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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六人也是植物(第1页)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机缘呢?

刘汉香没有想到她会碰上老梅。在这个城市里,除了那个“他”,刘汉香一个人也不认识。这就像是把一个河沟里的小鱼儿扔进了大海,在呛了几口海水之后,她实在是不知道还会碰到什么……结果是她碰上了老梅。

这个老梅大约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个子瘦瘦高高的,头上戴着一顶发了白的蓝帽子,穿着一身很旧的中山服,两只胳膊上还缀着毛蓝布做的袖头。他慢吞吞地走在园艺场的林子里,每当他走过一棵树的时候,他就会停下身子,喃喃地对树说:“你好啊,兄弟。你好。”接着,当他走到一棵小树前的时候,他会拍拍那树,亲昵地说:“你好啊,年轻人,你好。”而后,他会不时地扬一扬头上的破帽子,跟遇到的每一棵树打招呼……那神态实在是跟一个精神病患者也差不了多少。

刘汉香就是在园艺场的林子里遇到他的。她在这座城市里整整游荡了一夜!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几乎是因了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阴差阳错的,使她顺着马路一步步地走进了这个设在郊区的林科所……等她方便过了之后,她居然喜欢上了这个幽静的、地上落满黄叶的园艺场。她在一棵银杏树下久久地伫立着……就在这时,她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那声音说:“孩子,你怎么这么忧伤呢?”

蓦地,她转过脸来,看见了站在她身边的老梅。那一句“孩子……”就像是打开了一道闸门,她竟然一下子扑在了老人的怀里,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老梅说:“我知道,你是想跟树说说话。人都有烦心的时候,烦了,就跟树说一说。树也有心,树比人好。”

哭了一阵,心里好受些了,刘汉香说:“我要变成一棵树就好了。”

老梅说:“你变不成树。树从不流泪,你见过树流泪吗?”

刘汉香说:“树不是人种的吗?”

老梅说:“最早的时候,树不是人种的,树是大自然的馈赠。人一代代地砍树,所以上天才罚人种树,人离不开树。”

刘汉香就问:“老伯,你,你是干什么的?”

老梅说:“我嘛,我就是一个种树的。”

此后,使刘汉香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么近的人,甚至可以说是贴骨贴肉的近人,怎么会一下子就成了陌路?而萍水相逢,仅仅是一面之交,又怎么会一下子融洽到无话不说的程度?!而且,她这样一个单身的姑娘,面对一个老男人,怎么就敢在这个林科所住下来了……说起来,这真像梦里一样。也许,他们两人都需要一个对话者,一个不知根底也不用着意防范什么的对话者。

也是住下之后她才知道,老梅曾经是这个林科所的所长。老梅在园艺场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摆满了栽种在盆子里的植物,那些盆景或大或小,千奇百怪,那些栽在盆子里的植物也各有各的造型,各有各的姿态,一处一处都曲曲虬虬……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微缩了的小型植物园。

当刘汉香呆呆地看着院中的这一切的时候,老梅却淡淡地说:“不用看了,这是我犯下的又一个错误。”

刘汉香说:“错误?”

“是,错误。”接着,他说,“姑娘,我实话告诉你,我并不是一个好人。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

听了这话之后,再看那一处处盆景,刘汉香就觉得这院子里的植物挺冷清的,像是很久没人管理了,长荒了,的确是有些废园的味道……可她仍是不能理解,那些盆景,看上去一个个造型都是很奇特的,怎么会是错误呢?不过,这老头说话的语气,倒是让她觉得亲切。他居然说他不是一个好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老人,还是林科所的所长,他竟然会擀面条!这顿午饭是他自己做的,他不让她插手,自己亲自下厨房和的面,擀的面条。当刘汉香要去帮他的时候,老人说:“和面、擀面、切面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你不要剥夺我的幸福好不好?”

听他这么一说,刘汉香不由得笑了。

老人的刀功很好,面切得很细。没用多少时间,两碗热腾腾的鸡蛋面就端上来了,上边漂着一层油浸的葱花。也许是饿了,刘汉香吃得很香。吃饭的时候,老人告诉她说:“孩子,我看你是个善良的人。一个人善良不善良,从眼睛里是可以看出来的,可你心里有伤。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就留下吧,在这儿多住几天。况且,你跟我这个老头挺投缘的。咱们也可以说说话。”接着,老人又说:“话是有毒的。有时候,声音就是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它会伤人。特别是藏在心底里的话,熟人是不能说的。你给熟人说了,会惹很多麻烦;所以,只能给生人说。其实,所谓的陌生,只是一种距离,就像是一棵树与另一棵树,双方不在一个空间里存活,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就不会受到伤害。”

不知为什么,刘汉香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头。这老头说话怪怪的,可他睿智,旷达。也许是长年跟植物打交道的原因,他的话语里含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飘逸!同时,她也看出来了,家里就他一个人,挺孤的。

在林科所的这些日子里,黑夜是长了眼睛的。那些黑夜是由话语组成的,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话语成了夜的眼,一颗心看着另一颗心,一脉一脉地流动着,显得平和,达观,湿润。当往事进入回忆的时候,它又像是一把被生活磨秃了的刀子,已没有了伤人的杀气,是钝出来的宽厚。不知怎的,这心一下子就松下来了。话是开心的锁,两个陌生人围坐在炭火前,开始了心与心的靠近。刘汉香自然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老人,就像是一个孩子面对陌生而又睿智的父亲;老人呢,更是敞开心扉,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全都一股脑儿地端出来了……

