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今天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从五楼莫奈、毕加索他们的杰作看到三楼墙上弄些纸挂着的艺术。艺术愈来愈随便了。我想起小时候的情景,为了不看到屋顶的瓦片,父亲用旧报纸糊屋顶。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医生,今天知道他也是艺术家……记得有朋友说过,他给一百个学生上课叫上课,给一百张椅子上课叫行为艺术。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与艾米丽吃晚饭,她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纽约时报》评论版的编辑,那时候她编辑过我的文章。后来她去了华盛顿的国务院,这次纽约相遇时她又更换了工作。我们谈到我刚出版的英文版新书,她说一家杂志社请她写书评,但是知道她和我是熟悉的朋友后立刻要求她别写了。我问为什么?她说那家杂志社担心会有腐败。我笑了,我说美国人如此反腐,美国的腐败仍然杂草丛生。在中国,反腐败似乎成为纪检人员的特权了,所以中国的小腐败山花烂漫,大腐败在丛中笑。
二○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美国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社会捐赠。我在纽约大学听到一个真实故事:一位捐赠者赤脚,走进校长办公室,校长看到捐赠者赤脚,第一反应就是脱去自己的鞋袜,也赤脚了。两个赤脚者坐在一起认真对话。然后捐赠者开支票,校长歪着脑袋偷偷看到捐赠者在一的后面写了一个又一个零,他向纽约大学捐赠一亿美元。
我将这个故事告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赤脚的不捐穿鞋的。”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八日离开纽约,先去了美国的西海岸,又去了北部,再到最南端的迈阿密,转了一大圈以后,今天回到纽约,住进纽约大学提供的宽敞公寓,可是暂时不能上网。我每天背着迈阿密书展给的花哨袋子,里面放着电脑,走二十米路去纽约大学图书馆上网。有朋友说是纽约最丑陋的袋子,另有朋友反对,说应该是纽约第二丑陋,还有朋友说:“这里是纽约。你背着最漂亮的包,没人会说漂亮;你背着最丑陋的包,也没人觉得丑陋。”
在迈阿密的时候,与我英国出版社老板迈耶尔先生喝上一杯,这位七十五岁的老头说话滔滔不绝,可能是他说得太多了,我回到自己住的酒店后只想起他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恐怖分子,有些是拿着炸弹的,有些是拿着意识形态的。”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在纽约过了感恩节,朋友带我去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的名牌店转转,看到成群结队的中国游客,每家奢侈品商店都有讲中文的导购。蒂芙尼的一位导购说中国人有钱,如果没有中国人,这些奢侈品商店都会倒闭。我心想:少数中国人挣钱太容易,不知道钱是怎么挣来的;多数中国人挣钱太难,不知道怎么可以挣到钱。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我在美国出版了第一本非小说类文集,关于当代中国。我出国前收到兰登书屋快递的精装本样书,其尺寸厚度和平装本差不多,我当时有些吃惊,不像正常精装本那样大而厚。来到美国后读到评论说关于中国的书都是又大又厚,都是资料和理论;而这本小巧的书令人亲切,又充满故事。然后我感叹兰登书屋编辑用心良苦。
今天和我美国的编辑LuAnn吃午饭,一位朋友给我们翻译。我们先要了一瓶水,一边喝水一边交谈。侍者上菜后转身时打翻了那瓶水,弄湿了我挂在一把空椅子上的外衣。领班过来连声道歉,拿着白色餐巾请我自己擦干,同时解释如果他们替我擦干的话,我可能会指控他们弄坏了我的衣服。我想起国内有老人在街上跌倒后没有人敢去扶起来的情景。
LuAnn告诉我,在美国一年只出版两万多种图书。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美国时,美国每年出版十二万种图书,中国是十万种。此后几年中国出版数量迅速超过美国,今年达到三十万种以上。金融危机后美国自动削减出版数量,现在一年只有两万多种,而中国的出版数量仍然每年递增。中国这种没有节制的发展,让我想起一句什么人说过的话:知道自己无知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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