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小苏接到了北京公司的通知,可以去上班了。女研究生在朝阳区有一套空房子等着他去填补,狗也康复了,不过它不能去北京,必须留在戴城。万事皆好,只有杨迟一直没有回家。
那时我已经去婚纱店上班。这是我在两年内做的第九份工作,此前我开过飞碟、卖过黄片、贩过袜子、送过花,我要是真心想写履历,能把HR吓死。反过来说,这次要是干不下去,我也该崩溃了。等我去了婚纱店一看,基本判断自己会崩溃。
婚纱店的老板姓陈,已经四十多岁,在他招我做营业员之前,店里的生意还不错。等到我去的时候,因为发大水,道路不通,各处来拿货的人都消失了,加之周边竞争激烈,全是开婚纱店的,陈老板已经发不出工资了。我心里暗骂叔叔不是人,给我介绍这种混账工作,同时也有点奇怪,开店的人,一两个月没生意不至于惨到这种程度。我学过会计,知道他现金流出问题了,这跟失血过多一个道理,再牛逼也得死。
那是火车站附近最混乱的地方,到处都是怪人,神经兮兮,步履匆忙,背着大口袋。沿街所有的店面都是婚纱,所谓婚纱一条街,这是戴城的特产之一,贩婚纱的人下火车到这里来扫一圈货,背了口袋就走,十分方便。我以为婚纱是多么高贵的玩意儿呢,一问,批发价通常八十块,顶级货三百块。这是九八年的价格,后来大概涨了点。料子也很难说得上是好的,因为那种布料和裁剪,穿在身上,除了幸福感之外,绝对不会有一点点舒服。女人要结婚,就疯了,这个我懂。
陈老板的店面不大,只有一个很小的入口,得走上楼梯才能看到整个二楼一条深邃的长廊,里面挂满衣服。如此一来,租金稍微便宜点,但时时会被人遗忘,得是老顾客才会特地转进来。自然,我的任务就是站在楼下,既充当礼仪先生,又充当吆喝小弟。一会儿彬彬有礼地对着女士们微笑,请上楼,楼上什么都有,小心台阶,地毯有点翘起来别绊着姐姐你;一会儿看到没人了,就直着嗓子喊两下,婚纱批发,批发婚纱,批发批发,婚纱婚纱。蛮押韵的。这么干了三天,嗓子哑了。陈老板过来给了我一颗润喉糖。
我吃着润喉糖,心想,倒也不错。我过去贩黄片,犯下了很多罪孽,最起码我奶奶的主是不会饶恕我的,现在卖婚纱,让中国人民穿着白颜色的衣服结婚,这他妈的在以前不可想象,我会被人卸了,现在人民也接受这种倒霉装束了,我算是为主的神圣添砖加瓦。
陈老板的老婆,我特地讲一下,她长得美。陈老板本人就像根茄子,娶了个年轻的美女,一猜就是二婚。果然,其他店员告诉我,他把自己老婆休了,这个是他发财以后娶的。不过这大美女没什么背景,郊区马台镇的一个农家女,一开口全是乡音,没法听的。纯粹好看,不实惠。她不常出现,据说待在工厂里,也不管事,纯养膘。这个店里的管理人员,都是她家里亲戚,其中有一个名叫马汉,长得阴阳怪气,像我遇到的最矬的工厂干部,常年穿得灰不溜秋,一对内容可疑的瞳孔深藏在眼镜片后面。他负责管账,收到了钱,就塞进自己掌管的一个铁盒子里。有时候会用一种很官方的口气训斥女营业员,比如偷懒就是偷懒,他非要说成是“怠工”。后来一问,原来也是从一家小化工厂下岗出来的,做过车间管理员。我很不喜欢这个家伙。
这个地方待久了,觉得十分无聊。陈老板经常会走下来看我,跟我聊几句,表现得很亲热。当然,我知道他是查岗,怕我溜出去玩了,或者没有尽心尽力吆喝。马汉来了,眼镜片冲着我闪一下,并不说话。为了嘲笑他,我找了副墨镜戴上,显得既酷又神秘。
在婚纱一条街上,我还遇见了一个熟人,他是我技校里的同学,没毕业就辍学走了。他很可怜,是个歪头,没想到竟然结婚了,老婆是我以前经常看见的一个马路少女,专门靠打桌球赢钱。这两个家伙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婚纱店。
歪头同学对我也不错,说自己九一年就出来学生意,被人剥削了整整五年,摸清生意门道,到九六年才拥有了自己的门店,批零兼营,夫妻两个人带一个营业员,非常辛苦,但感觉很有奔头。他歪着头的样子很可爱,我老想笑,但他老婆不好惹,我曾经在桌球房把所有的钱都输给了她,不想再惹怒她了。
我的歪头同学邀请我加盟,在他店里帮工。“陈老板那儿没什么好做的,他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他是戴城最早做婚纱的一批人,曾经赚了一百万,但现在全都赔进去了。”
“怎么赔得这么厉害?”
