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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映缺乏判断力。枪毙宋德贵是党组集体研究、法院按照法律判处死刑，又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听那种反映呢？那天对你的批评可能过严了些，你有什么想法呢？我说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该听这样的反映，更不该没有仔细想一想就去向您报告，干扰了您，干扰了党组，我应该检讨，接受教训。可是我又想过，如果今后再遇到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判断该不该反映的，我想还是要向您反映。反映不对，挨顿批评，再严厉也不要紧。万一该反映我没有反映造成损失，就成了大错了。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罗部长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讲的也有道理，重要的是今后要多读点书，加强锻炼，使自己成熟起来。人就是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上逐步成熟起来的。看来罗部长是谅解我了，而我也更理解他了。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当时，罗瑞卿还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也亲自指导了北京市公安局“三反”斗争的开展。

北京市公安局“三反”运动开展的最大特点是群众动员广泛、深入，有的单位开会时，临时选举会议主席，会议记录也要当众宣读通过；有的单位会议发言时，一举手就是二十多人，非常踊跃。有的群众说：“憋了两年多的话，今天可以说出来了。”大家撕破情面，短兵相接，运动发展到高潮时，甚至出现了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弟弟检举姐姐的情况。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市公安局内部检举揭发出来的案件有1067件。

从北京市公安局查办出来的“三害”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六类人员身上：一是侦缉外勤人员，主要问题是假报开支，以少报多，私拿公家财物，假公济私。二是刑警，主要问题是勒索事主，领赃受贿，勾结小偷，坐地分赃。三是司法看守人员，主要问题是勒索和侵吞犯人财物，敲诈犯人家属，受贿。四是派出所民警，主要问题是敲诈勒索，赊欠不还，数量虽然不多，但性质恶劣，影响广泛。五是行政后勤人员，在汽车司机中几乎百分之百的偷汽油、盗卖零件，采买人员“吃回扣”现象也比较普遍。六是浪费现象多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公安局自1949年组建至“三反”运动开始，仅招待费一项就达5000多万元，机关生产方面因经验不足、管理不善，损失8亿多元。

截至1952年4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共清查出贪污腐化分子2552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24％。其中，贪污百万元以下的1884人，占交代问题总人数的74％；贪污百万元以上千万元以下的482人，占19％；贪污千万元以上的186人，占7％。

和党政机关一样，全军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各兵团也普遍开展了“三反”运动，其重点是团以上机关和后勤机关。运动进行的方式一般是先机关后连队，先干部后战士。连队以反浪费、反偷窃为主。

“三反”运动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之后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使刚刚结束内战的新中国再次进入战时状态。面对强悍的美军和联合国军，新中国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战争，这不能不给国家的财政经济带来沉重影响。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达到28亿元人民币，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要赢得这样一场正义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强劲的人力资源，更需要充足的物力资源给予保障。本来就处于百废待兴、经济困顿的新中国，怎样才能为战争前线提供赢得胜利的物资保障呢？1951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研究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趋势及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确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为增产节约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全国兵员从610万人减少至465万。“三反”运动开始时，全军各部队正在进行整编。如何处理军队整编与“三反”运动的关系？最初，毛泽东指示“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很快，毛泽东就发现，有些部队“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为了不致使被整编的人员带着“三害”问题转业到地方，毛泽东果断决定“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为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随后又进一步指示：“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编，全军不许有一人例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6）

对于军队的“三反”运动，毛泽东始终给予高度关注。军队系统报送来的“三反”运动材料，他不仅逐一审阅，还择其重要，作出批示，转发全军。

1952年1月3日，华东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军区所属各大单位迅速组成检查团，按规定的分工，在1月份互相检查，并以驻南京、上海的机关和部队为重点。检查的主要内容有两项，各单位对“三反”斗争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中央和军区党委指示执行的情况。检查的方法，除了听取被检查单位领导人的汇报，查阅讨论布置“三反”工作的会议记录与文件外，还要访问所属下级单位负责人、一般干部、战士和勤杂人员，征集意见。军区党委还要求每个检查团都要选择两三件重大的贪污浪费案件进行彻底检查。毛泽东看了华东军区的报告后，于1月5日作出批示：“华东军区组织检查团互相检查的办法很好，望各党政军区系统仿照办理，迅速推动三反斗争的发展和完成。”

