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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连传达消息的人，自己都不相信，那还谈什么？但午饭以后，正在继续开会时，里间张学良的专线电话响了：是五夫人从沈阳打来的。

一听电话，张学良神色大变，眼圈发红；放下电话，沉思了好一会，擦擦眼睛，出室回到会议桌上，向在座的将领宣告：老帅遇险，炸断一臂，性命无忧。

这时的张学良，面临着很棘手的三个问题：第一是，日本既然炸死了张作霖，当然也放不过张学良，生命遭受威胁；第二是张作霖的“老弟兄”愿一致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但东北政权如何得以顺利转移，获得日本的承认，大觉踌躇；第三是直鲁联军一直希望就食关外，但东三省可说没有一个人欢迎这支毫无军纪可言的部队，而且也养不起他们，张学良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出关奔丧。

经过极缜密的筹划，张学良在六月十六日，化装成为车头上加煤的工人，搭乘撤兵的列车抵达沈阳；沿途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亏得是在车头上，才未被发现。

满面煤黑，一身垢腻的张学良，背着一个褡裢袋，从铁路员工的出口，踏出车站。一个人走到小西门，他的卫队亦陆续到达，这是预先约好的会合地点，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张学良上车发动引擎，载着他的卫队回到“帅府”。

这时的张作霖的遗体，自然是早就入殓了，但张学良还得忍着眼泪，不能凭棺一恸。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由张作相领头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或者说是支持，接下来讨论发丧的步骤。

第一步是以张作霖的名义，写一张手谕，因伤不能视事，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老帅”会签他的姓名；但张学良已学得唯妙唯肖，仿冒以后，大家仔细观察，都说毫无破绽，日本人要看也不要紧。

第二步是调兵遣将，加以警戒。因为有确实情报，河本大作在六月三日，曾集合了一批日本军，在“南满附属地”待机而动；由于跟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未曾联络，为齐藤所解散。河本复又不断要求日本领事馆准其出兵维持南满附属地以外的秩序，未获要领；接着日本浪人在日侨住宅及商业区，一连四次自掷炸弹，希望制造事端，引起混乱，但以中国军警，沉着应付，阴谋失败，但仍不得不注意警戒。

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方使发布张作霖伤重不治的消息，布设灵堂，正式发丧。张学良同时宣布就任奉天督办一，停止军事行动。吴俊升的黑龙江督办的遗职，则由万福麟接替。

其时，北京已由阎锡山的部队接收，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表示权负责治安，政治听中央办理。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统一告成，对外关系另辟新纪元，十六日发表“对内宣言”，揭示“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莹免苛税，裁减兵额”五大要政。

但看来全国统一，其实还有缺陷，阎锡山派奉系将领于珍、邢士廉到沈阳，劝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北危机。

东北危机甚多，眼前所需应付的，就是履行日本包办铁路的问题；张学良已下定决心，不理会这件事。

“什么包办铁路？我不知道。”

“是令尊代表中国，跟敝国签订的条约。”林久治郎问道：“阁下怎么说不知道？”

“喔，条约！”张学良答说：“所有重要文件都在先父遇险的那一刻，炸毁了。”

林久治郎没有想到，张学良有这样一个借口；当时气急败坏地说：“这整个交涉，都是杨总参议经办的，他完全知道。”

“喔，”张学良淡档地答说：“他现在深州，跟白崇禧一起料理撤军的事，等他回来再说吧！”

一句话将林久治郎挡了回去。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方又见面——那天是张学良受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新职就任之日，林久治郎特地前来道贺。

“我们已看到了贵总司令南北息争言和的通电。不知道你跟南京政府有联络没有？”

“尚无联络。”

“听说阎锡山派了代表来，劝阁下接受南京政府的职位，是吗？”

“什么职位？”张学良又说：“你弄错了！于珍、邢士廉是回来归队。”

