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5部分（第1页）

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的激励，那么他们就很难会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人达到他的最高的成就。”

宗教，曾是科学的敌人，它无情迫害过哥白尼和布鲁诺。如今，科学却从宗教的愚昧中看到一种潜藏的价值。从宗教情感到科学理智，再到两者的融合，这是爱因斯坦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是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引申出来的一个新课题。

爱因斯坦为之探索了一生，他的后继者们，也还得继续探索下去。

二　米兰—苏黎世

★　逃离精神牢笼

1894年6月，爱因斯坦一家除爱因斯坦外，迁居意大利。赫尔曼先生在慕尼黑的工厂已难以维系。一个名叫加罗尼的意大利人建议把工厂搬到意大利去，爱因斯坦的叔叔雅各布对此完全赞成，并以他的热情带动了赫尔曼。留在慕尼黑的爱因斯坦借住在一位老太太家里。父亲要儿子读完高中，取得毕业文凭。有了文凭，才能进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师的资格。这是父亲为儿子谋划的人生道路。

独自一人在慕尼黑，本来就生性孤癖的爱因斯坦更是意气消沉，心神不定。他十分思念家庭，又厌恶学校的教育。慕尼黑给了他清新宁静的自然风情，给了他美妙动听的音乐，也给了他深挚的宗教情感，可路易波尔德中学的6年生活，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有强烈独立个性的爱因斯坦对一切骄横权威的抵触情绪，同当时德国推行的教育制度，实在是水火不容。1936年10月15日，爱因斯坦在纽约州奥而巴尼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论教育》的长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显然是针对路易波尔德中学经历而讲的，他说：“我以为，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成为惯例，那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路易波尔德中学完全像一座“兵营”，这座“兵营”教给爱因斯坦什么呢？教他为今天的好分数和明天的功名利禄，拼命地往脑子里塞呀，装呀，填呀。不管有用没用，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德国军国主义专横、强制、丑恶的特点在爱因斯坦中学时代，已从教育思想上体现出来。

爱因斯坦无法忍受了，他在学校与在校外完全成为两个人。

在校外，爱因斯坦虽不爱说话，可心灵是恬静自由的。他的同学在学校还在平面几何的浅水里扑腾，他却利用课余时间畅游在微积分大海里。他整日与音乐为伴，以宗教般的狂热做着理想和希望的梦。按照自己的思维，与学校教育格格不入的爱因斯坦，只能孤独地走着自己的路。

在校内，未来的物理学大师的成绩，除数学外，他几乎就没有什么好分数。老师们嫌他“生性孤癖、智力迟钝”，责备他“不守纪律、心不在焉、想入非非”；同学们大都视他为陌路人，从不来往。有一次，赫尔曼·爱因斯坦先生问学校的训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应该从事什么职业，这位主任直截了当地回答：“做什么都没关系。你的儿子将是一事无成的。”

是的，有着如此强烈个性的爱因斯坦，确实无法成为学校所期望能为帝国服务的一个优秀工具。当时的德国，军国主义思潮像洪水一样，四处泛滥。帝国的军人在大街上昂首挺胸，耀武扬威，军人整齐划一、以帝国为生命的信条几乎成为民族的楷模。把学生当机器，当军人，他们只能单调地去重复教科书上的教条，只能以服从为天职。学习的兴趣，求知的快乐，统统被抛弃了。有一次，爱因斯坦与父母亲一起看阅兵，士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两眼盯住一点，膝盖绷得笔直，双臂摆动成直角。鼓声咚咚，军号嘹亮，士兵们的皮靴与刀尖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围观的人群在欢呼，与爱因斯坦同龄的孩子们跟在队伍后面，学着士兵的模样，巴不得马上长大，穿上马靴，跨上骏马，像学校教的口号那样：“为德意志，为皇帝，前进！前进！”

爱因斯坦却惊呆了。这一个个庞大的方队竟如同一台机器，动作单调而整齐，所有的人都绷着脸，一个表情。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意志，人，这些活生生的人，竟可变成战争的工具。惊悸、恐惧，使爱因斯坦更加感到军国主义教育方式的可怕。

爱因斯坦成年后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个性应当消灭，而个人只变成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地，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

爱因斯坦从自己切身体会中所作出的预见完全正确。扼杀人的个性、强求精神意志绝对统一的第三帝国在为全世界带来灾难的同时，又把德国变成了一个“不幸的社会”。1895年春天，大地回春。爱因斯坦已16岁了。根据当时的法律，男孩只有在17岁以前离开德国才可以不必回来服兵役。由于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加之独自一人呆在军营般的路易波尔德学校已忍无可忍，爱因斯坦没有同父母商量就私自决定离开德国，去意大利与父母团聚。但是，半途退学，将来拿不到文凭怎么办呢？一向忠厚、单纯的爱因斯坦，情急之中竟想出一个自以为不错的点子。他请数学老师给他开了张证明，说他数学成绩优异，早达到大学水平。又从一个熟悉的医生那里弄来一张病假证明，说他神经衰弱，需要回家静养。爱因斯坦以为有这两个证明，就可逃出这厌恶的地方。谁知，他还没提出申请，训导主任却把他叫了去，以他败坏班风，不守校纪的理由勒令退学。

