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岁纪
说起这十年,一时间不知从哪里开首。
姑祖母家的平安夜。我站在天台上,远处是西贡夜色里的一湾海。明暗间是散落水中的岛屿。浅浅的海浪激荡,岛屿便是浮动的船。
院落里灯影阑珊,圣诞树兀自精神。夜已微凉,姑祖父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坐在藤椅上打瞌睡,家人早就叫他回房。但他不愿,不愿意错过热闹。宁愿做这热闹里的布景,才会甘心。客人早都散了,热闹却还是浓厚地在餐桌上、草地间堆叠。小狗不知倦,将李医生的双胞胎留下的玩具叼着,在院落里巡游。姑祖母还在絮絮地和母亲说话。讲的依然是往事。这夜里,将陈年的事情都释放出来,稀释在这城市的空气里。
我的家族,与这城市无所谓渊源。出现人生的交叠,只在历史的关隘。抗战伊始,祖父从教授任上退下,辗转到此,是因了旧派知识分子的良心。终于匆匆地还是离开,这地方不是久居之地。姑祖父母,留下来了。他们都是浪漫的人,革命的浪漫主义,经历了现实的考验。姑祖父是香港人,追求姑祖母用的是艺术家的爱国心。建国初期,背弃了家庭来到北京。成就了中央歌剧院一段千里姻缘的佳话。然而,终究是单纯真实的人,一九六〇年的时候,双双发落到了东北。这其间的艰难,用音乐与乐观倾轧过去,居然也就水静风停。终于回到故里,站在罗湖桥上,姑祖父泪眼婆娑,向左望去,招展的旗帜仍红得悦目。这是十多年后了。
时光荏苒,四十年也总是留下痕迹。变不了的是姑祖母的乡音。将近半世纪的香港生活,老人家还是地道的老北京的女儿。说起话仍是利落爽脆,讲到兴处,仍是朗声大笑。
旧年我博士毕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典礼。一家人拍了照片,冲印出来。姑祖母看着笑着,终于有些动容。她指着这巨大的建筑说,看,颜色都旧了。我来那会儿,还没它呢。它现在都这么老了。
千禧·劝学
我来到香港,在千禧年的尾声。不算冷的冬日下午,黄昏的光铺张下来,也有些暖意。下了车,走上了一条叫作“高街”的街道。这条街的陈旧出人意表,窄窄地从山道上蜿蜒下来。两边是陡峭的唐楼造成的峡谷,阳光走进来,也被囚禁了声势,成了浅浅的一条线。和南京的阔大街道相比,这条街的逼狭让人有些许的不适。再读了《第二炉香》,发现张爱玲写到这条街,用了一个词“崎岖”,终于有些感叹,张的文字实在是老辣简省。
与高街垂直的阶梯,竟然也是一条街,叫作“兴汉道”。咫尺之遥,分布着几家文具铺和影印店。都是在做学生的生意,竟也十分的兴旺。这兴旺间,暗藏着潜在的竞争。有家叫作“艺美”的,做的是家庭生意。有论文订装的一条龙服务,婆婆管收钱,儿子和儿媳则是劳力。孙子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还在上学的年纪,负责些零杂的活计。一家人的神情都很勤勉。他们的竞争对手,是个壮年的男子,人称“肥仔”,设备比他们先进些,店堂也整饬些。但都传说他其实是个“无良商人”,所以在港大几年,也并没怎么帮衬过他。这条路的尽头,叫作般咸道。“般咸”是香港的第三任港督GeorgeBonham的姓氏。香港的翻译,因为受了粤语的影响,减省而生僻,就如同将Beckham译为“碧咸”,Zidane译成“施丹”,多少有些不着调。这道路是西区半山上的主道,曲折漫长,连接坚道和薄扶林道。坐落了许多的名校,像是“圣保罗书院”等等,环绕了香港大学,几乎带有一些预备役的性质。
港大在这条街的中段,可以看得见校门口的石牌坊,掩映在绿荫里面。和内地高校大门的气派不同,这座老牌的殖民地大学,有些深山藏古寺的意思。底气是内里的,有孙中山,陈寅恪与朱光潜的过往,渊源便也不用多说。
从校门右手的车道上去,便是本部大楼,米色的巴洛克建筑。有的是繁复的回廊与凸起的钟楼。地形不简单,文学院办公室在右手的位置,我去报到的时候,竟无端地绕了一个大圈。正门的地方,是陆佑堂,这是港大的礼堂。后来听过的许多演讲,都在这礼堂里进行。到了学期末的时候,这里便是全校学生hightable(高桌会)的地方。港大的精英教育,落实在细微处。到这一天,少年男女们便严格地要盛装出席,煞有介事。这是一种锻炼,你要克服你天性的羞涩与胆怯,让自己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所以,这礼堂又兼有DancingHall(舞厅)的功用。不过,晚近它的著名,却是因借它拍了电影《色·戒》,做了王力宏和汤唯们演练爱国话剧的布景。这电影在校园里细水长流地挑选群众演员,每每可以看到,几个本校剧团的学生脸上都笑得很欢乐。那时候,我的学位论文正赶得如火如荼,从办公室里出来,疲惫地对他们望一眼,看出他们的欢乐也是加倍的。这礼堂,多少是有些凋落了。堂皇还是堂皇,老旧是骨子里的,一百年的光阴,外面看不太出来,却已蚀进了内心里去。
