先生甫七岁，诸兄皆未成业，陆太夫人携孤扶柩返松江原籍卜葬，不果，乃自百官移家杭州，内外无倚，历忧困，安拮据，而课先生以严厉。家贫，无力延师，送至同善堂读书，地方善团所设义塾也。岁惟三节出省母。陆太夫人尝训之曰：某人修行久，将得道，佛来试焉，初为勐虎，须爪拂面不惊；继为元宝，灿然在手不顾；最后为美人，窈窕在侧不动；三夕，佛曰可矣！挈之登天，夫为人皆当如是也。年十七，补钱塘县学生。民国后，钱塘与仁和合称杭县，故为杭县人。府试时，与同县汪君受知于杭州知府侯官林迪臣公棨，欲召至府署读书，而家无长者可通白，且须课徒助家计，乃由汪君独应召。逾年得汪君书，言正习所谓笔算数学者，大奇，购一部，废寝馈毕之；复借《代数备旨》《形学》两书。得其究竟，以是于数学独具心得，盖初步数学出于自通也。

杭州多名贤遗迹，岳武穆墓尤刺激人心，为先生幼时常游处。尝谓于武穆事所感最深者，为岳云之从死，宋室偏安如累卵，不堪有如伍员者因复仇而损国本，不如父子同沉沦地下，使陷之者无所用其顾虑也。戊戌（一八九八）而后，维新论盛起。一日读梁启超先生《尚武论》，忽有所感，毅然有投笔之志。逾年，浙江武备学堂招考，遂改今名往应考。以第一人录取。明年复以第一人派赴日本留学，以性喜数学故，习军事测量。与同学约：凡一省有同学三人者，分习测量系之地形、三角、制图三科为一组，不得则要邻省合计之；以他日返国，每区有同学一组，可分工合作成地图一，至中国人自测自制一完备之全国大舆图止。留学七年，屡得最优成绩。毕业于地形科。时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合革命各小团体为同盟会，先生加入为同盟会会员。物色四方同志，浙江军人之加入，多所介绍。复以陆军学生须归国领兵入伍，为实际工作，乃合同志中之尤坚贞者，得二十五人，号曰丈夫团。以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相砥砺。其后辛亥光复，南北各省发难及主持人物，丈夫团几居大半。与国民政府主席奉化蒋公，发刊《武学杂志》于东京，阐革命主义，论军人职志。又时应国内外报章杂志之约撰稿。凡署名曰明耻曰哭远者皆先生也。日俄之战，日本以新造岛国，一战而胜；旅顺一役，实其关键。日人樱井忠温着《旅顺实战记》一书，名曰肉弹，各国均有传译，先生译为中文，以为此何地也而有此战，国人所宜伤心惕励者也。归国，供职北京军咨府，筹办军事官报。在首都作中心运用，乃先生夙所自许于同志间者。辛亥武昌起义，急与曾可楼先生昭文、李晓垣先生书城出京南下，皆丈夫团同志。上海光复，数日，无统一组织，众纷纷不待号令，指挥不一。时南京第九镇举义不成，武汉孤危，全局岌岌；革命党人与地方绅士集议于上海城内海防厅，久之未得要领，先生自众中出，指陈大势，决定组织都督府，推吴兴陈英士先生其美为沪军都督；大计遂定，众有所适从。英士先生者，久在上海策动革命，曾只身入制造局，欲以不战之说动清吏，免地方糜烂，为清吏所拘禁。先生闻之，计用军咨府执照，入局营救。及民军攻制造局，清吏潜遁，英士先生出，首问同志安否。其仁与勇为先生所心折者也。于是众复推先生为参谋长，自练陆军一师，即后之陆军第二十三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誓师北伐。大总统孙公以先生兼兵站总监。

