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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兄弟创作日记(第1页)

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我今天起关闭手机,真正开始修改《兄弟》下部。家里的电话九月中旬就不接听了,我那时就开始修改,可是一个多月来一直被各种事务纠缠,我已经无法回到《兄弟》上部出版前的安静之中了,这是一个教训,以后不能再分上、下两部出版了。我原来以为八月初就可以回到写作中,到了九月仍然没完没了,我强行截止和《兄弟》上部相关的一切活动,结果别的活动冒出来了。通过这一次,我明白了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想象今后的生活。今天我关闭了手机,觉得自己断开了和外界的接触,当然我不会断开这个博客,我现在需要这个博客来让自己感受到:我还在人间。

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些有关《兄弟》叙述语言的批评和你的一样,先是说一口气读完,后又说语言拖沓。我的费解就在这里:拖沓的语言如何让人一口气读完?我想这可能是对语言功能理解上的差别。我的理解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不是为了展示自身的存在,是为了表达叙述的力量和准确。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文学叙述语言不是供人观赏的眼睛,长得美或者不美;文学叙述语言应该是目光,目光是为了看见了什么,不是为了展示自身,目光存在的价值就是“看见了”,叙述语言就像目光在生活的世界里寻找着什么,引导阅读进入到故事人物和思想情感之中。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烘云托月”,可以用来解释叙述语言的功能,就是画月亮的时候只画云彩,不画月亮,可是让人看到的只有月亮,没有云彩。在我看来,一部小说的叙述,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叙述里,语言应该功成身退。另外,下部是写现在的故事,我正在修改,你放心,我没有任何顾忌。

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我觉得可以谈论一下《兄弟》的语言了,因为下部就要出版。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上部中的一些流行语,这样的流行语在下部中会更多地出现。回顾自己过去的作品,我很少,或者说不敢使用流行语,生活式的流行语和政治式的流行语,那是因为我过去的叙述系统拒绝它们进入。写作的经验告诉我,叙述的纯洁和表达的丰富之间永远存在着对立,作家必须时刻做出取舍,是维护叙述,还是保障鲜活?有时候两者可以融为一体,有时候却是水火不容。通常意义上,寻找一个角度来叙述的小说,我称之为“角度小说”,往往可以舍弃其他,从而选择叙述的纯洁。可是正面叙述的小说,我称之为“正面小说”,就很难做到这样,这样的小说应该表达出某些时代的特征,这时候流行语就不可回避了。“角度小说”里的时代永远是背景,“正面小说”里的时代就是现场了。流行语的优点是它们总能迅速地表达出时代的某些特征,缺点是它们已经是陈词滥调。我在写作《兄弟》时,曾经对流行语的选择犹豫不决,后来迫不得已,只好破罐子破摔,大规模地使用起了流行语。为什么?二十多年的写作让我深知叙述是什么,如果小心翼翼地少量使用流行语,那么流行语在叙述里的效果就会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一样,与其这样,还不如大规模地使用流行语,这叫虱子多了不怕咬。

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严锋说我的《兄弟》写得非常放肆,我想他可能主要是指下部,我同意他的话。回顾自己过去的写作,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收”回来叙述的,只有这部《兄弟》是“放”出去叙述的,尤其在下部。我想是自己经历的两个时代让我这样写作,我第一次知道正面去写作会带来什么,当时代的某些特征不再是背景,而是现场的时候,叙述就会不由自主地开放了。写作上部的时候,我就努力让自己的叙述放肆,可是被叙述的时代过于压抑,让我的叙述总是喘不过气来。到了下部,进入了今天这个时代,我的叙述终于可以真正放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放肆的时代里。比起我们现实的荒诞,《兄弟》里的荒诞实在算不了什么,我只是集中起来叙述而已。