“南京政府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地位亦尚未稳定，东北并没有与之联系的必要。而且，”林久治郎意味深长地说：“阁下亦宜在培养基础上下点工夫。”

国民党原来容共，而张作霖则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封华俄道胜银行，搜查俄国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蒋介石及一班国民党元老，原来便已对客共一举，不以为然；由于受张作霖的坚决反共态度，认为容共为南北统一的一大障碍，因而决定反共清党。张作霖这次愿意交出政权，就是认同清党以后的国民党的一种表示。张学良认为东北服从中央，至少在他个人无悖于老父的素志，只是此事尚待民意公决，不必与林久治郎争辩，妄言妄听，一笑而已。

倒是最后一句话，张学良颇有警惕，而且觉得林久治郎是善意的忠告。在内部，东北上下一致，全体拥护；但在外面，亦就是日本方面，军阀、政府甚至张家的顾问，对于谁应继承张作霖，有不同的意见，松井七夫看中杨宇霆；齐腾恒看中张作相；河本大作看中张景惠。主张维持张学良的，只有一个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不过日本政府大致的看法，眼前一动不如一静；张学良的地位，眼前还不致受到威胁，长此以往，就很难说了。

由于有这样的警觉，张学良深感如何在外交上解除来自日本的压力，应该是他今后需要格外着力的问题。

痛定思痛，张学良很想找出父难的真相。家人及亲信僚属，私下谈论，都怀疑杨宇霆、常荫槐及町野武马等少数人，事先已有所闻。町野武马事先曾有建议，专车最好在白昼行驶，而且自愿同行，但到了天津就下车了；与张作霖同岁的町野武马，虽有军籍，但跟日本陆军的关系不深，自从三任共九年任期满后，改充张作霖的私人顾问，每年从五夫人手中领取交际费三万元，到日本活动的对象，大致是财界、满铁及“玄洋社”——“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在军界，常接触的只有一个影响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帅。町野武马由于跟关东军的关系不深，不可能参预密谋，但却可能从其他方面得知消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最可疑的是常荫槐，偏偏会在皇姑屯前面一站下车；可能连出事的地点，都已前知，但没有证据，无奈其何。

但真相终于渐浇揭露了。原来当六月四日出事以后，有个浴室老板，偶尔去看热闹；发现其中两具尸体，就是前一天深夜，由刘戴明带来的三个客人中的两个。像这种身分的人，常是日本宪兵的“线民”，他们向沈阳宪兵队密报。使得张作霖死于关东军之手的消息，因而流传于东京政要之间。

不久，东京的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诉，评他的亲戚安达隆盛，受河本大作之托，找到刘戴明为他“办事”，言明酬金两万日元，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事后对余款概不认帐，使得他很难对刘戴明交代。如果出了什么纠纷，安达隆盛表示不负责任。

小川便将这话转告了田中首相；未几元老西园寺公爵也知道了这件事，便将田中义一找了去说，倘或刘戴明为张学良所捕，供出实情，丑事暴露，与日本的颜面有关。好在南满路的经费很宽裕，赶紧给了人家吧！

刘戴明终于收到了应得的血腥钱，而且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逃到大连去开“燕子窠”，其后不知所终；想来亦是被日本宪兵杀之灭口了。

由于林久治郎想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交涉无功，日本特派外交界耆宿林权助出马；此人在戊戌政变时期，当过驻华公使，新近奉派为日本驻法大使，以吊丧特使的名义，到达沈阳，跟张学良展开密谈。林权助倚者卖老，谈话一次比一次露骨，八月九日更提出威胁性的警告，说东三省如果率尔易帜，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的最大决心。

“我是中国人，”张学良答复他说：“自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我愿意跟国民政府妥协，无非是为了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的政治理想而已。日本的劝告，我愿意考虑，不过我可以奉告特使先生，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他停了一下又说：“就国际关系而言，想来日本是文明国家，不至于冒干涉他国内政的大不韪。再者，日本为什么屡次以强硬态度来威胁我，我实在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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