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白】痛苦会使人急欲赎罪,想出“死亡天使遍体是眼睛,持出鞘利剑立于病榻上方,剑尖悬着一滴苦胆。病人因恐慌而张嘴,于是滴下”的苦闷枯燥情景。人对无常无计可施,觉得冷漠悲惨之外,好像有参不透的深意,或是为了什么付出的代价,总想获得解释:
她脸上有块巴掌大的胎记,据此,被家里取名“小青”,我看没大碍,但女人和男人怎么能一样呢。她这一辈子郁郁,都和那块青有关,搓(擦)多厚的粉,仍然会透出来。很少讲话,不愿意见人,结婚也只是随便找个肯要自己的。强迫症一样,总去做手术,激光、祛斑、吃药,唤醒了皮肤癌,刚到中年,人就没了。这生来烙上的一块,她自己反复确认为诅咒,就真成了诅咒。
她知道怨不着别人,是自己清醒地错过了生育年龄。医生说这是唯一机会,但确诊是先心病,告诉除她以外的人:放弃是明智的。欲望难解释,有的欲望有崇高感,她坚信这个“不明智”比自己的性命、事业和享乐都要紧。艰难的出生之后,就开始了疯狂昂贵的求诊,孩子一直在ICU里监护,还是在进京的路上夭折了。她此生只能做二十一天母亲。
一场持续了片刻的心脏病发作之后,她开始高估三十几年平淡无奇的夫妻生活。葬礼热闹了几天,女儿回国住了一个月,重复听了无数遍这种情况她也会劝别人的话,也觉得理当如此。只是再也没有顺利的睡眠了,每次醒来,表上的时间都还早,又被这平淡无奇的不公平撕成碎片,用一宿的时间慢慢拼起来。夜里如此不公平。
#墙# 我家卫生间的墙有中空,早晚之间,能听到隔壁滴水和尖锐的擦刮声响。他们夫妇近来很安静。是早起时听到的叫声,喊着什么,似乎是男主人的名字,我们猜是吵架。窗外来了辆闪着蓝灯的急救车,停了片刻,又空车走了。楼梯上不断有响动,有人议论丧事细节。他这辈子,就这么在一个早上结束了。
(续)那男人病了多年了。曾是个清秀温和的人,有双三十年前很金贵如今不那么重要的会打家具、会修电器的巧手。据说脑血管出了毛病性情就跟着变,墙那边常听他摔东西、骂想象力惊人的脏话。女人每天早晚带着他下楼锻炼,邻居依照本分安慰说好歹比一个人过强,她只叹气。
(再)这几年男人渐渐好转了,可以自己下楼,可以老老实实地站定和人打招呼。然后就在这么个早上,突然死掉了。在街上看到女人,和平日一样笑,立着说话,摇着头说“太快了,哪怕落炕一个月让我有个防备”。每天早上五六点钟,我能听到她的哭声,像根细细的绳子从墙那边抛过来。
#上海# “我为什么恨上海?”快二十年,她还不能踏上上海。去的时候和丈夫两个人,带着家中的积蓄,回来只有自己。他们穿着呢子大衣,在城隍庙前合影,害怕是最后一张,脸上写着,分明是最后一张。然后在那家大医院办了住院,只有他们引进了先进的介入疗法,找了个地下室的旅店。“我看到的上海,和你们旅游、出差时的上海不一样。”
(续)他们带了部那时叫“大哥大”的电话,借来的,好让丈夫在病床上一周给孩子打一次。科里的白大褂们知道,不时悄悄来借,过半天还回来,交话费的时候又疼又气。她还要给上上下下的白大褂们的口袋里塞信封。结果人是在一个手术事故上走的,那个爱打长途的博士生干的,怎么也找不到了,有个生面孔操着上海普通话向她解释:这不能说就算事故。
(再)最后那天,说是抢救,其实是观测。同病房家属都撑起一面床单面向着他们,怕沾染这人人难逃的晦气。护士叫了几次,大夫来了,装不认识她,戴着口罩,全神贯注地盯着仪器,看看表,自言自语了个时间,说“把白布单盖上吧”,快步走了。她一辈子重视尊严和礼貌,此时哭叫说“你们救救他”。这座楼很高,她家乡没有这么高的,窗外这个灯火通明的地方叫上海。
(又)她一年没沾过床,睡污浊的病房和走廊,让同来的人晚上回小旅馆。旅馆里的几个女人,北方人觉得她们高颧骨细眼睛,都长得一样,女人问“你们那里挣多少工资”,然后扁着嘴说:“太少了,我们一个月挣一千你信不信?”他们带遗像回去,几个女人围过来看,说“啊呀啊呀挺年轻挺帅气的嘛像那个演员,啊,郑少秋……”一拍脑门,然后继续打毛线,叮嘱屋里是不许烧香啊黄纸啊什么的,不要吵吵闹闹。
夜间被憋醒过来,看护应了一声。大夫说已经没有药了,没有办法,等明天查房吧,又揉着眼睛去了。右床还没从麻醉里醒过来,家属举起引流袋子,看看刻度,单子下露出松垮垮的半个屁股和大腿。为什么就不能挂个帘呢?左床不知是醒着还是说梦话,一直在呻吟,呼吸声和臭气仿佛就在面前。病人和健康人之间,存在“最深刻的差异”。