上海为革命军第一重镇，武汉恃以呼应，南京用为后援，而各省军事、交通、外交、经济、舆论之总枢纽也。抚辑调度之烦，倍于他省。论辛亥革命成败关键，在南京之克复。南京克复，浙军实最称劲旅；所以维护支持而成其功者，沪军都督陈英士先生与先生，皆浙人也。先生日往来于南京上海间，尝增设沪宁路夜车以资休息；今京沪路之有夜车因先生始。清帝退位，孙大总统解职，沪军都督府取消，京沪善后事宜归江苏都督办理，先生转任为江苏都督府参谋长，责在清理北伐军队之在津浦线一带者。特先自动解散其所领陆军第二十三师为天下倡，以次整理遣送其他各军。数月而革命后复员之功，迅速毕事，匕鬯无惊。二十三师将领多一时俊杰，其后辅佐元首，参预大计，当军国之任者，颇有人焉，此亦非常之遇合也。卸职后，奉令出国考察军事。未成行而宋教仁先生被刺案起，二次革命猝发。宋案初起，在密电中稔知主谋者袁氏。暗杀政敌之举，出于在位总统，岂革命同志所逆料？于是有谓宜诉之法律者；有谓必须用武力者；先生正在京办理交代及出洋手续，得电遄归。视察所得：以为革命党既以政权让袁世凯，诸领袖已相继离要职，以共和缔造艰难言，以革命党当时实力言，国家不堪有内战，战亦未必遂胜，主慎重之说。既而决议起事，义与同志共进退；事败袁政府下令通缉。其第一纸悬赏缉拿黄兴、陈其美、李书城及先生四人，令曰：不论生死，一体给赏。乃亡命日本。同志既集东京，有拟继续为倒袁活动者；有拟暂时为学术政见之表现者；先生以零碎工作无裨大局，徒折志士，于国家团体俱不利。迨英士先生有大连之行，尼之不可，乃留书达己见，匆匆离日本而赴南洋。盖当时有奔走者传东三省地方有人可用，先生不以为然，且识奔走者之妄也。居南洋一年，将赴欧洲，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起，道梗，遂折向美国。自是一意研究世界大势，对本国政治，常保持独见与特行，不随众同可否。终其身，除同盟会外，未尝入何党系焉。

洪宪称帝，由美返国，参与浙江加入护国军之举。事定，移家天津，读书著述。先后五年，不问南北政事，不与当道往还。最敬慕者严范孙先生修，屡从其请，为众演讲；常过从者张敬舆先生绍曾，因其介，多识北方思想开明之军人。民国七、八两年（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及《战后之世界》两书，欲以世界新趋势新潮流启发国人，资为警惕。尤痛心疾首于内争，以为民国以来屡失自强之机，其因皆在于内争，“万恶之内争也”一语，在两书中不厌三致意焉。大战告终，赴欧美考察战后经济。华盛顿军缩会议及太平洋会议初发起，在美草华会发起之内容及其趋势一篇。政府电聘为赴美代表团顾问。兹行见战后各国经济凋敝情形；美国不批准《凡尔赛和约》情形；以及中日关系之愈不可解，将成为世界问题情形；欲大声疾呼，促国人之觉悟而无从，乃再度置身实际政治，期以非常机缘，促进统一。入张绍曾先生内阁为外交总长，颜惠庆先生等两内阁为教育总长。并应蔡元培先生之约，为北京大学学生军讲军制学；应范源廉先生之约，在师范大学史地研究系授国际政治；应冯玉祥先生之约，为其参谋将士解释国际及国家大势。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国民军之役，破北洋军阀递嬗专政之势，结清室残余未了之局，使革命势力骤伸于北方；发难者冯玉祥先生，而先生实以孤身当枢纽之任。方国民军自古北口班师之日，先生正在教育部总长任，先以密电致冯先生曰“吾侪立志救国，端在此时”；得复电谓“来电遍示同人，众意佥同，准于某日班师”。盖事机取决于先生，以在京稔知内外形势故；临时始宣示于福斯，以必须严守上下秘密故，皆冯先生所预约也。先生当日迎之于高丽营，夜半席地改草国民军通电。嗣以内阁摄政。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以故宫为博物院。下整饬风纪严肃官规之令。西南革命同志，相率北来。气象之盛，仿佛民元。而军人有拥戴段祺瑞出任执政之举，中山先生旋又病殁故都，遂辞本兼各职，移家天津。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国民革命军自两广进抵武汉，总司令蒋公邀商进行大计，以沪上为中国经济重心，属先往密为布置。京沪底定，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蒋公为实现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大上海计划，令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再辞不获。受命自拟特别市组织条例，起草者初定为市长集权制，先生以上海密迩首都，政治性多于地方性，市长或将视中央政局以为进退，非各局分权，无以固基础而利建设，决改为各局分权制。多级而总揽，夙为先生对政制主张，特别市组织无先例，盖试寓其义于此矣。规模初具，而蒋公以事去职，遂同时引退。迨蒋公再起，受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十七年（一九二八）五月，国民革命军北伐由苏入鲁，蒋公电约至徐州会谈。抵埠而蒋公以军事前行。次日，济南下，遂晤蒋公于济南。日军滋事，致酿五三惨案，民情奋激。先生以北伐正在中途，统一功亏一篑，力主迅速制止当地乱事，绕道完成北伐，忍小愤以就大谋，使蓄意酿乱者寻衅不成。事毕引咎辞职，于事实是非毁誉，不以一言自见。挈眷入莫干山，颜所居曰白云山馆；出则竹杖芒鞋，入则左图右史，常经岁不下山。自十七年至二十年（一九三一），屡辞征召。于国事有所献替，则以书交便友转递，尽意而止，不问去取。尝自以孩提失怙，赖社会扶植，始克读书受业，矢以受之社会者报之社会，斥资在山麓庾村，筹设乡村义务学校，曰莫干小学，为改进附近农村之先着。时统一甫告成功，而内战又起。战事激烈，甚于曩昔，乃于事定之始，作祈祷和平一文，同日遍登上海各报为社论，胪举国力耗于内争，建设因以停顿，同类相残，胜亦不武之义，期朝野之觉悟，事在十九年（一九三〇）冬。共产军久踞江西，而日本少壮军人亟于思逞，密请中央注意东三省大吏，勿使逗留关内，生后顾之忧，事在二十年春。

