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你怎么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故事。
当她去世的时候,你首先不是感到吃惊。爱情的一部分就是随时准备面对死亡。当她死时,你觉得你的爱情得到了确认。你的感觉是对的。这是所有这一切中的一部分。
随之而来你感到疯狂。而接下来便是孤独寂寞:并不是你所预料到的那种给人印象深刻的独居,并不是意义非凡的鳏寡受难,只是孤独。你以为是一种近乎地质现象所引起的感觉——在倾斜的峡谷里的头晕目眩一但情况并非那样;它只是痛苦,像上班一样,出现得很准时。我们的医生们怎么说来着?我深表遗憾,布兰克太太;当然,忧伤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放心吧,你会走出忧伤的;这种药,我建议,你每晚吃两片;布兰克太太,也许去寻找一种新的爱好;汽车维护,队列舞蹈?别着急,六个月后,你会走出困境的;随时来看我;哦,护士,她来时,再给她配这种药,好吗?不,我不必见她了,毕竟死的不是她,对不,朝好的方面看。她说她叫什么名字?
后来,这样的事发生到了你自己头上。其中没有荣耀。你有充裕的时间来悲伤;除了时间外你便什么都没有了。布瓦尔与白居谢在他们“誊写”本里抄了一条“如何忘掉已故的朋友”的忠告:(萨勒诺医科学校的医生)托图勒斯说,你应该吃填塞得满满的猪心。也许我不得不求助于这个药方。我尝试了饮酒,但那有什么用?饮酒使人醉,那是它所能做到的。人们说,工作可治百病啊。它没那么灵;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工作了以后,你甚至还不会感到疲惫:你最多会觉得有一种神经性嗜睡。你始终有的是时间。再过一段时间吧。慢慢来。再过一阵子吧。你手上总有时间。
另有一些人以为,你想说说话。“你想谈谈埃伦吗?”他们问道,暗示说如果你悲痛得受不了,他们也不会感到窘迫的。有时你会讲讲,有时你不会讲;这没什么两样。谈的话并不是真想说的话;或者说,真想说的话是不存在的。“语言像一面破锣,我们敲着这面破锣,奏出让熊翩翩起舞的曲调,同时我们一直希望能感动天上的星星,生出怜悯之心。”你开口说话,却发现,谈论丧失亲人的语言既愚蠢又不适宜。你似乎是在谈论其他人的痛苦。我爱过她;我们曾是幸福的一对;我思念她。她不曾爱过我;我们在一起不幸福;我思念她。可供祈祷的话的选择范围是有限的:急促而含糊不清地说上只言片语。
“这也许看起来很糟糕,杰弗里,但你会从中走出来的。我并不是把你的忧伤不当回事;只是我丰富的生活经历让我知道,你会从中走出来的。”你一面龙飞凤舞地开着药方,一面自己喃喃地说着这些话(不,布兰克太太,你可以把它们全都吞下,它们不会致死的)。你确实从中走出来了,这没有错。一年后,五年后。但是你从中走出来时并不像火车从隧道里出来那样,风驰电掣般地穿过东部的丘陵草原,驶入阳光之中,然后咔嗒咔嗒地一路飞驰而去,直至来到英吉利海峡;而你却像一只从浮油下走出来的海鸥,从痛苦中走出来。你终身将经受着柏油粘毛的折磨。
你依然天天想到她。有时厌烦了爱着一个死了的她,就想象着她重新活过来,与你交谈,征求你赞同的意见。福楼拜在他母亲去世后,常常要他的管家穿上她旧的格子布衣服,用假扮给他带来惊喜。效果不错,还是没有效果:葬礼过了七年之后,看到那件旧衣服在家里走动的时候,他依然会痛哭流涕。这是一种成功呢还是一种失败?是一种怀念呢还是一种自甘沉溺?我们是否会清楚,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拥抱我们的悲伤,并虚妄地开始亨受悲伤起来?“悲伤是一种罪过。”(1878年)要么,你就努力问避她的形象。现在,当我想起埃伦的时候,我努力去想1853年袭击鲁昂的一场冰雹。“一场一级水平的冰雹。”古斯塔夫向露易丝评论说。