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在傍晚之前,找到了车子。把背包放到后备厢后,我们顿觉浑身轻松。安芬发动了汽车,沿着小树林里坡子和小道往回开。虽然才隔了一天,那些长在路上的小野花,似乎大了不少,鲜艳了不少。这让我心情比来时愉悦了很多。我想到要一点音乐,记起安芬为我放的金瑞弗思的乡村音乐,就去寻找卡带。安芬制止我说:“不要听金瑞弗思了,太过悲观,而且,真的不适合在路上放。”
“为什么不适合在路上放啊?”
“因为他是交通事故死的。”
我的手吓得缩了回来。
“你其实又迷信又脆弱。”安芬笑着说,“当然啊,迷信和脆弱,就是一对连体姐妹。”
出了小树林,波罗乃兹又晃荡晃荡地下坡,上坡,再下坡,然后拐起了一道一道的弯。我昏昏欲睡,然后好像真的就睡着了。耳朵里只听见车轮在地上飞快摩擦的声音。道路和眼前好像是一会儿白,一会儿灰的。是不是一会儿有雪,一会儿没有雪的呢?我这样想着,并想睁开眼睛证实一下,可就是睁不开。我实在是困了。可是我的心里又心疼安芬。我睡觉,她却要开车,一路上还背着比我的重得多的行李。在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安芬说:“你睡吧,待会儿我也睡了。”我马上吓醒了。安芬捏着方向盘,右手不停地推挡一下挡位。她看了我一眼,坏笑着说,“我就知道你胆小如鼠,喊不醒打不醒,但能吓醒。”
“如果你也睡觉,我们就完蛋了。”我说,“我不怕死,而且一直还暗中盼死,现在有你,我一点不想死了。”
“如果真爱,一起死也挺完美的。”安芬有时的确嘴无遮拦,“还能化蝶呢。”
我突然有了很无聊的联想,真爱的人死了会化蝶,那不是真爱一起死了的一对,会化成什么呢?
“有什么东西,是互相折磨对方的?”我问安芬。安芬想了一下,说,“我懂你的意思,你想让不爱或者伪爱,变成那种东西,对不?可我觉得,肯没完没了互相折磨,那也是一种爱,是一种奇爱呢。”
这个,的确有点意思。
安芬说:“我觉得,还有比蝴蝶更厉害更浪漫的东西。我曾经盼望跟谈默一起死,然后化成一对蜘蛛。”“为什么要化成蜘蛛啊,多丑陋啊。”我说,“蝴蝶的长相,难道很浪漫不成?”
“长相啊,那是你们小孩子的浪漫。”安芬不屑地说,“有一种母蜘蛛叫做黑寡妇,与她的配偶交配后,会吃掉对方。而那种雄蜘蛛特别痴情,一边交配一边主动把身体送给黑寡妇吞噬。爱得恨不能把对方吃进自己的身体里,消化掉,进入自己的血液甚至灵魂。”
“天哪,化蝶要改成化蛛了。”我做了一个躲闪的动作。安芬猛踩一个刹车,把车子停在路中央,恨恨地说,“猥琐男。”
我不知道她是真生气了,还是闹着玩。“至少男女要平等吧。”我赶紧申辩,“再说,做黑寡妇,多寂寞啊,爱人死了,变成了她的营养,谁在生命的长途中陪同她走啊?”
“这还不叫陪伴啊?溶解在身体里,一刻都无法分离。”安芬说,“他在你的心里,你说任何话,他第一时间听到;你做任何事,他第一时间看到。就算你有任何念头,产生任何情感,里面都包含着他,他就在那里啊,为什么要说孤独呢?我看你就是注重形式呢。”
一时间,我竟然找不到辩词。
天边出现了很多云堆,在晚霞的映衬中,五彩斑斓。那些云堆组成的世界,大概是遥远而不确定的原因,显得威武、浩渊而又神奇。我指着那些云,跟安芬讲小时候看云的浮想联翩。“有时候看着看着,热血沸腾,觉得,世界,怎么那么深邃,那么神秘,那么令生命神往呢。”
安芬当然不是真的生气。她见我看云,就用一块手帕擦拭挡风玻璃上的雾气。然后指着那些云世界说,“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很沮丧。我小时候坚信云里有个世界,云的出现就是那个世界的出现,云就如同舞台上的幕布,为了遮掩幕布后的事物。还有,有些重要角色出场的时候,舞台师回放雾气,制造效果。云上的世界,那些重要角色出场,云就是他们喷出的雾气吧。可是,当我飞到云上,我发现除了云还是云,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世界什么神仙人物。”
“兴许被飞机吓走了呢。”我调侃她说,“等你们屁股冒烟走了,他们全又出来了。”
安芬把手帕拧成一根细小的绳子,用来抽打我。她的脸在晚霞中通红。我忍不住去吻她。吻了又吻。在吻的过程中,我想起了谈默。我说,谈默……安芬堵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结束后,安芬启动汽车,这才说:“你现在是不是妒忌谈默了?”
