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每周的星期三晚上,电话铃都会响起。不用等他开口,我就知道他是谁。我能听到他抽雪茄烟的声音,我不应该同他说话,他也不应该同我说话。他从来不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我们都有自己的顾虑。
“你还好吧?”他问。
“还行。”
“你呢?”
“也还行。”
“这事真是乱啊!”
“还用你说。”
他笑了,“确实不用我说。嗯,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没什么。你能打电话来问问我,已经很好了。”
“好吧,我有信心,你一定能很快重新开始。”
“我知道。你呢?你怎么样?”
“混着呗。”
“施密德还在盯着你吗?”我问。施密德是他的上司。
“他一直就那样,管他呢!”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这帮小人?怎么可能不为难我。”
我知道,利普兰泽的日子并不好过。梅可曾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她说警局把他调回了总部,撤销了他驻检察院特别专员的职务。施密德让他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帮其他警察写报告。他大概快要被逼疯了吧,但他在警局里,是绝对不会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的。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有很多人正等着看他倒霉。他现在确实倒了霉,这些警察一直都认为利普兰泽在包庇我。
“我下周再给你打电话。”每次要挂断电话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说。
他确实做到了。虽然我们每次的对话都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月,大家都看出了这个案子确实非常严重时,他提出可以借钱给我,他知道打官司很费钱。
我告诉他,巴巴拉已经解决了钱的问题。他说,娶个会攒钱的犹太女人就是好。
这周,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半天了。
“你还好吧?”他问。
“还行。”我说。
巴巴拉突然拿起另一个房间的分机,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是打给我的,巴巴拉。”我高声说。
她并不知道我和利普兰泽每周一次的固定电话交流,她只是简单地说“你好,利普兰泽”,然后就把话筒放下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三周以后要准备开庭了。”我说,“说不定还会更快。”
“我知道,我看了报纸。”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丹·利普兰泽即将出庭作证。这对我非常不利,我们都清楚,但我们都别无选择。在选举结束后,利普兰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接受了莫尔托的询问。我知道,即便他当时知情,他的答案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总是实事求是,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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