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对人说,对死去的人要宽容,对活着的人要严厉。当然,我也可以跟人讲,对死去的人要严厉,对活着的人要宽容。之所以我常常讲的是前面那段话,不是因为它比后面那段话更有道理,只是我先想到了它。
世事芜杂,人们却总想生活得简单。虽然不一定照办,但最好有那么几句话,翻来覆去可以运用,可以宽慰自己的浑浑噩噩。上学那时候喜欢在笔记本上抄写人生格言,到如今有了自己的格言,也不写在本子上,直接刻在脑子里了。有时候想想,一个人没有几句属于自己的,不同于其他人的语言,其实活着会更艰难。
在某部国产影片中,一群凶神恶煞的团练跟着一个腆着大肚皮的黑脸壮汉,齐声高喊“刀枪不入”,挥舞刀枪冲向红军的阵地。一梭子子弹将壮汉撂倒,众人惊慌四散。导演用了不少菲林来交代这段场景,可能只是觉得精彩,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嘲笑,一种对语言的嘲笑。这种嘲笑像子弹一样滚烫而冷酷。
在蛍因一类的哲学家眼里,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东西,语言以及语言的对象。简要地讲,也就是两类,一种叫“刀枪不入”,一种叫“刀枪”。这两种东西彼此依存,又在历史中制造冲突。在上述那个场景中,信奉“刀枪不入”的壮汉是唯心论者,而显然,善用子弹的红军战士是唯物论者。当然,导演的哲学立场是不言而喻的。
但语言有语言的力量。在穿过一条寂静无人的夜巷时,语言能壮胆,这是儿时的经验。长大了,语言可以帮助一个羞涩的男孩去亲近一个女孩。“刀枪不入”显然是对语言力量的滥用,可反过来一想,不管这四个字如何荒唐,它毕竟支撑着那些人冲向了阵地,在子弹横飞之前豪情万丈。
语言究竟有多大的力量?苏格拉底把它用到了极致。他的学生斐多曾经满怀感激地说到自己的老师:“他治愈了我们。”用什么治愈?无他,唯语言尔。尼古拉·格里马尔迪(NicolasGrimal-di)在《巫师苏格拉底》一书中说苏格拉底在本质上是萨满、魔法师和巫师的混合体,因为苏格拉底用有魔力的语言蛊惑人们,同时也治疗人们灵魂中的疾患。
正因为语言有特别的力量,使用的人便须谨慎。
以前百姓管写有字的书信、印有字的报张之类为“字纸”,是不可随意丢弃的。按习俗,这类“字纸”须拿到指定地点统一焚烧,以示对文字的敬畏。我所在的城市有一条街道叫“惜字宫”,就是因一个焚烧字纸的小庙而得名。这让我想起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的异象。古人比我们多的,就是一份敬畏心:语言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天知道。
于是有人开始反思语言,对如何使用语言、该不该使用语言产生了疑问。黄子平在《害怕写作》的代序中就表达了一个写作者对语言的诸多困惑。他问自己:是谁给了你写作的权利、写作的资格?是语言让他体会到了写作中的空虚与充实、软弱与坚强。他是一个有敬畏心的人。
和“刀枪不入”的壮汉一样,不少人仍在滥用语言。拙劣的翻译是司空见惯的例子,粗心大意的作者和编辑也在创造新的笑话。比如前面提到的《巫师苏格拉底》,在书的封面上,作者尼古拉居然印成了“居古拉”。这样的错漏也可以放过,看来出版社也在玩“刀枪不入”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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