九一八沈阳变起，继之以凇沪之战、长城之战。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准备未成，屡战不利；诉之国际联盟，则空言制裁，益触野心者之忌。反侧之徒，习于政争，不明大义，群集平津。伪组织之酝酿，甚嚣尘上。政府不得已，定安内而后攘外之策；事实必须有暂时之缓和，乃于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五月，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北平、青岛两特别市，以先生为委员长。受命之日，日军迫通州，距北平数十里。爱先生者劝由南京绕道南昌，与蒋公面商机宜，然后北上，则不出一星期，平津运命已决，而责不在先生。先生以既经受命，华北存亡，在于一身，义无返顾，星夜北行。五月十七日抵平。时先生离平已八年，人事既尽变更，日本人中亦无旧识者。十八、十九两日，日机时在平空示威。二十日晨正欲设法与日本某武官会晤，适其时一青年枪伤日兵营哨兵，会晤事遂中变，日队长且携武装卫兵直冲新华门责问。新华门者旧总统府，时军分会何部长应钦驻其中居仁堂，先生居其中丰泽园。是日晚十一时，平市长报告本晚有便衣队暴动消息，乃辗转传卫戍司令部妥为防止。二十一日，在军分会开军事会议，各路总指挥长官咸集，会商良久，只能以各尽最后之努力为结论。日方复以《辛丑条约》为名，向北平东交民巷增兵。傍晚，东北两战线均告急。大势岌岌，众彷徨将弃而去之矣。正焦虑谋万一之挽救，晚十一时接行政院电令：除不承认伪满洲国外，其他条件，皆可磋商。先生再至军分会，遇黄季宽先生绍竑，乃告以亟须与日人谈判，未返前请勿离去，即只身出与日方折冲。至二十二日天明，始拟就《塘沽协定》草案，晨六时返寓，以谈判经过告诸同人。乃亲拟电呈政府核示。一日一夜，仅得在书房小塌假寐片刻耳。五月三十一日，政府派员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日军撤至长城线。逾月，亦云至平，见先生形容枯藁，颜色憔悴，爱国者望治过切，不谅环境；掣肘者乘间中伤，正气难伸。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谋我者野心未已，更无论矣。每接应终日，至中夜尚须阅案牍，将日间重要交涉，自草电文呈政府。惧其力不能久支，劝曰：“此行冒险而来，为国家故，忍辱负重；今烽火既熄，曷飘然辞去，以后事付之后人，还我山居，塞悠悠者之口。”先生谓：“停战岂得已事？华北艰险未艾也。昔时腹地，今为边疆，一不慎，随处燎原，自首都南迁，平津久为北方霸权出入所，中央政令难及，嗣今治权之内属、地方之整理、人心之振起、生计之培养，皆救国急务，欲免政府北顾之忧，必尽力至告一段落乃止。”

