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妒
“文人相轻”,是曹丕说的话。曹丕是皇帝、作家、文艺评论家,又是当时文坛的实际领导人,他的话自然是有很大的权威性。他并且说,这种现象是“自古而然”,可见文人之间的相轻,几乎是一种不可动摇的规律了。但是,虽然他有这么一说,在他以前以后,还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终于使我国有了一本厚厚的琳琅满目的文学史。就在他的当时,建安文学也已经巍然形成了一座艺术的高峰。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文人之相轻,只是相轻而已,并不妨碍更不能消灭文学的发展。文人和文章,总是不免有可轻的地方,互相攻磨,也很难说就是嫉妒。记得一位大作家,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托尔斯泰对青年作家的所谓妒,并不当做恶德,而是作为美谈和逸事来记述的。妒、嫉,都是女字旁,在造字的圣人看来,在女性身上,这种性质,是于兹为烈了。中国小说,写闺阁的妒忌的很不少,《金瓶梅》写得最淋漓尽致,可以说是生命攸关、你死我活。其实这只能表示当时妇女生存之难,并非只有女人才是这样。据弗洛伊德学派分析,嫉妒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人都具有的,从儿童那里也可以看到的。这当然是一种缺陷心理,是由于羡慕一种较高的生活,想获得一种较好的地位,或是想得到一种较贵重的东西产生的。自己不能得到心理的补偿,发现身边的人,或站在同等位置的人先得到了,就会产生嫉妒。按照达尔文的生物学说以及遗传学说,这种心理,本来是不足奇怪,也无可厚非的。这是生物界长期在优胜劣汰、物竞天择这一规律下生存演变,自然形成的,不分圣贤愚劣,人人都有份的一种本能。它并不像有些理学家所说的,只有别人才会有,他那里没有。试想:性的嫉妒,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妒”,如果这种天生的正人君子,涉足了桃色事件,而且做了失败者,他会没有一点妒心,无动于衷吗?那倒是成了心理的大缺陷了。有的理论家把嫉妒归咎于“小农经济”,把意识形态甚至心理现象简单地和物质基础联系起来,好像很科学。其实,“大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把这种心理消灭。
蒲松龄是伟大的。他在一篇小说里,借一个非常可爱的少女的口说:“幸灾乐祸,人之常情,可以原谅。”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嫉妒。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可贵的心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人类社会的教育设施、道德准则,都是为了克服人的固有的缺陷,包括心理的缺陷,才建立起来并逐渐完善的。嫉妒心理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弱与引之发生的物象的距离成为正比。就是说,一个人发生妒心,常常是由于只看到了近处,比如家庭之间、闺阁之间、邻居朋友之间,地位相同,或是处境相同,一旦别人较之上升,他就发生了嫉妒。如果,他增加了文化知识,把眼界放开了,或是他经历了更多的社会磨炼,他的妒心,就会得到相应的减少与克服。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对这种心理,是排斥的,是认为不光彩的。这样有时也会使这种心理,变得更阴暗,发展为阴狠毒辣,驱使人去犯罪,造成不幸的事件。如果当事人的地位高,把这种心理加上伪装,其造成的不幸局面,就会更大,影响的人,也就会更多。由嫉妒造成的大变乱,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乏例证的。远的不说,即如“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其中就有很大的嫉妒心理在作祟。他们把这种心理,加上冠冕堂皇的伪装,称之为“革命”,并且用一切办法,把社会分成无数的等级、差别,结果造成社会的大动乱。革命的动力,是经济和政治主导的、要求的,并非仅凭嫉妒心理,泄一时之愤,可以完成的。以这种缺陷心理为主导,为动力,是不能支持长久的,一定要失败的。最不容易分辨清楚的是:少数人的野心,不逞之徒的非分之想,流氓混混儿的趁火打劫,和广大群众受压迫所表现的不平和反抗。项羽看见秦始皇,大言曰:“彼可取而代之也。”猛一听,其中好像有嫉妒的成分。另一位英雄所喊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乍一看也好像是一个人的愤愤不平,其实他们的声音是和时代,和那一时代的广大群众的心相连的,所以他们能取得一时的成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谈才
