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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1页）

爱伦·奥哈拉现年32岁，依当时的标准已是个中年妇人，她生有六个孩子，但其中三个已经夭折。她高高的，比那位火爆性子的矮个儿丈夫高出一头，不过她的举止是那么文静，走起路来只见那条长裙子轻盈地摇摆，这样也就不显得怎么高了。她那奶酪色的脖颈圆圆的，细细的，从紧身上衣的黑绸圆领中端端正正地伸出来，但由于脑后那把戴着网套的丰盈秀发颇为浓重，便常常显得略后向仰。她母亲是法国人，是一对从1791年革命中逃亡到海地来的夫妇所生，她给爱伦遗传了这双在墨黑睫毛下略略倾斜的黑眼睛和这一头黑发。她父亲是拿破仑军队中的一名士兵，传给她一个长长的、笔直的鼻子和一个有棱有角的方颚，只不过后者在她两颊的柔美曲线的调和下显得不那么惹眼了。同时爱伦的脸也仅仅通过生活才养马了现在这副庄严而并不觉得傲慢的模样，这种优雅，这种忧郁而毫无幽默感的神态。

如果她的眼神中有一点焕发的光采，她的笑容中带有一点殷勤的温煦，她那使儿女和仆人听来感到轻柔的声音中有一点自然的韵味，那她便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了。她说话用的是海滨佐治亚人那种柔和而有点含糊的口音，元音是流音，子音咬得不怎么准，略略带法语腔调。这是一种即使命令仆人或斥责儿女时也从不提高的声音，但也是在塔拉农场人人都随时服从的声音，而她的丈夫的大喊大叫在那里却经常被悄悄地忽略了。

从思嘉记得的最早时候起，她母亲便一直是这个样子，她的声音，无论在称赞或者责备别人时，总是那么柔和而甜蜜；她的态度，尽管杰拉尔德在纷纷扰扰的家事中经常要出点乱子，却始终是那么沉着，应付自如；她的精神总是平静的，脊背总是挺直的，甚至在她的三个幼儿夭折时也是这样。

思嘉从没见过母亲坐着时将背靠在椅子背上，也从没见过她手里不拿点针线活儿便坐下来（除了吃饭），即使是陪伴病人或审核农场账目的时候。在有客人在场时，她手里是精巧的刺绣，别的时候则是缝制杰拉尔德的衬衫、女孩子的衣裳或农奴们的衣服。思嘉很难想象母亲手上不戴那个金顶针，或者她那一路啊啊啊啊的身影后面没有那个黑女孩，后者一生中唯一的任务是给她拆绷线，以及当爱伦为了检查烹饪、洗涤和大批的缝纫活儿而在满屋子四处乱跑动时，捧着那个红木针线拿儿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思嘉从未见过母亲庄重安谦的神态被打扰的时候，她个人的衣着也总是那么整整齐齐，无论白天黑夜都毫无二致。每当爱伦为了参加舞会，接待客人或者到琼斯博罗去旁听法庭审判而梳妆时，那就得花上两个钟头的时间，让两位女仆和嬷嬷帮着打扮，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不过到了紧急时刻，她的梳妆功夫便惊人地加快了。

思嘉的房间在她母亲房间的对面，中间隔着个穿堂。她从小就熟悉了：在天亮前什么时候一个光着脚的黑人急促脚步在硬木地板上轻轻走过，接着是母亲房门上匆忙的叩击声，然后是黑人那低沉而带惊慌的耳语，报告本地区那长排白棚屋里有人生病了，死了，或者养了孩子。那时她还很小，常常爬到门口去，从狭窄的门缝里窥望，看到爱伦从黑暗的房间里出来，同时听到里面杰拉尔德平静而有节奏的鼾声；母亲让黑人手中的蜡烛照着，臂下挟着药品箱，头发已梳得熨熨贴贴，紧身上衣的钮扣也会扣好了。

思嘉听到母亲踮着脚尖轻轻走过厅堂，并坚定而怜悯地低声说：“嘘，别这么大声说话。会吵醒奥哈拉先生的。他们还不至于病得要死吧。”此时，她总有一种安慰的感觉。

是的，她知道爱伦已经摸黑外出，一切正常，便爬回去重新躺到床上睡了。

早晨，经过抢救产妇和婴儿的通宵忙乱——那时老方丹大夫和年轻的方丹大夫都已外出应诊，没法来帮她的忙——然后，爱伦又像通常那样作为主妇在餐桌旁出现了，她那黝黑的眼圆略有倦色，可是声音和神态都没有流露丝毫的紧张感。她那庄重的温柔下面有一种钢铁般的品性，它使包托杰拉尔德和姑娘们在内的全家无不感到敬畏，虽然杰拉尔德宁死也不愿承认这一点。

思嘉有时夜里轻轻走去亲吻高个子母亲的面颊，她仰望着那张上唇显得太短太柔嫩的嘴，那张太容易为世人所伤害的嘴，她不禁暗想它是否也曾像娇憨的姑娘那样格格地笑过，或者同知心的女友通宵达旦喁喁私语。可是，不，这是不可能的。母亲从来就是现在这个模样，是一根力量的支柱，一个智慧的源泉，一位对任何问题都能够解答的人。

