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小玻璃瓶上头都已贴好标签,撒拉森按照计划如期完成了。
之前他勤奋不懈地工作,但也还是交上了一点好运:一个同事出了车祸,于是他这阵子得值两轮班。
从一开始,他就把这项工作规划得像是生产线,工作区周围有几堆压扁的包装纸箱叠成高高的小山,没人会来打扰他。他准备好一根浇花水管、一条污水排放管、一具垃圾压缩机、一把上胶枪,还有各式各样的大塑料盆。
他在那些盆子里装满了化学溶剂,割开了用收缩膜包好的一架架真药,把那些小玻璃瓶泡进溶液里两分半钟。他发现,这个时间长度最适当,可以让标签脱落。然后他把那些标签摊在一个小电暖器前面烘两分钟,同时把那些真药倒进污水排放管,再把瓶子放进压缩机里碾碎。
整个过程里最缓慢的部分,就是用上胶枪在标签背后涂上胶水,重新贴在他自己的玻璃小瓶上。一开始他觉得好慢,绝对不可能赶上自己定的时限,但他很快就发现不要想太多,进入一种节奏,把自己当成一个拿着上胶枪的机器人,于是速度大幅加快。
很幸运的是,这个仓库里就有一台收缩膜包装机,以便修补任何制造或配送过程中破损的包装。于是,撒拉森便可以用正确的包装,重新封好他的致命药瓶。
就这样,到了第一夜的调包工作结束时,他已经完成了一千个小玻璃瓶。从外观各方面来看,都跟凯隆药厂的药瓶一模一样。里头装着看起来相同的清澈液体,贴着一种广泛使用药品的应有标签,用药厂的收缩膜包好,上头贴了真正的条形码、序号、配销托运单。唯一的差别只能用最精密的化学分析侦测出来,那就是一种本来可以救命的药品,被换成了撒拉森自制的灾难性病毒。
身为医生,撒拉森知道这些小玻璃瓶到了美国之后的确切流程。医生或合格的护士会用至少一英寸长的注射针穿透瓶盖。针的长度很重要,因为标签上的这种药品,必须采用肌肉注射。而插入上臂的三角肌时,针的长度至少要一英寸,才能完全穿透成人和较年长儿童的肌肉组织。至于婴儿和幼童,八分之七英寸的针长就足够了,但会从臀部注射。
无论病人的年龄多大,也无论是从哪里注射,一旦病毒进入人体(而且,既然是肌肉注射,就不会有失误),那个人就没救了。他们完全可以被形容为丧尸—会走路的死人。
撒拉森也知道,有一小群人是不能注射这种真药的,那就是新生儿。但他不在乎。反而会有一万个带原者出现,而且天花是空气传染的病原体,就像一般感冒一样,新生儿或其他任何人要避免感染的话,就只能停止呼吸。
随着一千个瓶子调包完毕,而且有信心接下来能更快,他打卡下班,结束了第一夜的工作,满怀希望和兴奋回家。天才刚亮,但他回到那户租来的小公寓里,并没有立刻上床,而是展开了接下来一星期都会照做的例行公事。
他打开电视,收看气象频道。
清晨的气象频道,都会有一段美国本土最新气象状况的详尽报道。让撒拉森很开心的是,他看到加拿大北边有一道早来的冷锋正在缓慢形成,预计会通过美国。这个气象频道的所有专家都预测,今年秋天将会提早转冷。
这个似乎无害的发展,会使得即将发生的攻击更有破坏力。不光是天花而已,所有空气传播的病毒,在冷天都会更具传染性。而且大部分专家估计,冷天的传染速度会加快至少三成。原因很简单:冷天时,人们会更常咳嗽和打喷嚏,会搭巴士而不是走路,会在室内餐厅而非露天座位用餐。气温下降时,大家会很不聪明地凑在一起,让病毒有更好的传播环境。
几天后,等到处理完最后一批玻璃药瓶,撒拉森看到了冷锋逐渐增强,且逐渐扩大。
他把那些药品以收缩膜封好,移到仓库里预定运到美国的出货站台,然后最后一次检查所有的配送文件,确定都没问题。
二十四小时内,几辆定期来凯隆欧洲分公司的卡车将会收走这批货,行驶九十英里,途中经过曼海姆,以及达姆施塔特那个庞大的美国军事基地,送到法兰克福机场。
飞机要花大约十小时抵达美国,接着药品会运到凯隆公司各地的货运中心。大约十二小时后,就会装上卡车,送到全美国各地的诊所或医院。
独自站在广大空荡的仓库里,唯一相伴的只有满脑子思绪和上天,撒拉森很确定,四十八小时后,风暴将会袭击美利坚合众国—这既是比喻,也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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