老实说,真的有些妒忌谈默。
安芬说,“可别妒忌,他早就死了。”
我知道,安芬这个年龄的女人,开着改装的个性汽车,走南闯北,只身一人,时不时笑着或者毫无表情地骂自己一句,婊子,当然会有很多很多故事。安芬向我索要故事,也许就是为了引出自己的故事。而我听取安芬的故事,也许就在无形中覆盖掉了自己的故事。我们的几天,就是在彼此的故事里行走着,到达对方身体深处的吧。也许。也许,真的也许。
但是,她说谈默死了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惊讶,更没有因此而变得心里轻松,妒忌消散。可能她第一次提到谈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早就死了。我不能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想,在得到证实之前,我甚至被自己的这种似乎有些恶意的猜想,弄得有些愧疚。可现在,安芬说,谈默的确早就死了。我的愧疚感就烟消云散。这一部分心里空间,恰好给嫉妒腾出了更大的空间。
她开始继续讲谈默。她说,“现在,我就直接讲最后两次见谈默吧。”那是我做K歌小姐的第四个年头——噢,婊子,有时候我妈荔枝花,在电话里这样喊我。我也时不时这样称自己。太刺耳了吧,那是,习惯了就好。就是那么回事。我已经在江湖上辗转了六七个城市的近几十个娱乐场子。那时,谈默出国了,听说到了日本。日本在哪里啊,东边啊,海里面。我没有那么简单过得去啊。我就沿着东边的城市,一路找地方谋生。从牡丹江,往南边混,伊春,威海,日照和连云港,后来又折返到大连。那一年我落在锦州,对,应该说辽宁的锦州。我一直在攒钱,攒钱,有了钱,我一定要飞往横滨,日本的横滨啊,钱要多得可以轻松来回跑,往外数钱手不抽筋。钱要多得可以在横滨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为什么要去横滨?当然是因为谈默啊。听说谈默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两年,去了横滨啊。我并不厌烦陪人喝酒唱歌这样的工作。人家问,做这个图什么呀?我说,图钱。有了钱怎样呢?有了钱会等回我的爱啊。我就是这么想的,很简单啊。每次,K房妈咪都说,你脑子有病啊,用这种地方挣到的钱,能等到爱?你知道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做这个的?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婊子。我说,我不过是有备无患,我要找到谈默,跟他在一起,不管他有没有钱,我们都可以在一起生活下去。我就讲谈默和我的故事。我不讲前面那些小时候过家家的事,她们会笑死的。我讲后来的事,谈默上大学之后的事,我痴迷地读普希金,痴迷地猜想文汇杂志上的诗歌意境之后的事。那以后,我见过谈默两次,第一次是很激动,因为我终于见到他了,跟在梦里面一样。
那简直就是梦。十七岁的秋天,亚布林山一片金黄和艳红,还有深绿。那时候,我不太叫得出那些伴随着我长大的树木的名字。一个星期天的傍晚,从家里走出来,沿着一个环形的上坡路,往前走。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跟荔枝花怄气,把那个上海男人带来的妹妹,胳膊上掐出几块淤青。我对那双空洞的眼睛说,不许告诉你爹,不许告诉我妈。然后,我问她,安香,你的胳膊怎么弄的,怎么淤青了啊?小女孩说,我自己掐的。我说,撒谎,你怎么可能自己掐呢,就是自己掐,你有那么大的手劲吗?你对自己下得了那么大的狠心吗?安香哭了起来,说姐姐你教我,姐姐求你教我。我说,你难道上厕所不会摔跟头,走路不会撞到椅子背,这么拥挤的小床夜里跟姐姐挤在一起,就不会掉下去?跟幼儿园小朋友,就不会打架?小男生不会欺负你?你的亚布林山话,讲得那么次,南蛮子口音那么重,人家凭什么不欺负你?你当我们这里的孩子都是面瓜吗?安香就问,姐姐,什么是面瓜啊?我说,在我们这儿,看到好欺负的不欺负,就是面瓜。玻璃眼瞪得大大的,就不吭声了。后来她爸爸果然发现她胳膊上的淤青了,就问,怎么回事啊你,胳膊上怎么弄的?这小人精居然装着不知道的样子,满胳膊找,嘴里说在哪儿啊,什么淤青在哪儿啊?他爸爸就指给她看。安香就说,爸爸你不怪我的话,我就说。她爹说,你说,我不怪你。安香就说,我们班上的面瓜掐我的。荔枝花在旁边一听,火了,说面瓜,叫面瓜的还这么凶啊,妈妈找他去。小女孩竟然抱住荔枝花的双腿,说求你了妈妈,别去,我先打面瓜的,面瓜的头上被我用小凳子打出了一个大包。荔枝花一听,说乖乖有志气,比你姐强。
我在一旁听了。心里乐开了。
不过大部分时候,我跟安香父女俩处得还算好。上海男人在亚布林山和上海之间来来往往,每次回来都带一大堆东西。荔枝花有时候故意把那些东西晾在门外,让邻居们瞧见。上海的挂面,雪白雪白的,比北方的细腻一百倍,荔枝花把它们整整齐齐地陈列在椅子上,端出去晒太阳。还有千层糕,里面夹着五颜六色的果脯颗粒,只要开了口吃它,那些果粒就不断地出现,勾引你往前面咬,再咬,三咬。金华火腿,上面有一层盐霜,切片蒸熟了之后,腊香含甜。荔枝花把它们挂在走廊里。那个走廊是公共走廊。邻居就在门外喊,荔枝花荔枝花,火腿挂高一点啊,碰着头了,挂这么多,要不要我们来帮着吃啊。荔枝花就说好好好,下次孩子他爸回来,请你来吃火腿喝东北小烧啊。外面的就说,哪个孩子他爸呀?荔枝花就笑骂,死样,你孩子他爸。我渐渐还有点喜欢这样的生活气氛,其实也很少掐妹妹的,特别是她把谎圆得那么好,像个鬼精灵,并不太惹我发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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