但是思嘉错了，因为多年以前，萨凡纳州的爱伦·罗毕拉德也曾像那个迷个的海滨城市里的每一位15岁的姑娘那样格格地笑过，也曾同朋友们通宵达旦喁喁私语，互谈理想，倾诉衷肠，只有一个秘密除外。就是在那一年，比她大28岁的杰拉尔德·奥哈拉闯进了她的生活——也是那一年，青春和她那黑眼睛表兄菲利普·罗毕拉德从她的生活中消退了。因为，当菲利普连同他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和那种放荡不羁的习性永远离开萨凡纳时，他把爱伦心中的光辉也带走了，只给后来娶她的这位罗圈腿矮个儿爱尔兰人留下了一个温驯的躯壳。

不过对杰拉尔德这也就够了，他还因为真正娶上了她这一难以相信的幸运而吓坏了呢。而且，如果她身上失掉了什么，他也从不觉得可惜。他是个精明人，懂得像他这样一个既无门第又无财产但好吹嘘的爱尔兰人，居然娶到海滨各洲中最富有最荣耀人家的女儿，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要知道，杰拉尔德是个白手起家的人。

21岁那年杰拉尔德来到美国。他是匆匆而来像以前或以后许多好好坏坏的爱尔兰人那样，因为他只带着身上穿的衣服和买船票剩下的两个先令，以及悬赏捉拿他的那个身价，而且他觉得这个身价比他的罪行所应得的还高了一些。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奥兰治派分子值得英国政府或魔鬼本身出一百镑的；但是如果政府对于一个英国的不在地主地租代理人的死会那么认真，那么杰拉尔德·奥哈拉的突然出走便是适时的了。的确，他曾经称呼过地租代理人为“奥兰治派野崽子”不过，按照杰拉尔德对此事的看法，这并不使那个人就有权哼着《博因河之歌》那开头几句来侮辱他。

博因河战役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在奥哈拉家族和他们的邻里看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事，那时他们的希望和梦想，他们的土地和钱财，都在那团卷着一位惊惶逃路的斯图尔特王子的魔雾中消失了，只留下奥兰治王室的威廉和他那带着奥兰治帽徽的军队来屠杀斯图尔特王朝的爱尔兰依附者了。

由于这个以及别的原因，杰拉尔德的家庭并不想把这场争吵的毁灭结果看得十分严重，只把它看作是一桩有严重影响的事而已。多年来，奥哈拉家与英国警察部门的关系很不好，原因是被怀疑参与了反政府活动，而杰拉尔德并不是奥哈拉家族中头一个暗中离开爱尔兰的人。他几乎想不起他的两个哥哥詹姆斯和安德鲁，只记得两个闷声不响的年轻人，他们时常在深夜来来去去，干一些神秘的钩当，或者一走就是好几个星期，使母亲焦急万分。他们是许多年前人们在奥哈拉家猪圈里发现在一批理藏的来福枪之到美国的。现在他们已在萨凡纳作生意发了家，“虽然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里”——他们母亲提起这两个大儿子时老是这样说，年轻的杰拉尔德就是给送到两位哥哥这里来的。

离家出走时，母亲在他脸上匆匆吻了一下，并贴着耳朵说了一声天主教的祝福，父亲则给了临别赠言，“要记住自己是谁，不要学别人的样。”他的五位高个子兄弟羡慕而略带关注地微笑着向他道了声再见，因为杰拉尔德在强壮的一家人中是最小和最矮的一个。

他父亲和五个哥哥都身六英尺以上，其粗壮的程度也很相称，可是21岁的小个子杰拉尔德懂得，五英尺四英寸半便是上帝所能赐给他的最大高度了。对杰拉尔德来说，他从不以自己身材矮小而自怨自艾，也从不认为这会阻碍他去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更确切些不如说，正是杰拉尔德的矮小精干使他成为现在这样，因为他早就明白矮小的人必须在高大者中间顽强地活下去。而杰拉尔德是顽强的。

他那些高个儿哥哥是些冷酷寡言的人，在他们身上，历史光荣的传统已经永远消失，沦落为默默的仇恨，爆裂出痛苦的幽默来了。要是杰拉尔德也生来强壮，他就会走上向奥哈拉家族中其他人的道路，在反政府的行列中悄悄地、神秘地干起来。可杰拉尔德像他母亲钟爱地形容的那样，是个“高嗓门，笨脑袋”，脾气暴躁，动辄使拳头，并且盛气凌人，叫人见人怕。他在那些高大的奥哈拉家族的人中间，就像一只神气十足的矮脚鸡在满院子大个儿雄鸡中间那样，故意昂首阔步，而他们都爱护他，亲切地怂恿地高声喊叫，必要时也只伸出他们的大拳头敲他几下，让这位小弟弟不要太得意忘形了。

到美国来之前，杰拉尔德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可是他对此并不怎么有自知之明。其实，即使别人给他指出，他也不会在意。他母亲教过他读书写字。他很善于作算术题。他的书本知识就只这些。他唯一懂得的拉丁文是作弥撒时应答牧师的用语，唯一的历史知识则是爱尔兰的种种冤屈。他在诗歌方面，只知道穆尔的作品，音乐则限于历代流传下来的爱尔兰歌曲。他尽管对那些比他较有学问的人怀有敬意，可是从来也不感觉到自己的缺陷。而且，在一个新的国家，在一个连那些最愚昧的爱尔兰人也在此发了大财的国家，在一个只要求你强壮不怕干活的国家，他需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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