爱因斯坦脸红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能离开这所中学，他都心甘情愿，也顾不得什么了。他只是为自己想出一个并未实施的狡猾的点子突然感到内疚，后来每提及此事，爱因斯坦都内疚不已。大概这种事情与他坦率、真诚的个性相去太远。

别了，慕尼黑！别了，德意志！爱因斯坦心里突然发觉，他没有些许离别的伤感，有的倒是一种冲出牢笼的畅快，一种打开镣铐的自由。

别了，惆怅的过去！你好，应该美好的未来！

1895年春天，爱因斯坦怀着解放的心情投入到意大利的怀抱。青山绿水，白云飘飘，牧场上慢悠悠走着的乳牛，都让爱因斯坦感到自在、清新、美丽。

当心烦意乱的父母告诉爱因斯坦，他不能在米兰上学，因为米兰的德语学校只收13岁以下的学生，爱因斯坦根本不想分担父母的忧虑，他只想尽情享受成功逃离路易波尔德中学的自由与畅快。

一个酷爱书籍的孩子现在成了游离在学校大门之外的“浪子”。他一会儿躺在草地上，静静阅读歌德和席勒的诗歌，一会儿又在米兰城里东转西游，一会儿又到博物馆去欣赏米开兰基罗的绘画和雕塑。米兰游玩腻了，爱因斯坦就独自徒步漫游，越过亚平宁山脉，来到濒临地中海的热那亚。一路上，他尽情地享受着南方的阳光和绚丽的色彩，精神自由的感觉让爱因斯坦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皮球，充满生命的弹性。

意大利确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古希腊、罗马的庙堂、博物馆和绘画陈列馆、宫殿和风景如画的农舍……。人们愉快好客，举止无拘无束，他们干活和闲逛，他们高兴和吵架，都同样的感情奔放和手舞足蹈。到处都可以听到音乐、歌声和生气勃勃的悦耳的谈吐。这同在德国包围着他的严肃死板、同一切按命令、规章、次序和表格行事，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可是，闲散在家终究是不行的。父亲的事业每况愈下。在米兰和巴维亚开办电器工厂耗尽了全部储蓄，而未获收益。父亲预先告诉阿尔贝特，拿出钱给他将越来越困难，他应当尽快找到职业。爱因斯坦的志愿已定：数学和理论物理吸引了他。但是，如何使这种志愿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呢？父亲和叔叔坚持要他从事技师的职业。

爱因斯坦又陷入苦恼之中，耳朵里整天只响着父亲的唠叨：“把你哲学上的胡思乱想统统扔掉！想办法学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将来当个电机工程师吧！”

爱因斯坦不得不接受了家人的忠告，没有中学文凭很难进入大学。不过，有一个办法。越过阿尔卑斯山，在瑞士的苏黎世有一所联邦工业大学。这个大学在中欧享有很高的声誉。18岁以上的同等学力的学生也能报考，而且这所学校也是用德语进行教学。但是，当时爱因斯坦只有16岁，怎么办呢？父母亲对儿子抱有充分的信心。热爱数学的雅各布叔叔常常为一些数学题苦思冥想，几天也想不出解答的方式，可小爱因斯坦几分钟就得出了正确答案。这样的事太多了。这样聪明的孩子怎么会进不了大学之门呢？

1895年秋天，爱因斯坦登上了开往苏黎世的列车。通过母亲的关系，爱因斯坦获准参加联邦工业大学的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政治史、文学史、德文、法文、生物学、数学、图形几何学、化学、物理学、图画，还加一篇文章。结果他落选了。那些需要记忆的课程，他都考得不好，加之没有中学文凭。好在他的数学和物理学考得十分出色，引起了学校教授和校长的关注。

著名的韦伯教授派人通知他，如果他留在苏黎世，可以破例特许他来旁听自己的物理课。校长也十分欣赏爱因斯坦非凡的数学能力和渊博的数学知识，他给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善意的忠告：应当在瑞士的一所中学毕业后，过一年再来投考。校长还亲自推荐了阿劳小镇上的州立中学，这所学校无论在教学方法上还是教师的组成上都是最先进的。

爱因斯坦自己虽不想再进中学，因为慕尼黑中学生活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但怎么办呢？继续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肯定是不行的，爱因斯坦也不想再伤父母的心了。