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兄弟》上部和下部的叙述差距,我想是来自于两个时代的差距。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时,应责任编辑请求,我为封底写了一个后记,我说上部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下部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我用了“天壤之别”这个成语来区分这两个时代,是希望上部和下部的叙述所表达出来的也能天壤之别,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不过上下两部确实不一样。我要说的是,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在叙述中表现出来时,如果没有差距的话,应该是作者的失败。我非常同意严锋的话,他说:“我们今天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兄弟》下部正式出版快有一个月了,我没有想到它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时已经出现的争议,现在也被下部带来的争议所稀释了。我原来以为读者对下部可能会有更多的认同,这毕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时代,结果我发现自己错了,很多读者反而对上部更容易认同。现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兄弟》上部所处的时代,“文革”的时代已经结束和完成,对已经完成的时代,大家的认识容易趋向一致;而《兄弟》下部的时代,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是一个未完成的还在继续的时代,身处这样一个每天都在更新的时代里,地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的不同,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诸如此类的更多的不同,都会导致极端不同的观点和感受。从社会形态来看,“文革”的时代其实是单纯的,而今天这个未完成的时代实在是纷繁复杂。

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为什么作家的想象力在现实面前常常苍白无力?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所有的话,都没有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丰富。《兄弟》仅仅表达了我个人对这两个时代的某些正面的感受,还不是我全部的感受,我相信自己的感受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即便我有能力写出了自己全部的感受,在这两个时代的丰富现实面前,就是九牛一毛的程度也不会达到。《兄弟》的出版,让我经受了写作生涯里最为猛烈的嘲讽,认真一想这是很正常的。很多年前,文学界的一些人常以自己的狭隘为荣,骄傲地宣称除了文学,不关心其他的。现在文学界这样的人仍然不少。去年《兄弟》上部出版时,一位女记者采访我时,我说到佘祥林的遭遇充分说明了我们生活在荒诞之中,可是这位女记者根本不知道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的佘祥林案件,我想她对化妆品的品牌和服装的品牌可能非常了解。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几次说过,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应该更多地关心别人的生活,尤其是关心素昧平生的人的生活,因为更多地关心别人的生活,才可以更多地了解自身的生活。同时我也几次说过,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生活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里。我还说过艾略特的一行诗句:“鸟说,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

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这部小说最先是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而且是一个无赖的讲述。后来发现第一人称,那个无赖的“我”无法表达出更多的叙述,其实在上部宋凡平死后的叙述段落里,已经没有“我”的空间了,到了下部也很难给“我”有立足之地,于是将叙述方式修改成了伪装的第三人称,可是由于语调已经形成,很难纠正过来,所以我用了“我们刘镇”,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讲述者究竟是谁。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几个人,有时候是几百上千人,我能够知道的就是故事讲述的支点,这是从二○○五年开始讲述的故事,这样有利于流行语的大量使用。我的感受是,这个“我们刘镇”的讲述者玩世不恭,在下部的大部分篇幅里,这个“我们刘镇”都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几乎嘲讽了所有的人,只有在涉及宋钢的段落时,“我们刘镇”才有了怜悯之心。

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虽然我写下了《兄弟》,可是我没有你这么悲观。纵观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从社会形态来看,“文革”这个时代其实是这一百年里面最为单纯的,而今天这个时代是最为复杂的。“文革”是一个极端,今天又是另一个极端,一个极端压抑的时代在社会形态剧变之后,必然反弹出一个极端放荡的时代。我的预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放荡和荒诞差不多应该见顶了,应该到了缓缓回落的时候了。我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希望,接下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形态会逐步地趋向于保守,趋向于温和,因为我们人人需要自救。

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这次的主题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万之说《兄弟》的话,万之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期重要的小说家,后来因为专业研究西方戏剧,以及漂泊海外和旅居瑞典之后,写作小说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和他十年没见了,这次在斯德哥尔摩朝夕相处了四天,他随身背着的黑包里放着我送给他的《兄弟》上部和下部,他间隙地读完了,他从网上知道这部小说引起的争议,他读完后告诉我,这部小说引起争议一点都不奇怪。他说我写作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他有很多美妙的分析,我这里不再复述,也许有一天他自己会认真地说出来。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喜欢《兄弟》的下部,是因为我在下部里叙述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的时代。这句话让我为之一震,在斯德哥尔摩机场和万之挥手告别后,我继续在欧洲旅行,可是我每一天都会想起他的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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