“他娶了个新老婆,是马台镇的农民。他为了给老婆争脸,就在马台镇那么偏远的地方盖了一座大楼,有五层楼,好几亩地,造得就像白宫一样气派。他的婚纱厂就在那楼里,但是只占了小半个楼层,其他地方他想出租挣钱,可惜,马台镇没划进开发区,他白费劲了。”
“盖房子把钱都花光了?”
“岂止。不但花了一百万,还借了银行六百万。”歪头奸笑道,“现在他每个月得还几万块的利息,他死定了。”
我想了想说:“陈老板对我没什么不仗义的,直接跳槽到你这里来不太好,等以后吧。”
“行啊,不会很久了,再有两个月他就可以倒闭了。”
聊完了,我回到店门口,觉得少了点什么,仔细一看我的自行车被人偷走了。
天哪,我的破车,我那辆必须用鞋底充当刹车皮的破车,居然也被人偷走了。火车站是小偷最猖獗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偷我的自行车啊。我想找一辆比它更破的都难,这他妈的太没天理了,它明明已经超出了小偷的底线。
有一段时间,雨停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指望着洪水能退下去。那一年戴城的情况尚可,城里没有发生太严重的内涝,但是几百公里之外江水滔滔,用报纸上的话说:险情不断。我们第一次为发生在远方的水灾本身而担心,以前我们只担心发大水了有很多人端着饭碗到戴城来要饭。
老杨还是没回来。
小苏对我说,他三天后就走,坐火车去上海,避开灾区,坐飞机到北京。东西不能带太多,假如我看中什么,就送给我了。
一双皮鞋,一件夹克,一顶草帽,一把雨伞。后来我说伞不能收,不吉利。小苏笑笑说:“咱们本来就散了。”
“你不等老杨回来了?”
“有点等不及了,怎么办?”
“确实去得太久了。”
“有他的消息就打我电话。
“这会儿美国一定很安全吧。”我感叹说。
我看中了小苏的自行车,一辆白色的、极其破旧的公路赛车。小苏没二话就把车给了我。第二天我骑到火车站,中途有一条施工的路,坑坑洼洼的,公路赛车没法骑,我只能推着自行车着泥水闯过去,到婚纱店一看两条裤腿全完了,脚上穿着凉鞋倒还能应付。马汉不高兴了,认为我的形象不佳,有损店风,让我回家换裤子。我只能又推着自行车回去,到小苏家附近我渴坏了,进去喝水。小苏看了看,对我说:“路小路,我去帮你赢辆自行车回来。”
“怎么赢?赌钱?”
小苏叫了一辆出租车,把自行车架在后备厢里,我们直接去戴城乐园门口。小苏说他看了报纸,这一天著名外国品牌“肉的慢”在戴城乐园门口举行自行车比赛,男女前三名各奖一辆“肉得慢”十八速山地车,非常适合闯工地。比赛距离是二十公里!我说我他妈的已经累趴了,骑不动。小苏说:“我来骑,你在这儿等我。”
“你有把握吗?”
“我对赛道很熟悉,这一圈往返,正好是我们去孤儿院那边,绕过山再回来。哪儿上坡哪儿下坡,我都清清楚楚的。”小苏说,“路况很好,我的公路车可以的。”
“车况和人况呢?”我叹着气问他。
“试试看嘛。我要是没赢到,你也别怪我。”
到了戴城乐园门口才发现,我的天,人山人海。无数人推着他们的山地车、公路车、老坦克、公主车,好像还夹杂着黄鱼车,拥在起点站,显然都是想赢一辆“肉的慢”的。在这些人里,我居然还看见了好几个外国人!他们打扮得非常专业,一水儿的山地车,穿着紧身裤,头上还有一个向后凸出的安全帽。跟中国人赛车,你是得注意安全。其中还有一个老黑。我立马怂了,拉小苏的衣袖说:“咱别比了,冠军肯定是老黑的。”小苏说:“你在说什么啊?你很怕老黑吗?”
不是我怕,而是历史证明了的。当年我在化工学院和杨迟一起打篮球,对方球队里有两个老黑,比我们高半个头,这弹跳力不是盖的,比歪歪的哥哥还厉害,随随便便就能灌篮。我和老杨跟他们打了十五分钟,累得吐血,一个球没投进。最后下结论说:“是个黑人就比你强。”这种来自体能上的挫败感,我少年时几乎没有体验到。我打架拿亚军,逃跑拿冠军,一直深感自豪。在黑人面前才会明白,这什么都不是,你只能根据自己的肤色假装是个白人而歧视一下老黑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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