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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谬种 第二节(第1页)

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和杨迟像是孤儿院里的两个孩子,并排坐在小板凳上。时光荏苒,我们没有长大,还坐着。老杨从幼年起就知道远方有个黄金海岸,又叫理想国,又叫伊甸园,又叫共产主义,连说带比画给我看,我陷入了痴呆。这种幻想使我可以跳过凄怆而自恋的童年和少年期,直接进入青年期。有阅历的人都知道,故事无法细说从头,故事只能从一个相对合适的地方开始。

一九九五年,我在戴城糖精厂倒三班到第三年,当时混得已经不错了,每天吃香喝辣,香的是苯,辣的是甲醛。我还带一个女徒弟,刚从职校毕业的,长得那叫一个难看。有一天我差她去泡水,她走半道热水瓶塞子忽然蹦了出来,滚水溅在脚上,成了工伤,我就再也不让她干活了,每天工作间隙看看她哭丧的脸,以便解闷。

除了上班,我还去夜大学上课,学的是会计。上课时间和我的中班有点冲突,我就让女徒弟去学校顶缸,点卯时候答应一声,再替我做点课堂笔记。车间主任知道了,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鼻子骂,说女徒弟不是我的私产,不可以让她干私活,最多只能私下里干她。我很生气,众目睽睽之下照着车间主任的肚子打了一拳,很重,我认为他应该立刻跪倒在我胯下,呼吸困难,双眼凸出,好像要给我做BlowJob。美国军队里经常有这种场面,不过他们等级森严,按理应该是我跪下给主任干这个。

我听见周围一片叫好,心里得意,但眼前的车间主任纹丝没动。猛然反应过来,这个主任不是知识分子,他从工人升上来的,有六块龟壳一样的腹肌,比我猛。我后悔了半秒钟,眼前一花,被他一拳打在鼻梁上,酸痛麻震一起涌来,一屁股坐在地上,两股鼻血同时蹿了出来。

照常理,那会儿我就应该把鼻血抹在脸上,然后满地打滚,像个正牌的流氓。可惜我太年轻,要面子,做不出这种动作。我跳起来满处找凶器,有个看热闹的工人把手里的榔头塞给了我,车间主任夺路而逃,我在后面举着榔头猛追他,一边追一边从棉袄的缝隙里摘出棉花塞自己鼻孔里。

人们顺着地上的鼻血找到了我和车间主任,他已经爬到烟囱上去了,我举着榔头在下面发泄,把那一片所有的窗子都砸了。保卫科和医务室同时把我架走。后来才知道,鼻子上那一拳救了我。打车间主任的通常都要去拘留,搞不好还劳教,但我满脸开花显得吃亏更大些。厂里说,不劳教了,你下岗吧。这显然不符合国家政策,但我也没办法,有一度下岗这个国家调控措施变成了糖精厂的行政处罚手段。我不乐意领受这个,递了一张辞职书就走了。

我说了一句所有人都想说的话:老子早就不想干了!

现在我盘点自己的人生,就数那一年认识的人多。全厂两千个职工,我最起码认识一千个,个个都能把姓名、绰号、职务、八卦都报出来。后半生我再也没能如此地交游广泛。等到我辞职出来,成了个社会青年,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我也再没遇到过,在彼此看来,都像是沉入了茫茫大海。

我无处可去,回到住了十几年的农药新村。我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没什么大本事,下岗风潮刚起来的时候他就因恐惧而提前退休。这之前,我们家掏出一大半的存款,买下了居住长达十五年的两室户,它本来是单位里分配的房子,每个月交点房租就能住到死,但我爸爸觉得他要是挂了我会被农药厂赶到大街上去睡,正赶上房产改革,乐滋滋地买下了这套墙歪窗裂的房子,于是我也可以在这里住到死了。

作为长达十五年的邻居和发小,杨迟那时正在上海的化工学院读大学,暑假回来,他问我:“怎么新村里这么热闹?”我说好多下岗的,都不用上班了,蹲在楼道口争论人生的意义呢,能不热闹吗?

这个夏天,我和老杨无所事事。我们的父辈,那些从中年逐渐进入老年的家伙天天在家里打麻将解闷。经济情况很糟糕,人们连菜都买不起了,新村里散养着各种母鸡,它们温驯而无知,在杂草中寻找食物,黄昏时自动聚成几个小圈,由主人拎上楼去,某些争气的母鸡还会下蛋。起初居委会禁止这个,城里不能养家禽家畜是多年来立下的规矩,可以杀无赦,等到居委会带着纠察过来捕鸡时,男人们继续打麻将,我们的母辈们全都冲了出去,个别人手里抡着菜刀,拼了。混战一场,鸡保住了,居委会全部吓退,从此知道,群众假如长期没有蛋白质摄入就会发疯。

