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知我者,二三子。
这辛稼轩词句,我拿来安慰膺白,勉励自己。我二人和女儿熙治,亦就是在山的二三子。我生长河滨,爱水不爱山,为膺白故,我迁就他。我们与莫干山成生死之交,一家三口,走遍山上可走的路,认识每一个同时的人。提起“五百〇九号”或“黄部先生”,附近的人无有不知,而且带点亲切感愿意做朋友。黄部先生是许多山中朋友给膺白的名称,他们不知道什么部长不部长。
浙江多佳山水,然莫干山既不秀丽,亦不雄壮。我们到莫干山是偶然的事,非经选择,而莫干山占了我们各人一生很大地位,很久时间。熙治还在小学年龄,我自课其读书,她没有同辈作伴,非常孤单。膺白在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秋病重,从莫干山到沪进医院,旋即去世。我则在一九五〇年,等候我们莫干农村工作同仁年假到沪,商量我是否应该离去,而后决定出国。莫干山占我一生最好时间,从我卅五岁到五十五岁;亦占我和膺白夫妇生活最后一段,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到廿五年。在此地,盛暑严寒,风天雾季,殷勤晨夕;在此地,尽忠补过,得理安心,孜孜岁年;此地给我的记忆太深。有人以为我们享“高蹈隐居”清福,我们是很寂寞的;有人以为我们有“离群索居”怪癖,我们是始终热情的。抗战前后,我已孤身,为它锲而不舍。一九五〇年,人劝我尚有可为,我为它掉首远行。我的行和止,丝毫不敢先为自己打算,念兹在兹为莫干,迄今莫干山的人和事,云树依稀萦我梦寐。
关于莫干山我要写前后两章。前章即本章,我先述匆促到山经过,和立愿在此为农村工作情形。后章则在抗战后,如何谋复兴这些工作,俟下文再见。
民国十七年的五月底,膺白辞去外交部长本兼各职。如此,一般人更觉得济南惨案责有攸归,他无论如何愿为国家受过分忧,他究竟受了委屈。正在“彷徨不知所之”之际,他的总角交徐青甫先生已从杭州赶到,立刻要我们跟他同走。这正是需要朋友的时候,我虽然一向称青甫为大哥,这时他真是一个大哥了。我收十简单行李,与膺白随他同到杭州,嫂嫂已在他们龙兴路住宅为我们安排好了房间。不久,浙江省政府蒋伯诚先生为我们备好游富阳的船只;我们认识伯诚夫妇由于伯樵、仲完;仲完是青田人,比我们更熟悉浙东情况,特地从上海来陪我们同行。青甫兄嫂、仲完、膺白和我,溯钱塘江一周回来,到过严子陵钓台,那钓台其实离水甚远,我们记起“江河今日下,愈见钓台高”和“子陵有钓台,光武无寸土”的诗句。心里徘徊,不知向哪一处走!总之不想回上海。忽然记起几个月前曾到过莫干山,于是再作上山之计。仲完在上一年的夏天,到莫干山住过一星期,回上海后告诉我山上情形,有铁路旅馆,有西洋传教者避暑住屋。其时膺白正忙于组织上海市政府,我们不敢作游山之想。不久,蒋先生下野,膺白立即辞职。蒋先生偕岳军先生往日本,嘱膺白勿离沪。我们偶有游兴,只到杭州为止,电话可通,当日可返。直至这年十一月底,在沪无事,由仲完陪往莫干山一次,时已冬季,旅馆已停,借住莫干山疗养院隔壁一所空屋,由疗养院厨房供给我们伙食。恰巧遇见疗养院一个沈医生,是以前总司令部军医,曾在庐山相识,招待我们十分殷勤。我们白天走山,晚间在屋内生柴火取暖,谈闲天。其时山上家家屋空,管屋的人都肯开门给看。西人避暑设备简单,而皆清洁可用。据云最近二年,因中国排外口号,西人皆不敢上山,故夏季屋亦空着。这次所得印象甚好,因十二月初蒋先生婚礼,我们必须回沪参加,仅小住不到一星期。
从富阳回来,我们决定再上莫干山。这是十七年的六月初旬,旅馆已开,每日有从杭州拱辰桥开往三桥埠的小火轮,约三小时可到,由三桥埠坐藤轿上山,约一小时半,一切联络组织均甚便利,是沪杭铁路所主持。小火轮每日接候由上海来的快车。中国人自办的旅馆,我们住过山海关及莫干山两处的“铁路旅馆”,皆与外国普通旅馆相仿,且价廉物美。
我们住在莫干山铁路旅馆,朋友们陆续来山访问。凡和膺白共过事的人,很容易和他成为朋友。他在职时,不肯慷国家之慨,未必尽如人意,事后则人常想着他的个人热情,和没有门户之见。他尽可能留用前任留下来的重要职员,亦决不鼓励和他关系深切的人跟着他辞职。“入我门下,不可再入别人门下”的那种狭窄态度,他从未有过。他在外交部不但留用伍部长时的总务司长陶益生(履谦),几年后政府发表他兼任内政部长时,他还保荐益生先生为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有人以为“陶履谦”名字和我妹夫陶孟和(初名履恭)相近,是亲戚,其实一个广东人,一个天津人,毫无关系;膺白和他系初识。