在克鲁瓦塞,墙树遭到了摧残,花朵被打成碎片,厨房外的花园乱成一片。在其他的地方,收成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窗户被砸碎了。只有装玻璃的工人是高兴的;装玻璃的人,还有古斯塔夫。这一番狼藉景象让他高兴:仅只用五分钟的时间,大自然就重新用世间万物的真正秩序强加于人类自负地以为自己正在建立的那种短暂、人为的秩序之上。有什么比瓜果田里的钟形玻璃罩更愚蠢的吗?古斯塔夫问:“他为冰雹砸碎了玻璃罩而鼓掌喝彩。”人们未免太轻而易举地相信,“太阳的作用就是帮助大白菜生长。”这封信总能让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太阳的作用不是帮助大白菜生长,而我纯粹是在给你讲故事:她生于1920年,1940年结婚,1942年与1946年先后两次生子,1975年去世。
我将重新开始说。矮小的人总是很灵活,是不是;但是埃伦并不灵活。她的身高只有五英尺略多一点,但她动作很笨拙;她常撞东撞西,摔跤绊倒。她很容易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却又注意不到。有一次,正当她毫不留神地想一步踏进皮卡迪利大街时,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虽然她还穿着大衣与衬衫,可第二天,她的手臂上就出现了机器人的铁爪所留下的青紫色钳印。她没有对这些青紫块说什么,而当我给她指出这些钳印时,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一头扎进马路的情形。
我重新开始说吧。她是一个备受宠爱的独生女。她是个备受宠爱的独一无二的妻子。她的情夫们对她宠爱有加——如果这么说恰当的话——我想我必须同意把他们称作她的情夫,尽管我敢肯定,情夫一词太抬高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身份。我爱过她;我们曾是幸福的一对;我思念她。她不曾爱我;我们在一起不幸福;我怀念她。也许,她让人爱得厌烦了。在二十四岁时,福楼拜说他“成熟了一一时候木到就先成熟了,那倒不假。但是这是因为我是在温室里培育长大的。”她是不是受到的宠爱太多了呢?许多人都不能受到太多的宠爱,但也许埃伦可以。或者她的爱情观也许与众不同:我们为什么总是认为对于其他任何人这都是一样的呢?也许,对埃伦来说,爱只是一个桑椹临时港,是一个涨潮时登陆的地方。你不可能生活在那儿:忙乱地爬上岸;然后继续向前。而旧爱呢?旧爱是一辆生了锈的坦克,为一个烂泥地上的纪念碑放哨站岗:在这儿,曾经有些东西得到了解放。旧爱是十一月里站立在沙滩上的一排小屋。
在一个乡村酒店里,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我有一次听到两个男人在谈论贝蒂·科林德。也许拼写不正确;但是就是那个名字。贝蒂·科林德,贝蒂·科林德——他们从来没有只说贝蒂,也没有说那个科林德女人,而总是说贝蒂·科林德。似乎她动作有点快,尽管那些站着不动的人,当然,总会夸大速度。好快啊,这个贝蒂·科林德,酒吧的男人不无嫉妒地窃笑着说。”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谈论贝蒂·科林德的。“这是在陈述事实,而不是在问话,尽管接着就听到了问话。”贝蒂·科林德与埃菲尔铁塔有什么不同?说说看,贝蒂·科林德与埃菲尔铁塔有什么不同?”停顿了下来,等待着最后片刻里的私密信息。“可不是人人都爬过埃菲尔铁塔。”我为两再英里之外的妻子感到脸红。有没有在她私自去过的地方也有嫉妒的男人在拿她开着玩笑呢?我不清楚。再说,我夸大其词了。也许我并没有脸红。也许我并不在乎。不管贝蒂·科林德什么样子,我的妻子可不像贝蒂·科林德。