那时我们都觉得热闹,仿佛好好的一群人坐在巨轮上,却意外遭遇了海难,从贵宾室到三等舱的人都在甲板上乱窜,好玩极了。

到了夏末时,出了一点状况,附近的纺织厂停产了,大约三千名女工就地解散。她们沉默地堵住了路,要求那个浑蛋厂长出来说句话,但浑蛋厂长出国考察去了,只剩下混蛋科长们出来敷衍。女工们不干,来了很多警察,拉走了几个领头的,后来所有的纺织女工都要求被拉走,警察很同情她们,跟着一起骂厂长是矬逼。直闹到天黑,附近几个新村的人全都跑出去看热闹,堵了上万个人在街上。有个四十岁的阿姨对着人们讲述她的生平,从三年自然灾害讲到知青下乡,从知青返城讲到改革开放。我对历史一窍不通,老杨是理科生也好不到哪儿去,听这个阿姨讲完,我们算是学习了一下当代史。后来她也被拉走了。

多年来,我和老杨混迹在这个新村里,有时候打架,有时候逃亡,有时候带了女孩鬼混,倏忽之间称王称霸的日子过去了。大下岗时代我们再也不是主角,没有人是主角,所有的人都像是跑龙套的。

那个夏天,一伙盗贼开着卡车深夜潜入了农药新村,他们只偷自行车和助动车。第二天早晨,车棚里空空如也,这下集体傻眼。大伙买了新车,都装了两道锁,拴在楼道扶手的栏杆上,或是树上,或是七八辆车拴一起。过了一阵子,贼又来了,没什么锁是挡得住他们的,新车全部拿走。人们都快疯了。各个楼里派了精壮小伙子,彻夜守在楼下,我和老杨分配到一组,坐在躺椅里看星星,很多蚊子围着我们转。我觉得自己也快要崩溃了,我那辆战功卓著的二八凤凰,从十七岁那年驮了各种女孩到处耍威风,与我有着深厚的革命感情,也于当时离我而去,从此不复相见。

有一次我叔叔来我家,主要是想给我介绍份工作,谈完了出门一看自行车没了,我妈不得不赔给了他一辆。他介绍的工作是让我去铲煤,这件事极度荒谬,我还没铲煤呢就倒赔了一辆自行车进去,况且我并不想铲煤。另一次我爸出门,自行车被人偷了,此前他已经奉献了两辆自行车,如今他站在街头没了办法。我爸异常愤懑,觉得全世界都欠了他的,遂捡砖头砸开了另一辆车的车锁,他就偷了别人的车子回来了。

我和老杨在守夜时,看到对面楼里的茅建国出来,他是我们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命不太好,高考差了几分没录取,精神崩溃举着刀子要割脉,复读了一年又落榜,老老实实进了印染厂上班。

茅建国说:“我失业了,买断工龄了,只有四千块。”

我说:“那你比我强,你还有四千,我整个辞职不干了,一毛钱都没有。”

茅建国说:“杨迟不错,大学毕业留在上海。”

老杨说:“名额有限,我估计也得被送回来。”

茅建国说:“你们有钱吗,我现在身无分文,想借点钱买辆自行车。”

我和杨迟一起摇头。茅建国失望地说:“你们太不够朋友了。”

我和老杨说,别太在意了,真的拿不出钱来,车也没了,都穷,一起抽根烟吧。茅建国站在那儿抽烟,很舒服地让烟气在肺里停留了五秒钟,再吐出来。“我已经连香烟都买不起了,我妈生癌了。”他伸出手让我们看,十根手指,在他的印染厂里被熏得发绿,渗入他的指甲,“我想去饭馆端盘子,老板一看,让我洗手。可是我这手,死活也洗不干净。”

“你妈妈生什么癌?”

“不太好说的地方,”茅建国摇摇头,“反正已经扩散了。”

他说完这些就走了。过了几天,我在老杨家里打牌,听见对面楼里一声惨叫:建国啊。我们趴到窗口,看见茅建国的爸爸拉开窗帘,站在窗前大喊救命,而茅建国本人挂在天花板上,仅穿一条短裤,笔直地垂向地面,有一种无形的力在拽他。后来老杨解释说,那就是地球引力,它虽然看不见,但你绝对不能说地球引力是无形的。好吧,绷直了的茅建国,一动不动,也没有风吹过,在那扇深不可测的窗子里挂着,死了。

老杨说:“这太操蛋了,以后一抬头就能想起茅建国的惨状,我不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了。”说完这个,收拾收拾行李回上海去了。

其后的日子,天气热得发疯。新村的草堆里各种腐臭味散发出来,老鼠横行,和鸡生活在一起,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贫民窟了。居委会往楼道里撒红米,一种慢性老鼠药,人要是吃了没那么快就死,但是鸡就难说了,头一批鸡死的时候,新村里爆发了一场内战:养鸡的坚决要求清除红米,不养鸡的实在受不了满处老鼠乱窜,必须保留红米。后来达成协议,晚上放红米,白天收回去,灭老鼠,同时也给鸡一条活路。笨办法总比没办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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