初，是年四月，先生应召赴赣讨论北行时，政府之意，拟并党务、政治、军事于一以利指挥。先生以身不在党，于军事久隔膜，谢不能。又令自兼一省或一市，以资伸缩；亦不欲。故最初政整会组织，为财务、政务、秘书三处，大抵从前北平各政治组织之旧也。先生就职伊始，以财政必须中央统一，则军事政治可免割据；即将华北财政划归财政部。亦不愿干涉各省市行政，迁改财务、政务两处为调查处、参议厅、建设讨论会，由执行机关而为设计指导机关，先生所自画其范围，而务切于实际者也。华北五省两市中，惟北平市及北宁路局两长，出自先生推举。一二年间，平市既整顿市容，厉行禁毒有成；北宁路局所解铁道部之款，一时为全国各路冠。先生方竭力以成部属奉公之忠，不有一毫尾闾安插之方便也。闽省人民政府之变，不惜以外援为后盾，南北俱奔走酝酿。有来说先生者，先生竭爱国爱人之诚，用釜底抽薪之策，旬日之间，动以利害，制其机先，阴弭分崩之患。当事急时，其自矢之忠贞，对人之坦白，解释国家与个人前途利害之殷勤恳切，退食时往往与家人觌面若无睹，相对不一言，必欲尽至诚使来者了然于向背之影响，心悦而后已。尝谓对本国人总好说话，虽吃力不觉苦；惟本国人屡屡不识大体，直令人伤心，终叹息二十余年不有内争，何来外患？涓埃之力，从事搪塞，无裨国家。其后日本既少信义，交涉层出不穷；官吏狃于故常，痛定不复思痛；社会恃虚娇之气，空言张目；先生周旋其间，转移无力。在职两年余，忍难言之痛，未尝一日稍伸其意。屡病，羸日甚，政府初给假养疴。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始明令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春夏，卧病莫干山；秋八月病亟，返沪入宏恩医院，医者断为肝癌症，十二月六日晨九时半殁于寓，年五十七岁。方先生病时，蒋公在粤，日以电来问疾，亦云日以实报。蒋公返沪，至医院，坐久之，从容告先生以政治近状，且谓所准备已达半程，再一二年者，国家事当有把握。其后先生告亦云曰：我曩者每健谈，今日蒋先生不令我多言，所喜者国家兴复可期，我死亦无憾，何况于病？呜呼！先生盖不自知其病之不治也。蒋公设辞以为最后之慰藉，是知先生之病且知先生之心者也。先生临终，值百灵庙小捷。半昏迷中皆指挥军事之语。张岳军先生群在榻旁高声曰：“弟等当继兄志为之不怠。”呜呼！先生既自竭其力矣，有责者又如此其慰先生也，先生宜不复有余憾也。

先生初娶于吴，继娶亦云，无子，女熙文、熙治，熙文适江阴沈璇。亦云承命保存文稿，继续其乡村教育事业。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先生于莫干山麓庾村。亲友会葬者数百人。简丧速葬，谨辞国家荣典，不以无益耗有用，不以个人累众生，皆守平日遗意。

先生宅心纯洁，于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用之则行，行无所瞻顾，舍之则蔽，藏无所悔忧。生平言行一贯，不依流俗浮沉。读史慕管仲诸葛：以为善因祸以为福，转败以为功，庶几政治家之手腕；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庶几政治家之胸怀。在朝在野，无不兢兢业业，以守法为荣。所经职务，未尝快一时之意，贻不了于后人，留国家之隐患。无事之日，视城市如传舍，以山林为故人。不置身任何公私营业，不插手任何公共机关。尝言为人须独往独来，拿得起，放得下，庶几免于世之所谓土劣也。一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而选士拔才，不求附己，倾心用人，必成其功而分其过。失意者为纵横捭阖之论，务令在大端远处着想，怅惘而来，平心而去。排难解纷于无形，辄为大慰，不求知不求谅也。严族类之戒、大夫无私交之义。举世以为“日本通”，而与日本人不接私人杯酒之欢，对中日间经济文化事业，从不生义务权利关系。议论终朝，不出百年大计之外。故虽邻国之人，亦贤者敬而不肖者惮焉。所办莫干小学，规划悉出躬裁，朋友笑之曰：“以君之力，曷不办一大学？故人岂不乐成之！”曰：“此我个人之心也，当以个人之力偿之，办小学则我力所及，不烦朋友也。”学校筹备时，拟名未得，有请用先生夫妇名白云者，笑以为不可。规模既定，事权悉专诸执事。所居在望，而不相顾问，有疑难始为解决。生平作事类如此，不以公私大小而异也。居家恂恂，除卷烟外无嗜好。喜山，喜读书，喜建筑。自平而津而沪而乡，每至一地必置宅，去一地即售其居；二十余年常自有其所居，然亦不令有余屋烦经营。晚岁移建筑之趣于山中：为山馆、为学校、为藏书楼、为农村改进会，悉化私以为公，不因玩物而丧志。

