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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篇 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二（第1页）

五、学术与治术兼包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诚非无稽之谈。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6回复此发言

30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

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汉代经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汉初在孔子府宅的夹壁中发现的文献，以及在民间征得的文献大多是古文经，而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记载不尽一致，因而双方时有争论。汉代古文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为此，《周礼》每每成为论战中的焦点，加之它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学家的诘难，如著名经师何休就贬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相反，褒之者如刘歆、郑玄等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尽管如此，《周礼》依然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唐人为‘九经‘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贾公彦的《周礼疏》，受到朱熹的赞赏。清儒为‘十三经‘作新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冠绝一世，至今无有出其右者。历代学者围绕《周礼》真伪等问题所作的种种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人文。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

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书中有许多至今犹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鉴的制度。

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多有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变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变法无不以《周礼》为圭臬。清末，外患内忧交逼，为挽救颓势，孙诒让作《周官政要》，证明《周礼》所蕴涵的治国之道不亚于西方。朝鲜时代后期的著名学者丁若镛（号茶山），曾撰作三十万言的《经世遗表》，主张用《周礼》改革朝鲜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来勾画理想国的蓝图，《周礼》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历史材料加以填充。不过，作者在使用时往往根据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这是读《周礼》时必须注意的，这也正是此书的复杂之处。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6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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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七

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

《仪礼》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礼仪的典籍。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初置五经博士，《仪礼》即居其一。入唐，有‘九经‘；至宋，有《十三经》；《仪礼》均在其中，是为儒家经邦治国的煌煌大典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

一、《仪礼》的名称、传本和今古文问题

《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仪礼》本名《礼》。《汉书·景十三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中的《礼》，就是指《仪礼》。《汉书·艺文志》也只称‘《礼》‘，不称‘《仪礼》‘。汉人还每每有把《仪礼》称为《礼记》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此处的《礼记》，指的就是《仪礼》。《后汉书·卢植传》也称《仪礼》为《礼记》。此外，郭璞注《尔雅》称引《仪礼》文学，屡屡称之为《礼记》，这可能是《仪礼》的经文之后大多附有‘记‘的缘故。何休《公羊》注在引用《仪礼》经文或记时，则每每混称，而不加区别。据清儒段玉裁考证，汉代《礼》十七篇的标题前，并没有‘仪‘字。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才开始有《仪礼》之名，但尚未成为通称。如唐人张参《五经文学》引《仪礼》文字很多，但都只说‘见《礼经》‘。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礼经》用《仪礼》之名，于是成为通称，沿用至今。但《礼经》之名也依然使用。

学者还每每称《仪礼》为《士礼》，原因是先秦好以篇首的几个字作为篇名或书名，《仪礼》十七篇的首篇是《士冠礼》，所以以其篇首之字而名之为《士礼》。也有学者认为，《士礼》的得名当由内容而起，因为《仪礼》所记，以士的礼仪为主。

汉代《仪礼》的传本有四种，即大戴本、小戴本、庆普本和刘向《别录》本，四种传本都将《仪礼》十七篇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射乡等四类，但是十七篇的顺序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是相同的，其余各篇则不尽相同。四种传本的篇序，戴德本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条大纲为序排列各篇，《丧服》一篇相传为子夏所作、故列在最后。刘向《别录》本则将有关冠、昏、乡、射、朝、聘的十篇居先，而将有关丧、祭的七篇列后，这可能是前十篇为吉礼，后七篇属凶礼的缘故，全书依吉、凶、人神为序。戴圣本的次序最为混乱，几乎没有条理可寻。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晚期抄写的《仪礼》竹、木简，共496支。据简的形制及内容，可以分为甲、乙、丙三种文本。甲本木简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可》、《燕礼》、《泰射》等七篇；乙本木简只有《服传》一篇；丙本为竹简，只有《丧服》一篇。其篇次不仅与今本《仪礼》不同，而且与二戴本不同，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东汉时即已失传的后（苍）氏之庆普传本。从文字上看，丙本的《丧服》为单经本，经文之下没有传文；而甲本和乙本的《服传》都只有传文而没有经文，即所谓‘单传本‘，与今天所见经、传合一的文本不同，证明西汉时经文和传文是各自独立成书的。郑玄注《仪礼》时，认为二戴本‘尊卑吉凶杂乱‘，不可取从；而刘向《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所以采用的是刘向《别录》本。

《仪礼》十七篇的内容，及于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人王应麟依照《周礼·春官·大宗伯》对礼的划分方法，将十七篇分为四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等三篇记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属于吉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四篇记丧葬之礼，属于凶礼；《士相见礼》、《聘礼》、《觐礼》等三篇记宾主相见之礼，属于宾礼；《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等七篇记冠昏、宾射、燕飨之礼，属于嘉礼。其实，《仪礼》的篇数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郑玄引刘向《别录》，说《仪礼》为十七篇，但又说《别录》称《既夕礼》为《士丧礼下篇》，称《有司彻》为《少牢下篇》，如此，则《别录》所见《仪礼》应该只有十五篇，可能另有两篇已经失传。王充在《论衡·谢短》篇中说‘今《礼经》十六‘，这是他所见《仪礼》的篇数。而荀悦《汉纪》则说：‘高堂生传《士礼》十八篇。‘可谓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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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的《仪礼》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种。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汉书·艺文志》目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前者为古文，后者为今文。所谓《礼古经》，出于鲁淹中（或说出于孔子壁中），有五十六篇。‘《经》七十篇‘，即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士礼》，‘七十‘乃‘十七‘之误倒。今文经只有十七篇。比古文经少三十九篇。今、古文《仪礼》都有的十七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上有差异，因此，《仪礼》实际上无所谓今古文的问题。古文经多出的三十九篇，因不在当时通行的礼经之中，人们多不传习，后来渐渐失传了，人们称其为‘逸礼‘，其面貌今已不可知，甚至连篇名也很难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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