老人说:“平心而论,早年,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说起来,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解放后才上的大学。那时候大学生还很少,物以稀为贵,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吧。我是学林业的,一九五七年大学毕业。一个学林业的,本是种树的料,可我毕业之后并没有去种树,你猜我干什么?砍树,一毕业就去砍树。我一九五七年毕业,一九五八年刚好赶上‘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候的口号是‘千军万马齐上阵,一天等于二十年,赶英超美’!于是我就跟着去砍树了。我整整砍了一年的树,那时候人就像蚂蚁一样黑压压地扑进林子里,砍光了一个山头!由于我表现好,还发明了一种叫做‘顺山倒砍树法’,一下子把自己‘砍’成了一个模范人物,入了党提了干,成了一个积极分子了。这些话,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说的。说它干什么?说出来挺丢人的。其实,说白了,人也是植物。每个地域都有它特殊的植物和草木,那是由气候和环境造成的。人的成长也是由气候来决定的。我所说的气候,是精神方面的,指的是时代的风尚。什么样的时代风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气候,什么样的精神气候,造就什么样的人物。开初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心一意报效国家的,可没想到,我成了一个砍树的人……你要说发疯,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只能说老老少少都疯了,为了炼钢,为了赶英超美,就我所在的那个地区,所有的树都砍光了,砍得一棵不剩,这能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吗?”

接着,老人说:“我这个人是办过一些坏事的。所谓的好事坏事,也是过后才看清的。当时并不那样想,当时认为是‘挽救’……就是砍树那年,我当过一阵子青年突击队队长。记得是一天傍晚,收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队员集合在一起,开始点名。那时候是军事化管理,上工下工都要点名,结果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张秋雁,一个是王心平。秋雁是女的,王心平是男的,他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那时候我年轻气盛,也认为自己‘为人正直’,就下令全体队员去找……结果一找就找到了,两人正躲在一棵大树的后边抱着亲嘴呢。往下就不用说了,当晚就开了他们两人的批斗会,这个批斗会是我主持召开的,让他们两人站在会场的中央,整整批了他们大半夜……那晚批斗会的口号就是两个字:无耻。那时候,不光我一个人觉得他们无耻,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很无耻。大家把他们两人围在中间,那时候开斗争会叫做‘过箩’,就是一群人围着,你从这边把他推过来,我从那边把她搡过去……后来,天亮的时候,张秋雁就不见了,于是就再发动人去找,结果是她挂在了一棵树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棵歪脖树,她的眼瞪得很大,目光里一片惊恐……那个王心平,是个六百度的近视眼,后来补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下放到他老家去了。走的时候,他哭着说,我要早知道,就不亲那个嘴了,就那一口,这十六年学白上了,我是戴‘帽儿’(右派帽子)归呀!现在想来,不就是谈个恋爱吗,值得这样?我要说的是,当一个民族都发烧的时候,泼上一盆两盆凉水是不起作用的,认识也是要有过程的。那是一个提倡斗争的年月,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参加斗争的,不是斗争者,就是被斗者,没有例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在这样的气候里,你要进步,只有斗争。你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好不容易才上了大学,吃的是助学金,我是一定要进步的,我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事事冲在前头,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气候里的活跃分子……”

老人说:“后来我一直都是积极分子。我是个不甘落后的人,事事都要抢在前边。所以,在那些年月里,有那么一段,我是很红的。我办的第二件坏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贴了一张大字报。那时候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字报的海洋,人人都贴大字报……不料,就是这张大字报惹出了事端。一个对我最赏识的老领导,在我贴了这张大字报之后,跳楼自杀了!当然,在那个时候,一个‘走资派’,死了也就死了,那时候叫做死有余辜,也没人说什么,可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病。其实,我那张大字报也没揭发什么,就写了一件小事,写他吃蒸馍剥皮……说实话,在我心里,也还有保护他的意思,因为别人写的问题比我写的严重得多,那时候写什么的都有,有写他是历史反革命的,有写他是国民党特务的,有写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多了。我也就写了他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有一次,我看他吃蒸馍剥皮,我真的非常吃惊。他是一个九级干部,资格很老,可他吃蒸馍剥皮,这也是事实。可就算是吃蒸馍剥皮,也罪不至死,是不是?可他就那么死了,当天晚上,他从被关的那栋楼房的窗户里跳了出去。那座楼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还是在他的主持下盖的,刚盖好,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楼一共七层,他从最高处跳下来,就摔在楼前的水泥地上……我想,这是饿人与包子的故事。在吃前八个包子的时候,他都不饱,到了第九个包子,他饱了。也许,是我让他伤心了。别人贴大字报,贴就贴了,无论说什么他都还能挺住,可我是他一手培养的,连我也贴了他的大字报,他就彻底绝望了。‘文革’后期,他家里的人到处告状,说是我把他逼死了,我也因为这件事被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一直不服。现在想来,我的确是有责任的。也许,就是我把他逼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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