爱因斯坦怀着懊丧的心情来到离苏黎世不远的阿劳镇上。这依山傍水的小镇，美丽如画的景色，一点也引不起他的兴致。踏进州立阿劳中学大门的爱因斯坦，心上仿佛压着一块大石头。他寄住在温特勒先生家里。温特勒先生是州立阿劳中学的教师，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深知教育心理学。他带着爱因斯坦在学校里到处散步参观，并让自己的妻子和七个孩子都与爱因斯坦交上了朋友。很快，爱因斯坦就在温特勒先生家里找到了温暖，抑郁的心情过去了，一个新爱因斯坦诞生了。

阿劳中学的老师教育思想开通、民主。19世纪初叶，瑞士伟大的教育学家佩斯塔洛齐曾在阿劳州附近活动过，他的民主和人道主义思想在阿劳州立中学十分盛行。他们不赞成用权威的棍棒和名利的诱饵当做教育的手段。他们主张学生自我负责，老师的责任就是向学生展示知识和科学的魅力，点燃他们好奇心的火花，激起他们的求知欲望，让他们的智力自由地发展。温特勒先生教德文和历史。他纯朴热情，学识渊博，采集鸟类标本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常带着学生到山里去远足，采集动植物标本。让孩子们欢笑，来洗去岁月留在身上的尘翳，这是温特勒先生最大的快乐。爱因斯坦与温特勒先生朝夕相处，尊重他，热爱他，他们成了好朋友。

爱因斯坦有生以来第一次喜爱学校了。老师这样亲切，学生可以自由地提问、研究问题，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民主和自由，爱因斯坦变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青春的朝气和活力迸发出来了。路易波尔德中学里那个怯生生、不多说话的少年，现在变成笑声爽朗、步伐坚定、情绪激昂的年轻人了。他浓密的黑色卷发下面，那一双棕色的大眼睛里，时常带着嘲笑的神色。早年的那种腼腆已经痕迹全无了。有一位同班同学后来还回想起爱因斯坦的那种有力而又自信的步伐，脸上的那种微带嘲讽意味的表情以及他的那种“不顾是否会冒犯别人而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大无畏方式”。爱因斯坦式的自信在阿劳中学时的一篇短文中表现出来。这篇用不大完美的法文写的短文第一次表达出爱因斯坦日后的果断意志，标题为《我的未来计划》。

这篇珍贵的短文弥足录下：

“幸福的人对现状太满足了，所以不大会去想到未来。另一方面，青年人则爱致力于构想一些大胆的计划。而严肃认真的青年人自然想要做到使自己寻求的目标概念尽可能明确。

我若有幸考取，我就会到苏黎世的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去读书了。我会在那里呆上4年，学习数学和物理。我想象自己成了自然科学中这些部门的教师，我选择了自然科学的理论部分。

下面就是使我作出此项计划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我倾向于作抽象的和数学的思考，而缺乏想象力和实际工作的能力。我的愿望也在我心中激发了这样的决心。这是很自然的事；人们总是喜欢去做自己有能力去做的事情。何况，科学职业还有某种独立性，那正是我极喜爱的。“

1896年秋天，爱因斯坦在阿劳中学顺利地以下列分数（规定最高分数为6分）拿到了中学毕业证书：德语5分、意大利语5分、历史6分、地理4分、代数6分、几何6分、图形几何学6分、物理学6分、化学5分、自然历史5分、绘画（美术）4分、绘画（技术）4分。

在阿劳的生活，更坚定了爱因斯坦不做德国人的决心。在慕尼黑的时候，他就曾经向父亲要求放弃德国国籍。一个孩子，要放弃自己祖国的国籍，这多少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爱因斯坦再次恳求父亲答应他的要求。父亲性情随和，经不住儿子的一再恳求，就向当局写了申请。当局接受了申请，在付了3个马克之后，爱因斯坦便获得了一份1896年2月28日由乌尔姆地方签发的文件，正式宣布爱因斯坦不再是德国公民。10月29日，爱因斯坦考上了瑞士联邦工业大学，而且是一个无国籍的大学生。

在阿劳度过的这段时间向爱因斯坦说明，在一所不受陈规陋习束缚的、由进步的人们领导的学校里，教学将成为有趣的、吸引人的职业，它同科学活动很容易相结合。这段经历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自述片断》中，他写道：“1895年，在既未入学也无教师的情况下，跟我父母在米兰度过1年之后，我这个16岁的青年人从意大利来到苏黎世。我的目的是要上联邦工业大学，可是一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是一个执意的而又有自知之明的年轻人，我的那一点零散的有关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热衷于深入理解，但很少去背诵，加之记忆力又不强，所以我觉得上大学学习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怀着一种根本没有把握的心情，我报名参加工程系的入学考试。这次考试可悲地显示了我过去所受的教育的残缺不全，尽管主持考试的人既有耐心又富有同情心。我认为我的失败是完全应该的。然而可以自慰的是，物理学家H·F·韦伯让人告诉我，如果我留在苏黎世，可以去听他的课。但是校长阿耳宾·赫尔措格教授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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