空军党委在“三反”运动一开始，从党委常委至各部部长、处长，层层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带头检讨的做法，从而迅速发动了群众，使广大指战员打消了顾虑，敢于揭发批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运动很快就由首长带头转入到广泛号召犯有“三害”错误的人自动坦白阶段。同时，空军党委还组织调查小组到同部队有关系的商人中去调查取证，广泛设立意见箱，方便群众检举。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各党支部均召开了坦白大会，对已经坦白的，组织专门小组继续清查和收集材料；对尚未坦白的，继续作思想动员，进行个别谈话，打消顾虑。同时组织已经坦白者检举揭发，将功赎罪。根据运动发展的进程，空军党委还适时采取大会与小会相结合，有意识地由普遍检举转入重点坦白与揭发，并且明确划分自己主动坦白和群众检举揭发的界线。为了推动“三反”斗争深入进行，空军党委还调整了“三反”领导机关的成员，撤换了个别阻碍运动发展的干部，吸收了一部分群众积极分子参加领导。对运动开展较差的单位，空军党委还派出负责同志进行帮助。空军党委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表扬：“空军党委的方针和办法是正确的。只要这样做，无论什么贪污分子也能揭露出来，浪费和官僚主义均将一扫而光。”

西康军区针对所属各部队运动开展不平衡，有的单位进展迟缓的情况，发出紧急指示，作出明确规定：“（一）团以上机关必须在五天内发动起群众，用七天时间进行*检查（即个人坦白、群众检举和组织检查），五天做好结束工作；连队则三天发动起群众，五天进行*检查，三天做好结束工作。（二）改变平时工作方法，大张旗鼓，雷厉风行，集中力量进行三反斗争，整编工作一律暂缓。（三）各军、分区、军直、教导团等三天一次向军区作报告。（四）三反运动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组织务必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绝不允许拖泥带水，敷衍了事，要在1月份内做出显著成绩，彻底解决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在西康军区送来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真是雷厉风行，没有拖泥带水。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参考。”

南京部队学习了中央转发的北京市的“三反”经验后，采用限期坦白检举、点名批评以及停职审查有问题的领导干部等办法，迅速推进“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华东军区及时派出工作组，总结南京部队的经验，概括成五条：一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领导者自我检讨，并亲自到群众中宣传鼓动，组织积极分子发言。二是警惕和纠正官僚主义者用会场纪律、发言秩序以及尊重领导等为由压制*，防止贪污浪费分子趁机漏网。三是对积极发言的人，不问动机如何，要让其发言。四是对贪污、浪费不要忙于区别。五是运动初期重点使用几次撤职查办、停职审查以至逮捕等办法是必要的。毛泽东认为这些经验很好，值得向全军推广：“看了华东军区党委1月13日的报告，甚为高兴，方针正确，劲头很大，望全军仿办。以此为标准去检查所属各单位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7）

西南军区党委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立即电告各部队，军区首长还分赴各地督促和指导，要求各级首长亲自上“前线”，以自我检讨结合动员报告，层层带头，普遍展开坦白检举，使得运动进展较快。军区直属机关在1952年初即已全面转入重点反贪污的斗争。在运动进行中，西南军区党委发现各单位、各部门普遍都有“小公”，即机关生产，这些“小公”绝大部分来路不正，对干部腐蚀极大，于是下令取缔或收归公有。1952年1月15日，毛泽东在西南军区开展“三反”运动第三周简报上批示：“西南军区党委1月12日报告很好，其经验和华东军区党委1月13日报告所述经验，大体相同。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把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拿华东军区和西南军区这两个报告为标准去检查各级军区和各军的报告，就可以看出哪些是认真作检讨和认真发动群众斗争的，哪些是空话连篇，敷衍塞责的。对于这两类报告，必须表扬前一类，批判后一类，使三反斗争迅速开展。”

