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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归国之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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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1884年）年末，朝鲜发生武装政变。清廷在年初也曾有政变，军机大臣全部被更换。根据清代制度，军机大臣是掌管国政的最高官职，负责辅佐皇帝，把决定的事情下达给行政机关。然而，这个时候，光绪帝还未成年，后来虽然成年了，在位三十四年间却全由西太后独掌大权。

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是恭亲王奕?。恭亲王是咸丰皇帝的胞弟，道光帝的第六子。西太后是咸丰帝的皇后，她生的同治帝无嗣而终，遂让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即位，就是光绪帝，甲申年刚刚十三岁。醇亲王也是咸丰帝的弟弟，道光帝的第七子。西太后之所以能掌握政权，主要是由于恭亲王的支持。然而，对于西太后来说，这正是一个令她不安的因素。

“中法战争摆在面前，需要新的政府成员。”以此为理由，恭亲王被撵下权力宝座，代替他的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西太后觉得醇亲王比恭亲王好支配得多，而且醇亲王之妃又是西太后的亲妹妹。

“老太爷”，这是对道光皇帝第七子醇亲王的称呼。他为人谨慎，自己儿子即位后他便辞官告退，于此可见一斑。为人谨慎的另一面，就是没有一贯的抱负。西太后看中他的也正是能听话这一点。果然，后来任海军衙门总理，负责新海军建设，西太后对他说：“把买军舰的款子拨一部分来，我要修一处园林！”他便按照西太后的意图，挪用了海军经费。西太后就用这笔买军舰的钱款，修建了颐和园。

清廷的政变给予朝鲜政界以微妙的影响。

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这一事实，使朝鲜要人们联想起大院君。因“壬午军乱”被清廷禁闭在保定的大院君，就是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

“设身处地，醇亲王会同情大院君的。”这个想法倒也合乎情理。起用醇亲王是在三月，消息传到朝鲜，便有人散布：“大院君即将被释放回国。”

往坏里说，大院君是野心家，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他是个热情的好斗者。他的儿媳闵氏也是有这种倾向的女性。也许可以说，两人是前生注定的竞争对手。对于闵妃及其一族来说，大院君永远被幽禁在中国才是最理想的。

金玉均等人的“新党”企图抵制飞扬跋扈的闵氏一族，在武装政变后建立新政权时，他们分明知道仅靠自己一边的人，无法组成新政府，因此才联合大院君一派。一时间，大院君的名望高涨起来。“新党”想同大院君一派组织联合政府，正是要利用这种名望。

闵妃是不希望大院君归国的。但是，就国王李熙来说，大院君是生身之父，而朝鲜是极端重视儒教伦理的国家，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争取生父的释放，一定要遭受猛烈的谴责。所以，他多次派出使臣，恳请释放生父大院君。然而，清政府认为大院君是“壬午军乱”的“罪魁祸首”，必须严加处置，岂能释放。朝鲜国王为了尽孝心，便派遣闵种默为“问候使”，侨居保定，以慰藉大院君。在甲申的前一年，又派亲兄，即大院君的长男李载冕来保定探望。

“这可不妙！”李鸿章心想。大院君是鼎鼎大名的阴谋家，“问候使”来往倒可以，但只怕借此酝酿阴谋。李鸿章决定，除了侍奉的少数仆从，禁止外来人见大院君。

“太严厉啦！”大院君一派大失所望。

遭受闵氏家族压迫的大院君的党徒们，梦想有朝一日拥戴大院君夺取政权。李鸿章并不是杞人忧天。清政府当局禁止大院君会客之后，大院君一派的希望仿佛断绝了。但是，第二年醇亲王被起用，他们又跃跃欲试。

“处境相同的醇亲王成了首席重臣，大院君极有可能被释放。”大院君一派有意制造这样的谣言。不久，又传开“云岘宫的古玩开卖了，统统被日本人买去”之类的谣言。

云岘宫在汉城的大院君宅邸之内，主人被押解到国外之后，亲族处理着家产。现在谣传，云岘宫里秘藏的为数甚多的古代美术品，被悄悄地卖给了日本人，恐怕是得到了大院君的允许，不，就是根据大院君的命令卖的。那么，为什么呢？“那还用问！为了凑钱买通清廷的醇亲王和李鸿章他们……看着吧，局势就要变了……”

当然，醇亲王和李鸿章不会被收买而释放大院君。但是，在朝鲜，这个谣言为人们所相信。大概是因为朝鲜贿赂之风盛行，凡事都要靠贿赂。

“听说醇亲王已经点头，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听说立夏以前……”

谣言被添枝加叶，活灵活现，这当然是为了刺激反大院君派。

反大院君派并不全是闵妃一族人。例如，先王正妃赵太妃的两个外甥赵成夏和赵宁夏，在“壬午军乱”中勾结闵氏一族反对过大院君。诱骗大院君时，赵宁夏出了不少力。后来大院君知道了这件事，恨得咬牙切齿。

一旦大院君归国复权，不仅闵氏一族，赵氏兄弟也将遭到报复。于是，赵氏兄弟又同闵氏家族勾结起来，反对释放大院君。

他们的工作对象就是李鸿章，因为汉城的街头巷尾传说：“醇亲王赞成释放大院君，而李鸿章似乎是反对的。”

禁止“问候使”会面，所以，人们认为李鸿章对大院君是相当严厉的，想利用李鸿章来反对释放大院君，然而，从朝鲜悄悄溜进中国的密使，却发回了使闵氏一族悲观的情报：“李鸿章在对法外交上很不得手，正受弹劾，因此，他的发言毫无力量，完全依靠他是危险的。”

闵氏一族又开始向日本做工作。他们想，李鸿章下台了，还有日本。

“清廷若释放大院君归国，庆尚道等地将发生动荡，在釜山等地居住的日本商人和家属将受到威胁。请劝告清廷停止这种不明智的做法。如清廷不听劝告，就请日本出兵，保护侨民。”

但是，日本方面表现冷淡。

关于释放大院君的消息，后来就自消自灭了。反对派的策划一无成效，而大院君派也毫无进展。醇亲王是个消极人物，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正因如此才被西太后起用。只有其他重臣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才会参与讨论，总是处在被动地位，从不主动提出问题。

“靠醇亲王解决不了问题。”大院君也终于觉察到这一点。醇亲王虽然是首席重臣，但他绝不是实权者。最高实权者，还得属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是，大院君改变了战术，派遣使者直接向李鸿章乞求赦免。

李鸿章对大院君的使者李益瑞说：“这样的奏折，应呈交都察院。”但都察院拒不受理。这一事实，使汉城的反大院君派放下心来。

“在目前情况下，既定方针不能变。”李鸿章通过幕僚说明了不受理的理由。这个说明，当然不是官方的。都察院不受理并没使大院君陷于绝望的深渊，因为有个“在目前情况下”的注解，就是说将来有可能变更。李鸿章是个现实主义的政客，情况一有变化，随时都准备改变方针。

将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作为对策，也可能“释放大院君”，李鸿章把大院君当作策略上的一个棋子，总是牢牢地记在心上。

我不会被遗忘的！——大院君得到了这种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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