在1872年,法国文学界讨论了该如何处理淫荡的女人。丈夫是应该惩罚她呢,还是宽恕她?小仲马在《男人女人》中给出直截了当的建议“杀了她!”他的书在出版的当年就重印了三十七次。
起初,我很伤心;起初,我很在意,我并不是想到我自己。我的妻子和别的男人上床:我该不该为此担心?我没有与别的女人上床:我该不该为此焦虑?埃伦对我总是很好:我应不应该为那担心呢?并不是因为放荡的内疚她才对我好的,她就是对我很好。我工作很努力;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好妻子。现在你不可以那样说了,但她对我来说是个好妻子。我没有婚外情,是因为我没有兴趣搞婚外情;再说,慈悲为怀的医生的陈旧形象令人讨厌。埃伦确实有婚外情,我想,是因为她对此兴趣浓厚吧。“我们曾是幸福的;我们曾是不幸福的;我都怀念她。”“认认真真地生活,是光彩的事呢,还是愚蠢的事?”(1855年)让人难于表达出来的是,她对这一切竟如此的无动于衷。她并不堕落;她的精神境界并不粗俗;她也从不债台高筑。有时,她离开的时间长了些,超出合适的范围;她购物的时间很长,买回的东西却少得让人起疑心(她并不是一个购物时如此这般挑三拣四的人、花几天时间到城里去补看戏剧的情形越来越频繁,超出了我愿意接受的程度。但她诚实可敬:她只是在她私密的生活上对我说过谎。她对于这方面的说谎是出于感情冲动,不考虑后果,几乎叫人难堪;但是其他事情上,她都对我实话实说。这让我想起了《包法利夫人》的起诉人在描述福楼拜的艺术时用的一句话:他说这部小说“虽然真实但却不慎重”。
是不是因淫荡而变得十分妖艳的妻子,似乎会让丈夫更加充满性欲?不: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那正是我说她不堕落的部分意思。她有没有表现出福楼拜描述的淫荡女人所具有的那种胆怯与温顺的特点来?没有。她有没有像爱玛自包法利一样,在淫荡中重新发现了婚姻中的一切陈腐与平庸?我们对这点没有谈论过。(原文注释。《包法利夫人》的第一版有“她的婚姻中的一切陈腐与平庸”。1862年出版的一版,福楼拜打算删除她的这两个字,于是就扩大了这个短语攻击的范围。布耶提醒他要谨慎从事——毕竟受审之事只是五年前的事——于是,这个只指涉爱玛与夏尔的物主代词保留在了小说的1862年与1869年两个版本中。最后它被省去了,句中广义的指涉在1873年版正式生效。)她是不是发现了——用纳博科夫的话说——淫荡是超越传统的最为传统的方法?我是不会作这样的想象的:埃伦不用这样的语言思考问题。她不是一个反抗者,不具备一种有意识的自由精神;她是一个仓促行事的女人,一个只管往前冲的女人,一匹脱缰的马,一个燃料仓。也许,我使她变得更糟糕;也许,那些宽恕与溺爱的人比他们所怀疑的更加让人生气。“不能与那些你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一种折磨,而与那些你所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则是最痛苦的折磨”。(1847年)她只有五英尺高;她长着一张宽大、光滑的脸,双颊上常常带着淡淡的红晕;她从不脸红;她的眼睛——如我已告诉你的——蓝中泛着绿色;女性时装的神秘小道消息让她穿什么衣服,她就穿什么衣服;她很容易哈哈大笑起来,她很容易碰伤;她匆匆忙忙。她匆忙跑去看电影,而我们俩都清楚电影院马上要关门;她在七月里去赶冬季拍卖场;她会想去与堂姐一块儿住几天,而这个堂姐的希腊度假贺卡第二天早晨寄到了家。这些行为的突如其来比内心的渴望更有说服力。在《情感教育》中,弗雷德里克向阿尔努太太解释说,他之所以把罗莎涅特当情妇,是“因为绝望,就像一个人自杀那样”。当然,这是狡猾的辩护,但看起来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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