被淹没在困境里的人,觉得窒息,爱无意间走到窗前,抱着胳膊朝外看,外面只有个堆废物的后院、停车场或有几家小店铺的街道,没什么景色。神色麻木地呆看很久,在别人眼里是个颓唐的背影。我不知道他们想什么,我想的是:要是能变成那个路过的人就好了。然而,谁知道他又面临什么呢。
本地新闻里说,日前有位市民盲目做抽脂手术,死在了小诊所里。那是我的小学同学,二年级被市游泳队选中后,每天游几千米仰泳和蝶泳,吃牛肉,喝大量牛奶,一元一次方程以后不用再上算数课,最好成绩是东南亚铜牌,过另一种生活。如今,我在本地小报的第六版上读到她。
我中学班上有个女同学,说起来,真是言情小说里的人物命运:生得美,驼羔似的眼睛,言行举止安静,家境也好,住在省军区的独栋洋楼里。班上男生喜欢她的多,不敢喜欢的更多。毕业后,听说得了白血病,有见过的,说长发已经都剃掉了,人也极瘦,但补充说“仍然很漂亮”。大概在我们高考那年死了,并没有过男友,只是生命中的景象,想起时,也没什么动心,感触近乎所谓“物哀”。
“回去吧”,大夫看完了片子说。像接受了一场晚春时候洒在地里的冰雹,他默默地领妈去街里买了几身成衣,下饭店吃能吃得起的好东西。妈也像他一样不动声色,慢慢地、没有任何笑容地嚼。他不敢看她,看她的时候想起从小养过的许多动物。三个月以后,伴随着录音机里的唢呐声,他把装着妈的木匣子埋进自家地里。
青年人从县政府借调省城要害机关,快要留下了,在此地的价值观里,是第一等前途,连县长都找他吃饭。又弄璋之喜,繁花着锦绣。要害机关繁忙拘谨,不敢请假,酒局后小睡一会儿,还是想冒险趁凌晨开车回家看看妻儿……事后,都说可惜,基本上是真诚的,可也同时是解闷的。几年后,只有妻子和父母还记得他。再过些年,或许只有父母记得他了。
公共汽车莽撞地向右急转过来,没有减速,司机坐在高高的座位上目光迷离。兜在汽车怀抱里晃晃悠悠的自行车和伤亡只差半秒钟或十几厘米,骑车人神色如常,像老斗牛士。夕阳下的十字路口如梦如幻,命与命贱如粪土。
楼道里有个孩子在按什么按钮,发出劣质玩具那种刺耳的音乐,刚停下,又带着空旷的混响吵了起来。正是午睡时候,她终于怒不可遏,猛地拉开门,打算去训斥一下这孩子的大人。门口空地上停着辆儿童电动车,上面坐着个瘦得只剩下个大脑袋的男孩儿,三四岁,衣襟下面甩出条导管,袋子挂在挂钩上,里面黏糊糊的体液。
我在手术室外看到那个小女孩儿,一只眼睛上生着个巨大的恐怖肿物,剩下的五官很漂亮,在衣服破旧的母亲肩上不停抽泣。大夫远远看了一眼,低声说:“眼癌,没什么希望了。”过早离开的生命像是一个动机不明的访客。
自然界里最凄厉的声音,是母亲们哭她的孩子。
漏电的热水器以接近光的速度杀死了他,手心和脚心各留下一个小小的洞。他以不相称的年龄被盛在殡仪馆的纸棺材里,肚子高高地耸着,两只有点儿不好意思的大脚。人们排成队顺时针地看他最后一眼,觉得真是很可惜: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胖子。
案发地点在背街上的居民楼门前,离我家几百米。下午五点,年轻的女人走向一群玩耍的孩子,从口袋里掏出刀,大一点儿的孩子惊叫着跑开了,她就开始杀那个被吓傻的女孩儿,刀在幼小的脖子和前胸进出了五次。那个女孩儿的父母是在饭店打工的外地人。孩子在送医院的途中死掉了。她被人当场捉住,据说一看笑容就是个疯子。
在高速公路上,他目睹过各种愚蠢、惨烈的事故。烈日下,被撕开的长途汽车上散乱着哀嚎、昏迷中的呻吟,碎屑,烟尘,以及二十具残破模糊的尸首。他看到那个随车卖票的女孩坐在地上,上半身的衣服齐整,之下一片鲜艳的筋络像凶暴的花丛,两条腿齐根失去。他不停地眨眼,希望下一秒她能恢复原状。
八几年的大学生叫天之骄子,这个称谓也不夸张,升学比例少,考上就是国家干部,干部两个字意味着很多,不只是分配工作。邻居家儿子考上所西南的大学,很荣耀。大三那年,学校打电话来说:“你儿子在校斗殴,打伤了同学,跑了,到家没有?”又过了一段,来电话,找到下落了:他是朝向和家相反的边境,已在越境时被不知道哪边的枪打死了。
母亲和姐妹们一个接一个地疯掉,她必须加紧逃离那宿命的村子。省城,上海,深圳,她越过了家族的那条年龄线,终于学会了忘掉往昔的微笑。如今,她把车停在村道外,除了更破落,这里还是老样子。她比自己希望的更镇定,她的手指自信,呼吸缓慢。她不再压抑这种战胜的喜悦,开始飞快地甩掉全身衣服,在众目睽睽下爬到村头的杨树上,放声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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