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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辛亥革命知见（第1页）

辛亥革命之初，一般人称为“光复”，“光复”二字，妇孺可晓，不烦解释。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首祭明陵，即含“昭告光复”之义。我当时亦在少年群中，随众鞠躬，隐约听读祭文之一人。当时的兴奋与满足，是生平难得有天真无忧的一次。后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民国系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成，且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以象征五族共和，遂称“革命”而不言“光复”。这面五色国旗，含有五族合作平等之义，亦有其甚远用意，系折衷革命后众议而定，非革命前中山先生所定之青天白日旗，故后来重新易帜，而成现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五色旗在国际上代表中华民国十七年，在后来从不断发生蒙古问题西藏问题上看，则缺少了这点精神上维系，亦有点可惜，而且当时如何不想出一个另外有联系性的象征来。

武昌起义，各地初用黄帝纪元。改用阳历出于沪军都督府一个参谋沈虬斋（云翔）的临时动议。沪军是筹备南京成立政府的后台，沈君见其时上海外侨准备过年，触机想到改用阳历，大总统在元旦就职，更加“作始维新”的气象。以其意告之参谋长黄膺白（郛），膺白即为陈都督英士（其美）起草电南京，这件改元大事就此匆匆而定。沈君浙江吴兴人，二次革命后在沪，被袁政府人诱出租界枪杀。

我个人直接承前辈志士之教，倾心革命久矣。武昌起义，不旬日，即与同辈少年思有以效力，曾有一小段摇旗呐喊不成熟举动，所见地方在沪宁、沪杭二铁路沿线，将约略述于后。我们初见革命领袖们，以为书上读过的志士豪杰均在是，国家前途有无穷希望。我曾读书于袁项城所倡办的北洋女师，他来学校参观，或学生岁时往谒，我屡为同学代表致辞。监督傅沅叔先生曾有一次带我到他书房，问话蔼然可亲，我尚只十三四岁，因同情戊戌政变之故，不能释然于心，非校命，务避接近。辛亥革命结果，我所梦想之志士，让政于我所疑惧之枭雄，颇不安于怀。然终觉豪杰哉民国之人，共和不当谦让为治耶？民国前途自无量！

辛亥革命斩断几千载姓姓相斫家天下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乃以民国始终扰攘之故，这件空前历史，未能如其他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永留建国光彩。其经过，亦因民国第一个政权——北洋军阀系——之有意抹杀而暧昧，第二个政权之过分归功于一点而垄断。致使烈士们活泼的碧血，全国可勃兴的民气，皆成刹那彗星，堕地无光。

我读过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冯自由《中国革命史料》，湖北通志馆印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和一些零星纪录。亦曾有愿写一篇辛亥革命鸟瞰，为参考得失之由。愿大才小，岁月蹉跎，迄未成功。在我所读书文中，似有关军人之事和名较少。此系事先军人须特别秘密，少有纪录；且辛亥甚少战事。然当时比较有秩序的地方，都有陆军学生出入其间。我所认识膺白的陆军同学，多与辛亥革命有关。大半能文，而纪录极少。民国十四五年李晓垣（书城）先生在天津吾家做客甚久，一日，见其接吴绶卿（禄贞）夫人函，为女公子婚事与商可否。我素知李先生参黄克强（兴）先生戎幕，辛亥与克强先生同事汉阳，同事南京，癸丑（一九一三）失败后同在东京，同在美国，至民五（一九一六）克强先生逝世未离左右。克强先生自黄花岗之役，辛亥（一九一一）在汉阳，癸丑在南京，每役皆躬临前线，每役皆败，未尝诿过于人。我最后一次见他在东京郊外，他留膺白和我便饭，所居是一日本朋友的别庄，一向同情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之妹为照料家务。饭毕，他递竹篮里一方小手巾给我，我见他右手仅有的三个指头，而他写的字还永远那么好。我几次怂恿李先生写克强先生传记，至谓义不容辞。至此，我又知李先生与吴家关系，朋友为遗族决儿女大事，其交谊可知。辛亥吴禄贞以新军第六镇驻石家庄，其实力与形势，足以左右北京政局而冲淡北洋系势力。吴之猝然被刺，南北均势相差更远，于辛亥成败关系甚大。我又怂恿李先生写吴的事，以助辛亥史料。李先生言，当世人写当世事太难，且多顾忌。写当世事诚难：从纸面寻材料，尚只须判断取舍安排；从胸中寻材料，则立场视线好恶宽窄均足以为梗。写史修练与做人修练同，永无完满之时，做到几分是几分而已。

我今写《回忆》，只是个人片面知见。辛亥（一九一一）之事，是我直接留心国事的第一次，然所知甚为有限。当时文告及南北议和条件，世多知之，惟清室优待条件，至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膺白摄阁时修改；其修改要点与辛亥不同处有二：其一，清帝撤除尊号为民国公民，其二，优待岁费自四百万元减为五十万元。辛亥时，原条件在上海有人以为四百万元岁费太高者，汪精卫（兆铭）言若相持下去，人与物的牺牲要多少倍于此数，卒定稿。

实际辛亥革命，自民国前一年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至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十二日（阴历十二月廿五日）清帝退位，南北相持时期先后仅四个月又二日。其中商讨之日，多于交锋。革命战事只两处：一在汉阳，一在南京。其在汉阳者，先由革命军占领，其后清军由北京南下，革命军失利而又退出。其在南京者，清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谋举事不成，致清将张勋得负嵎固守。革命军集各省联军之力，击退张勋，占领南京，创建民国临时政府。攻南京时，惟浙军一支队最称劲旅，是清末有训练之新军。汉阳与南京两处战事都不过匝月，两处一得而一失，使双方形势保持平衡，各知相持无把握而倾向和议。当时南北都是畸形之局，各有优势，各有弱点，而第三者成举足轻重，其势如下：