如此看来,我在这所学校里的五年,便真正是弹指一挥。细数下来,回忆还是不少。大多都是细节,比方校门近旁有一棵树,孤零零地立着,叶子四季都是少的。这是一棵朴树,我记得它,是因为他和我喜欢的歌手,是同一个名字。而挨着研究生堂有一棵繁茂的细叶榕,三人合抱的粗大,后来却被砍掉了。因为它发达的根系,撼动了地基。砍掉以后,如同一张天然的圆桌。又比如,仪礼堂附近,有一丛竹子,上面出没着一条蛇,传说是某个香港名人的魂魄。很多古老的学校都有传说,最盛的是一些鬼故事。港大的此类故事,格调多是凄美优雅的,又有些烟火气,所以并不怕人。其实都是些不相干的事情,偏偏印象很深刻。这些印象,便夹在了教授们的真知灼见与日常的连篇累牍中,被留存了下来。
港大建在山上,这山是太平山。小时候看过一出剧,里面主题歌中有一句“太平山下不太平,乱世风云乱世情”,是因为有港战的背景。我在这山下的岁月,还算是很太平的。香港人有“行山”的传统,太平山上有一条晨运径。曾经晨昏颠倒的时候,也仍然看得见黄昏里头,有些人在山路上或走或跑,跑的多是些外国人,都大汗淋漓的,若是个白种人,肤色便变成浅红色。还有一些菲佣,在山道上遛狗。那狗的毛色便在夕阳里闪成了火红。在山顶上,看到过一头藏獒。并不见凶狠,眼神游离,没什么主张的样子。山顶是好地方,可以眺望到全香港的景致,看得到长江实业、中银大厦、和IFC(国际金融中心),所谓“中环价值”,尽收眼底。没有雾的时候,也可以遥遥地望见青马大桥。山顶上看港大,在盘桓的山道交错间,就好像是岛。
香港是一个岛,这岛上还有喧嚣与速度。港大是这岛上的另一个岛,是真正无车马喧的清静地。这里面的人,便也有了岛民的心态。心无旁骛,适合读书做学问。在经历了一年的热闹之后,也是在这岛上,我无知觉间开始了写作。写过一个年轻大学教授的浮生六记,叫《无岸之河》。后来又写了一篇《物质生活》,大约是那时候的生活写照。写作之外,做得更多的事,似乎是看电影。看电影是写作和作论文间的句读。频繁密集,却似乎又无足轻重。港大图书馆,有很多的影碟。我便一边看,一边为一个报纸写电影专栏。写电影终究不是很过瘾的事。看完了基耶斯洛夫斯基、法斯宾德、大卫·林奇,终于被大岛渚的残酷任性搞坏了胃口,于是用希区柯克的推理片系列做调剂。看完了一部《鸟》,影评写完,意犹未尽,就又动笔写了一篇叫作《谜鸦》的小说。
那以后,写下去,却多是关于自己家乡的城市,南京。
癸未·人事
二〇〇三年,是世界的多事之秋。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着陆前于得克萨斯州上空解体。机组人员共七人全部罹难。伊拉克危机造就有史以来最大的反战示威活动。第一例SARS(非典型肺炎)病例在越南河内出现,并在全球迅速蔓延。第三次海湾战争爆发。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佐兰·金吉奇(ZoranDjindjic)遭到暗杀。美国华盛顿州爆发疯牛症,澳大利亚、中国、巴西和日本等国宣布禁止进口美国牛肉。伊朗发生强烈大地震,三万人死亡,十万多人无家可归,二十多个国家向伊朗派出救援队与物资援助。
那一年的春天,我拿到了硕士学位。
一月的时候,第一次应聘了一份工作。是一份consultant(顾问)的职位,具体负责在港跨国企业管理层的语言培训。
走进中银大厦,将领带紧了紧,信心也充分了些。面试的气氛友好而矜持。印象深刻的是主考的中年韩国男人,说着流利的英文和温婉的普通话。倾听与点头。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安静,只有秘书在笔记本电脑记录时飞快的打字声。也是温存的,如同蚕食桑的声响。
这次应聘最后以落败告终。电话打来,依然是完美得体的抱歉,说希望将来与你有合作的机会。在意料之中,一个学位,或许并不比两年的工作经验更加有分量。这是香港的职场,用人唯用。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给你去历练与磨合。
二月的时候,在深圳的一间港资出版公司就职。
对我而言,这是新的城市。以前只是经过。它代表的只是罗湖口岸,是南京与香港间的某个过渡。
或许,深圳对于香港人而言,远不及此。它终于成为香港人的消费圣地。朋友对我说,这个角色,曾经由泰国来扮演。金融风暴后,泰国一蹶不振。港人改弦易辙,开始亲近祖国最临近的城市。这里在一九七九年的时候,还是荒凉的地方。因为一位老人,踌躇满志地画了一个圈,由此改变了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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