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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代序 对此次危机、衰退及应对政策的若干认识(1)

秦晓

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给2008年打上了历史性的标记。进入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开始显现,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去杠杆化”还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动荡过程,并将成为2009年市场环境的一个主要特征。

对每个企业而言,此次危机和衰退是一部最好的教材,我们都为此付出了学费。但只有那些肯于学习、思考的人才能从中获取经验和启示,变得更聪明、更理性。

金融海啸的成因、特征和影响

此次金融海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震荡。作为经济现象,周期性波动和结构性震荡的实质都是“均衡–失衡–新的均衡”的过程。导致周期性波动的供求失衡,是由于市场价格信号滞后于资源的配置,但价格信号的释放是一个持续、渐进放大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被抽象为一种函数关系,因为它具备了函数的两个基本特征—连续、收敛。人们可以据此运用边际和均衡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观察和预测经济周波的走势,并采取相应对策;当然,对拐点的判定要相对困难一些。

结构性的震荡,多表现为突发的“雪崩”式危机,其来势猛且呈现发散态势,杀伤力大,会造成非理性恐慌。这是一种非函数关系的突变现象,因为连续性中断了,变量间的相关性失去了。

此次危机是一次典型的结构性震荡。事端的起因是美国次级债,但根子在美国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的发展模式。为了满足消费所需的资金,金融机构在倡导自由放任、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环境下过度使用杠杆,产生了大量高风险的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而金融监管不当,使其像瘟疫一样向全球扩散,最终酿成了这场危机。

近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崛起,其增长模式的特征是高储蓄、低消费,这与美国形成互补结构。换句话讲,它们的贸易顺差构成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主体,它们向美国消费者提供廉价产品(其中有要素价格被低估的因素);作为美国国债主要的债权人,它们又向美国提供了消费所需的低成本资金。

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巨大消费市场,也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支持。两个互补结构的耦合,形成了一种“非稳态的均衡”,同时也大大放大了各自的失衡度。双方各自积累的巨额贸易逆差和顺差,势必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因而这一“均衡”是不可持续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第一,尽管经济全球化的目标是打破国界,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平衡,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各个经济体,特别是大经济体自身的平衡,仍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如果说危机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影响有限,那么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可能是个重灾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对出口的依赖过重(约相当于GDP的40%);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以中低端的加工业为主,其调整和转型的难度,比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结构大;中国正在经历城镇化进程,存在结构性就业压力。

第三,周期性波动与结构性震荡的区别,还表现为前者的波动会回归到原有均衡点,而后者的震荡则会收敛在一个新的均衡点。这个新的均衡点,意味着美国和中国都要作出较大程度的调整,以减少各自的失衡度。中国所面临的,是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而加大内需(消费)在短期内难以补偿出口的缺口,这会对GDP、CPI、失业率、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产生连锁影响。在上述各种约束条件下寻求新的平衡点,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将是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

代序 对此次危机、衰退及应对政策的若干认识(2)

此次金融海啸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世界?

此次金融海啸被视为是百年不遇的事件,其对未来的全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走向、经济秩序、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经济理论和政策,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多大?是不是颠覆性的?现在有许多流行的看法和观点,我以为对此应保持开放的思维和清醒的认识。

首先,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全球近十年的经济繁荣,也产生了全球经济失衡,并导致金融海啸的爆发。当下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去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我以为,全球化作为历史进程不会终止,也不应终止。但认真审视这一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其能走上健康的轨道,重拾发展势头,是全球面临的重大课题。

其次,此次金融海啸发端于美国,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受到重创,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受到动摇。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将会削弱,但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美元走势在近期会坚挺,中期则有贬值压力,但主要表现为周期性波动,而不是结构性贬值。一个全球多极经济体、多元货币格局的形成,还要假以时日。

另外,在此次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出手,通过担保、注资、接管拯救一批濒于倒闭的企业,同时通过降息、启动巨额财政支出,以刺激需求。这是否意味着,政府主导经济和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我认为,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机制的基石,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应发生重大改变,政府入市干预和财政政策的运用,是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手段,“慎用看得见的手”仍是需要铭记的箴言。我们在批评自由放任政策、反思货币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应警惕政府职能的过分膨胀。

最后,金融海啸充分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货币和金融产品是在全球流动的,而货币发行量、利率政策、监管都是每个经济体相对独立的决策。美元发行量大大超出了其GDP在全球的比重,由此美国自己的经济问题要全球分担,或者说它从全球获取了“铸币税”。国际金融监管缺失,是当今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经济体的关注。但新体系的建立,是一项超越经济领域的议题,是大国之间政治博弈的过程,就目前全球格局而言,我们短期内还看不到这样一个前景。

中国有条件率先走出衰退,但改革、调整的任务艰巨

中国虽然是此次衰退中的重灾区,但我相信,中国会率先走出衰退。这是因为,第一,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相比,中国政府、企业、银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都是健康的;第二,2000万农民工返乡,固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状况更为凸显,但它大大缓冲了城镇失业的压力,使政府、企业得到了宝贵的调整时间;第三,中央政府财政刺激经济力度较大,地方政府长期被压抑的投资冲动得以释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银行新增贷款大量投放。

就目前态势看,我以为今年“保八”应是可以期待的。我的担心在于:

首先,这一轮政府主导的刺激经济计划,尚不能推动中间产业和终端消费,企业和消费者还要过“紧日子”。未来的经济走向,可能如有些经济学家所预测的呈现“W”形,即政府主导的第一波提升后,经济因缺乏私人投资和消费的支持会再次下滑,最终走出衰退还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其次,“保八”是为了保就业进而保社会稳定,而8%是不是保就业的底线,对此缺乏科学论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为了应对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其本身是有风险和代价的,这不仅表现为当期的效果,也表现为其后的通货膨胀压力。因此,要避免目标定得太高,用力过猛。失业率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此轮财政刺激经济计划在投资和转移支付(社保、低保、医疗、教育、住房、减税等)间应如何分配,值得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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