1952年1月11日，第10军向华北军区党委报告说，军直各部门坦白检举已由高潮走向深入，群众坦白检举有增无减，重点仍然是军首长、各部长、处长、科长及这些人的妻子和显著的贪污浪费分子。检举批评者，由一般干部至警卫员、小灶炊事员、司机、参谋、干事。许多首长不愿检讨反省的事，被*裸地揭发出来。对严重的贪污浪费分子，已坦白者，继续收集材料，弄清是非；对不坦白或不彻底坦白者，令其离职或撤职反省，同时寻找线索，派人外出调查。对于某些领导干部贪图安逸享乐，生活过分特殊，不深入基层，严重脱离群众等官僚主义作风，基层干部、战士非常不满，意见很多，军党委准备让大家继续讲下去，把话说完。各师、团首长都要到本单位去，发动群众对自己批评揭发。对主要干部及部门的检查，必须多打几个回合，才能彻底，严防一晃而过。毛泽东看了第十军送给军委的报告后，把第10军树为“标杆”单位，称赞说：“这是我们所收各军报告中最好的一个，特发给全军参考。各军师团一律要照十军这样做，彻底肃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各级军区检查各军三反情况时，即以十军这个报告为标准，凡照这样做的，就是好的；凡不照这样做的，就是坏的。”

处于抗美援朝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也按照*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部队中开展了“三反”运动。1951年12月27日，志愿军第20兵团党委向志愿军总部、军委总政治部报告了运动初步开展的情况。报告说，因处在战争环境，领发、采购物资较多，管理不严，致使贪污分子趁机浑水摸鱼，浪费和物资的损失远较贪污为甚和普遍。为此，兵团党委决定自上而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战士，进行普遍的无例外的大检查，并根据机关和部队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重点。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制定出“三反”的具体计划和节约公约，健全制度，并反复深入地进行教育，求得切实贯彻执行。毛泽东对志愿军第20兵团的做法极表赞同，批示：“很好，望即转发各军师，并在党刊上发表。”

在毛泽东的亲自把握和指导下，全军“三反”运动顺利进行。全军各部队经过“三反”运动洗礼，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对军队的腐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军阀主义、自由主义现象受到严重打击，全军指战员都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军中由此树立起新的道德风尚。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1）

“三反”运动既是一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群众性斗争，又是一项要深入调查、注重证据的工作。由于当时采取由上而下地下达“打虎”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不可避免地导致运动出现偏差，主要是“未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很多地方发生过‘逼供信’偏向，有些地方逼供、诱供情况还比较严重”，“有的地方甚至使用了残酷的肉刑”，致使运动有扩大化趋势，打出了一些“假老虎”，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和全国一样，很快就由反官僚主义、反浪费进入反贪污、打“老虎”阶段。为此，人民大学成立了两个“打虎”队，分别由研究部副部长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尹达和马列教研室主任云光担任队长。云光在解放前担任过县公安局局长，是从华北革命大学调到人民大学的，他有参加政治运动和公安工作的经验，担任“打虎”队长被认为是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令人感到惊奇和不解的是，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尹达，怎么也会被任命为“打虎”队长。尹达曾数次参加过殷墟的科学发掘，抗战期间来到延安，进入马列学院，与李先念、邓拓等人同班学习，后分配到陕北公学任教。早在延安时期，尹达就出版了专著《中国原始社会》，通过大量可靠的考古材料，具体论述了我国原始社会各阶段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状况，阐述了原始社会发生、发展和逐渐崩溃的过程，开创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新途径。夏鼐先生指出：“郭沫若是结合古文学和古铭刻学的资料运用*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尹达是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这样一位知名学者，却被委以“打虎”队长的重任，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项工作非尹达所擅长。

为了推动人民大学的“打虎”斗争，*党组书记钱俊瑞应范长江之请，专门在校党委扩大会上作了一次报告。他说：人民大学因为修房子和学生都是带薪学习等原因，花了全国高教经费的五分之三（实际上，人民大学只花费了*直属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这4所大学经费的五分之三，而非全国高教经费的五分之三，钱俊瑞搞混了），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呀！但大部分在修建中被贪污了！所以说，人民大学是“山深林密，虎情严重”。这里的“老虎”又多又大，同志们要像武松和李逵那样，用劲地打。要把“老虎”通通赶出来，打得干干净净。听了钱俊瑞的动员，人民大学的两个“打虎”队都集中起来，到校修建处去打“老虎”。

人民大学是*中央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曾聘请了大批苏联专家，目的是要培养专业技术干部。当时人们习惯把中央党校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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