（一）为革命对象之清廷。清代最腐化而又精悍之西太后去世已两三年，此时的隆裕太后系光绪之后，与幼帝宣统均在位不久：以个人言，二人均是极可怜人物。其他皇室亲贵大都暗弱。革命是大题目，为国家而不是对个人。朝廷主战之人或死或去，烈士彭家珍炸死主战最力之良弼，尤足丧清廷之胆。自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或“独立”观望，清廷再欲镇压革命，已不可能。清军虽一战而夺回汉阳，据知当时海军萨镇冰（鼎铭）态度，军人以失去战斗力为止不能不战。他是讲原则，等待发完其最后一颗炮弹，故军舰尽其最后之弹即不拟再战，欲用汉人打汉人之事已不可能。

（二）为革命党本身。攻下南京为革命军第一胜利，获有组织政府之重心，然军力财力均已竭蹶万分。“响应”与“独立”各省足壮声势，而自顾不暇，亦不尽属同心。武汉有首义之功，黎元洪被推为副元帅副总统，一般人心目中视为民族英雄，报上言论亦以武汉为多，然发言甚于负责。上述提议用阳历的沈虬斋先生，一日在办公室看见报上许多文章，对众说他亦要发个通电，他背了一大串各省各地名人至全国父老兄弟姊妹衔名后，其电文曰：“我是好人，你们莫反对。”这不过是一滑稽讽刺，然可想到当时“做事的人”和“说话的人”责任不平均。克强先生在汉阳督战，当时众募之众，没有训练，被北洋节制之师一击而败，幸有南京之克，始得转以津浦路为北伐路线，这些都是临时的推演，并无预定之总战略。南京之后台为上海，上海对辛亥革命有莫大之功：一为容纳各界，使革命以外的人亦为效力，士商之直接参加革命者，如李平书（钟珏）先生、沈缦云（懋昭）先生、王一亭（震）先生等；赞助者如张季直（謇）先生、赵竹君（凤昌）先生等；而犹太富商哈同之别墅爱俪园，时为各方聚会之所。这点成就，由于历年舆论的鼓吹，于右任、宋教仁诸先生的《民立报》，尤富有少年气概。这支发扬鼓励的笔，一般人已为之感动有素。又由于当时沪军都督陈英士先生的胸襟宽大，善于周旋士绅。英士先生在社会与王一亭同辈，以先识其公子故，称为老伯，其重人情可知。尚有其他革命同志，分途并进，不一而足。

上海第二件作用为支持四方。革命较安定的各省，多以上海马首是瞻，仿效上海军政府组织法。革命近于人自为战，但亦一盘散沙。浙江革命后组织，即是到上海向膺白索取的蓝本。葛湛侯先生《悼膺白学兄》文中记辛亥（一九一一）一节曰：“膺兄既毕业于日本……其关心最切，联系最密者，则故乡之革命策动也……清廷起用袁世凯，驱其北洋久练之众……直压武汉，革命势力岌岌其危……陈公英士已在上海准备响应，浙江内部亦已筹划成熟。不意南京第九镇举事不密，为张勋铁良等所败，于是武汉之势益孤，各地响应之呼声虽盛，而实力莫举。膺兄与英士先生遂决举平时苦心准备之沪浙两地，相继起义，时为辛亥九月十三日，杭州省垣则为翌日十四日也。是役予忝列参谋，接洽颇审。使非有此迅雷手段，以奠定中外视听所系全国金融总汇之上海，则武汉新挫之众，何以支持，南京初退之师，何以收容，而袁世凯等之赞成共和，更岂若是其易易耶？”湛侯先生是我堂舅，与膺白在浙江武备同学，其入同盟会系膺白所介绍。辛亥浙江起义，由上海密运武器到杭，均预置其寓所，攻南京时为浙军参谋，作战计划是他所拟。

上海对南京临时政府，上自各省代表之接洽，下至总统府庶务之微，均为第一准备站。战事若再延续，最急切的责任亦在上海。中山先生命膺白为兵站总监，筹备北伐后方之事，而膺白乃沪军都督之参谋长也。膺白所领的一师兵，本隶沪军，为第一师，克强先生为临时政府陆军总长，改为第二十三师，隶中央政府。廿三师原来驻区在松江以北至上海北站，渐渐进驻南京，故后来留守府及江苏都督府的卫队都有廿三师的兵。膺白往来沪宁，日不暇给，铁路局为之添开夜车。黄伯樵先生《怀黄膺白先生》文：“克强先生在南京组织元帅府，并筹备组织临时政府，余亦效奔走于其间。政府成立，大总统孙公与陆军兼参谋总长黄克强先生，均时时以重要国事咨询先生。其时上海为各方政治军事总枢，英士先生倚先生如左右手。先生奔走京沪，顾此失彼，因由沪军都督府商于当日之沪宁铁路当局，行驶夜车；京沪路之有夜车，实自先生始。”伯樵先生是辛亥（一九一一）随克强先生在汉阳又在南京的人。提起廿三师，后来南北议和，没有战事，故亦未见战功。惟有两点非常之事，其一自请解散，其二出了国家不世之才。朱铎民（镜宙）先生《内政外交中之黄膺白先生》文：“诸藩归政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基点，日本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式之国家者，实皆出自当日诸藩热诚爱国，以军政大权举还国家之所赐。膺白先生当辛亥……统一告成，即以解散二十三师请，以为军权归还中央之首倡。其眼光之远大，爱国之热诚，当世宁有其匹，惜乎继起无人。”若以后来癸丑（一九一三）成败论，则这一举是书生之见，功过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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