膺白觉得我们必须静下来,安居一地,勿再累朋友们为他不安。我们商量在山上借一空屋居家,他本来爱山有癖,我极力赞成。这一年,西人业主尚都不上山,空屋极多,许多愿出卖。我们在铁路旅馆卧室远望的一面,一堆树林中有一所屋,我同膺白每日望见,甚为合意。去看,一块梯形园地最高端一座屋,屋内一卧室一起坐间均极大,朝南有甚宽畅阳台,后面有储藏室,上面假楼亦可置榻。业主去世,太太在沪急等钱用。于是膺白留在山上,我独返沪成交,即带行李,携熙治到山;无论如何,这个夏天决计全家住在山上的了。
我下山之日,逢大雨,衣履尽湿,到沪即做雨衣两件,为自己与膺白各一。不料返山又逢大雨,小火轮原定下午四时可抵三桥埠,因河水高涨,几处桥洞不能通过,绕道而行,至晚八时始到埠。膺白亦向朋友借了雨衣两件,下山接我们,我们冒雨登山,坐着藤轿,轿夫涉水而行,以树叶掩护手提灯笼,行路甚慢,到旅馆已午夜十二时。熙治坐我怀中,一路早已睡着,次早醒来,见山头屋宇都在眼下,以为“与天已近”,她时年六岁。
莫干山一共三个山顶,都在一望之中。五百〇九号英人“琼司”家的屋在东顶,种有不少枫树,入春满园红叶,原名“春园”。这些枫树,我们进屋时小者二三尺,大者身高,迨我最后一次到山——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已荫可蔽园。屋内器具都现成,床榻碗盏俱备,我们喜其简朴,一切保存使用。若干年中,仅添藤沙发椅一套,各人书桌一张。其后吾家在山上添筑客舍,山麓建藏书楼,向上海搬来用具均较新式,但自用之件始终是琼司家旧物。我们不能不除去琼司家原有门牌;这旧主遗物,后来我们以之砌入园中一处石座,以存纪念。膺白同我商量给这屋一个新称,得来全不费功夫。在这以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整理由天津运来的书箱;一向我们书放在书架,搬家则装大木箱,书架已一再放弃,书籍装卸亦苦费手续。膺白想起旧时以小木箱置书之法,平时叠叠如橱,搬动时原箱加上夹板。伯樵介绍其素识利通木器店,价目公道,主人颇有匠心。膺白和他讨论,他建议在书箱门上标明书类,并刻上一个斋名。膺白没有用过别号或书斋名,忽然想起我二人有过一个宿愿:“他日终老山间,读书为乐”,不期脱口而出“白云山馆”四字,遂即以此四字刻在书箱。此时要为山屋易名,一索即得,故“白云山馆”是先有其名而后有其处。
人不难有淡泊之志,而难有宁静之心,我同膺白时时互相勉励。君怡有一年送过我几种商务书馆出售的石印对联,中有一幅康有为写的“天爵自尊吾自贵,此心无怨亦无尤”,我很喜欢。山上雾多湿重,普通字画易霉易蛀,我们舍不得用。这幅石印的对联我拿到山馆挂着,挂在膺白书房,亦即在我们卧室门口。我们已把大卧房隔分为二,成为一间书房,一间卧室。后来又把假楼改为真楼,则我亦有一间和熙治合用的书房在楼上。熙治在课卷里天真的写出:她所最不喜而我所最喜的地方。
膺白的一个朋友李晓垣先生,自己研究佛学有心得,常以此来慰藉我们。在他以前,膺白曾有两个佛门朋友,那还在我们居天津时,一个是太虚和尚,一个是韩达斋(玉辰)先生。太虚和尚并不向膺白说法,膺白因他而略知经典的事,我似乎知道他解说《四十二章经》。韩先生来吾家时常讲“瑜伽”“因明”,膺白听得不耐烦而托故退出,往往客厅里剩我一人,我并不懂,只为礼貌而陪客。到上海后,李先生送给我们几种佛书均未开看。我们在沪之日,每至傍晚有点寂寞时,膺白常问我:“叫车去接菩萨来谈谈如何?”“菩萨”是我们给李先生的绰号。李家的佣人传述李先生如何孝事老母,每晚要陪老太太,等老太太睡好,摸摸盖被,然后退出;遇着自己迟睡,或风雨之夕,还要进去看看。这些话由我家佣人传到我们耳朵。膺白虽和李先生有数十年交谊,但不深悉其居家情形,闻此,我们二人都有点感动。李先生口才大不如前述二人,但我们对他所说法,因其人而渐渐听受。任何宗教是双轨的,以佛法言,一条是“上求菩提”,一条是“普济众生”。前者亦称“自求解脱”,得心境之平安是也;若学佛而只为此,佛家称为“自了汉”,远非究竟。
我们上山时的心境,幸亏有过这点因缘,一日一日平安起来。我记山馆之事,曾有“东顶频添舍利座,春园买作维摩室”,“更年年携手白云中,尊天爵”等句,都是写实。我们一年一年在山上住下去,大概每年清明回乡扫墓后上山,冬季下雪后返沪。山上没有生产,食品都从三桥埠肩挑而至,冰雪载途之日,贩夫不能按期而来。跟我们的佣人亦岁晚思归,故每年最冷几个月不得不回城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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