六十年代之末,“天才”二字,绝迹于报章。那是因为从政治上考虑,自然与文学艺术无关。近年来,这两个字提到的就多了,什么事一多起来,也就有许多地方不大可信,也就与文学艺术关系不大了。例如神童之说,特异功能之说等等,有的是把科学赶到迷信的领地里去,有的却是把迷信硬拉进科学的家里来。我在年幼时,对天才也是很羡慕的。天才是一朵花,是一种果实,一旦成熟,是很吸引人的注意的。及至老年,我的态度就有了些变化。我开始明白:无论是花朵或果实,它总是要有根的,根下总要有土壤的。没有根和土壤的花和果,总是靠不住的吧。因此我在读作家艺术家的传记时,总是特别留心他们还没有成为天才之前的那一个阶段,就是他们奋发用功的阶段,悬梁刺股的阶段;他们追求探索,
四顾茫然的阶段;然后才是他们坦途行进,收获日丰的所谓天才阶段。现在已经没有人空谈曹雪芹的天才了,因为历史告诉人们,曹除去经历了一劫人生,还在黄叶山村,对文稿批阅了十载,删改了五次。也没有人空谈《水浒传》作者的天才了,因为历史也告诉人们,这一作者除去其他方面的修养准备,还曾经把一百零八名人物绘成图样,张之四壁,终日观摩思考,才得写出了不同性格的英雄。也没有人空谈王国维的天才了,因为他那种孜孜以求、有根有据、博大精深的治学方法,也为人所熟知了。海明威负过那么多次致命的伤,中了那么多的弹片,他才写得出他那种有关生死的小说。所以我主张,在读天才的作品之前,最好先读读他们的可靠的传记。说可靠的传记,就是真实的传记,并非一味鼓吹天才的那种所谓传记。天才主要是有根,而根必植在土壤之中。对文学艺术来说,这种土壤,就是生活,与人民有关的,与国家民族有关的生活。从这里生长起来,可能成为天才,也可能成不了天才,但终会成为有用之材。如果没有这个根底,只是从前人或国外的文字成品上,模仿一些,改装一些,其中虽也不乏一些技巧,但终不能成为天才的。
谈名
名之为害,我国古人已经谈得很多,有的竟说成是“殉名”,就是因名致死,可见是很可怕的了。但是,远名之士少,近名之士还是多。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名和利又常常联系在一起,与生活或者说是生计有关,这也就很难说了。习惯上,文艺工作中的名利问题,好像就更突出。余生也晚,旧社会上海滩上文坛的事情,知道得少。我发表东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时期,在敌后根据地,的的确确没有稿费一说。战士打仗,每天只是三钱油三钱盐,文人拿笔写点稿子,哪里还能给你什么稿费?虽然没有利,但不能说没有名,东西发表了,总是会带来一点好处的。不过,冷静地回忆起来,所谓“争名夺利”中的两个动词,在那个时代,是要少一些,或者清淡一些。进城以后,不分贤与不肖,就都有了这个问题,或多或少。每个人也都有不少经验教训,事情昭然,这里也就不详谈了。文人好名,这是个普遍现象,我也不例外,曾屡次声明过。有一点点虚名,受过不少实害,也曾为之发过不少牢骚。对文与名的关系,或者名与利的关系,究竟就知道得那么详细?体会得那么透彻吗?也不尽然。就感觉所得,有的人是急于求名,想在文学事业上求得发展。大多数是青年,他们有的在待业,有的虽有职业,而不甘于平凡工作的劳苦,有的考大学未被录取,有的是残废。
他们把文学事业想得很简单,以为请一个名师,读几本小说,订一份杂志,就可以了。我有时也接到这些青年人的来信,其中有不少是很朴实诚笃的人,他们确是把文章成名看做是一种生活理想,一种摆脱困难处境的出路。我读了他们的信,常常感到心里很沉重,甚至很难过。但如果我直言不讳,说这种想法太天真,太简单,又恐怕扫他们的兴,增加他们的痛苦。也有一种幸运儿,可以称之为“浪得名”的人。这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几十年间,是常见的,是接二连三出现的。或以虚报产量,或以假造典型,或造谣言,或交白卷,或写改头换面的文章,一夜之间,就可以登名报纸,扬名宇内。自然,这种浪来之名,也容易浪去,大家记忆犹新,也就不再多说了。还有一种,就是韩愈说的“动辄得咎,名亦随之”的名。在韩愈,他是总结经验,并非有意投机求名。后来之士,却以为这也是得名的一个好办法。事先揣摩意旨,观察气候,写一篇小说或报告,发人所不敢言者。其实他这样做,也是先看准现在是政治清明,讲究民主,风险不大之时。如果在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的年代,弄不好,会戴帽充军,他也就不一定有这般勇气了。总之,文人之好名——其实也不只文人,是很难说也难免的,不可厚非的。只要求出之以正,靠努力得来就好了。江青不许人谈名利,不过是企图把天下的名利集结在她一人的身上。文优而仕,在我们国家,是个传统,也算是仕途正路。虽然如什么文联、协会之类的官,古代并没有,今天来说,也不上仕版,算不得什么官,但在人们眼里,还是和名有些关联,和生活有些关联。因此,有人先求文章通显,然后转入宦途,也就不奇怪了。戴东原曰:仆数十年来……其得于学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他的话,未免有点高谈阔论吧!但道理还是有的。(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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