方亦云之与先生成婚姻也，先生既缕语其家世，复述所怀抱志向相切劘。亦云亦以庭训所得，举历史上砥柱中流转捩大局之志士仁人，世所难能而可贵者，相钦慕相期许。一日，游焦山，俯仰兴亡，不觉率意议论古今人物；先生忽跃然从座起曰：他年我之传记，必托之君。二十五年，不幸竟成谶语。顾先生一生，既不屑措意身后事，更未尝准备身后名。斯言也，殆自悬其行事之鹄，而责亦云以相成也。亦云维先生早年革命，事多秘密；中经艰险，文字随得随毁；晚岁一意国家之急，不以言语自见；盖可以言传之史料，不得事实之什一。先生丧后百日，朋旧有纪念之文，各述公私相与经过，事虽片段，语皆可征，第一辑六十四编，名“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亦云為之序，中有曰：回念先生在世，性刚而以忍为德，善言而以默为辩，智足而不用多谋，见从迂远，行在切近。不废极新之学，而守极旧之义。与人交落落，不为利害之说，而简率易与，终始如一。爱国情绪热烈，而不耐周旋政治，其进也难，故出处常不得已；其退也易，故努力只限于枢纽，而成败须俟乎后人，综其一生，盖常在矛盾之中，其心迹之苦、行事之难，而不为世人所共谅焉，宜也。呜呼！士君子处非常之世，忧国居天下先，然言则违众，行辄块然，无济于时，赍志以殁者多矣，宁独先生为可哀耶？

先生逝世未周年，而中日战起，遗稿谨藏密处，知交散在他乡，征信难全，长编之作不可期；且寇深势急，文章其何为者？众方宛转于焦土，岂得从容论往者事。先生而生，决不许我。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秋，欧战爆发。三十年（一九四一）冬英美参加对日战争。于是全局胜败更可睹。亦云之所以拳拳于国家之危急，耿耿于人心之不定者，亦既竭其绵力而尽其苦志矣。乃于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春，始自草半生杂记，其间二十五年一篇，往往涉及先生出处大节，然断简零篇，仅后死者以为追思缅想而已。岁月不居，距先生之殁瞬十载，烽火未息，山中学校及所存一生仅有之遗物，一再被劫，至本年春而弦歌中辍，器物尽空。所谓谨藏者，岂可终保耶？人事不可知，宿诺其将谁诿？爰略具行谊始末，为后之论史事者考焉。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夏七月黄沈亦云谨撰

先生家传既成后四旬，实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之十日，日本降讯传至沪上，十五日，吾蒋主席在重庆向国内外广播其事。九月二日，日本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至美国军舰密苏里，向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签订降书。四日，蒋主席作胜利广播。九日，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正式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之降。

溯昔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五月三十一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代表吾国者：北平军分会何代委员长应钦所派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代表日本者：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十二年中，人物依然，荣辱易位。倘所谓天道循环，物极必反者非耶？抑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成败洵非偶然耶？呜呼！人类而不有大仁大勇之心，克己以解古今报复之结，徼天之惠而不战兢惶悚，懔然以前车为戒者，则后之视今，能不如今之视昔耶？可不惧哉！

亦云尝与先生同遭国难，不得分其劳、慰其志，抱终天之恨兼人之愤久矣；睹兹日月重光，河山还旧，喜极欲狂。念先生未与胜利之盛，谨于是日具瓣香清茗以告在天之灵，系辞以代告文曰：

百灵小捷不足数，一路二路断续吐，是君最后呻吟语。王师毕竟定中原，家祭今朝君知否？百千万亿成仁赴义之国殇，与夫虽不阵亡而实战死之忠魂，当与君徘徊乎太空，而乐视斯民之鼓舞！一杯酹向阶前圃，昔日租界今国土。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九月九日亦云又记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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