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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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业开始慢慢有起色了，我和大卫也有越来越多时间在一起学习，并且成为最好的朋友。在我们认识的第三年，我和大卫开始同居，第四年便结婚了。班上的同学无法相信我们这个学期要用两周的时间去度蜜月，但是我们的工作都已经有了着落，所以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有压力。我以前30%的成绩毕业，而大卫以前15%的成绩毕业，我们都在大型法律事务所工作，比同龄人要赚得多一些。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如此被爱着，大卫很在乎我的想法，他总是做我喜欢的事情，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在一起。遇到我之前，他从不早起或者跑步，但是他现在总是早上5点半起床与我一起晨跑；他并不是很喜欢足球或者篮球，但婚后，他整个秋天的星期日下午都会陪我坐在电视机前看足球比赛；在每个篮球赛季时，他也会把自己的日程写在一张纸上，我们尽量坚持看每一场比赛。

看着大卫做我喜欢的事情，我的心里很舒服，感觉很幸福。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创造了一部分，这部分让我获得舒适的感觉。我总是在想：我很幸运遇到一个愿意陪伴我的人，我再也不会孤独了。

我也为大卫做了很多事情。我会根据他的喜好培养兴趣，他喜欢下棋，也希望我能陪他下，虽然他总是赢，但是我们的输赢只在伯仲之间，这总是让我很高兴。当他想要打高尔夫球时，我也陪他一起去，每个周日的早上晨跑之后，我们就会开车兜风或者参加高尔夫球课，我们经常以此为契机与法学院的同学们聚会。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波澜，我总是为一些难以说清楚的事情纠结，强烈地希望可以控制身边的环境，我要让任何事情都在意料之内。我总是要确定计划，预测任何一种变动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大卫在一起让我觉得前所未有地安定，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我的生活更加稳定了。回头看，我想掌控生活的需要正是对我混乱童年的补偿。

每当大卫改变我既定的计划时，我会非常生气。比如，我每天沿常规的路线晨跑，也希望大卫跟我跑同样的路线。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我某些部分想要控制生活并且从中得到安全感的方式。有天大卫跟我说跑腻了原来那条线路，想要跑另外一条，我毫无理由地坚持不要改变路线，我们为此而争辩，最后大卫和我决定改天再跑新的路线。还有一次大卫想要提速跑在我的前面，路上我一直有某种无法解释的恐惧感，我想追上他，但是我没有大卫那样的体力和速度，这让我害怕，我甚至开始无法呼吸了，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害怕的是突如其来的变化，害怕像儿时那种无法预测的处境，我只以为自己体力不支。当我追上大卫后，我大发雷霆：“你为什么要跑在前面，你又要跟我一起跑，又要跑在前面，你告诉我，你想怎么样，不然我无法跑步了。”

大卫目瞪口呆的表情让我觉得很惭愧，我爱他，并不想伤害他，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制造出来的部分活跃在我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内部的对话越来越多，并且在大脑中一闪而过，我无法抓住这些想法，仔细思考。那都是一些冲突又强烈的想法：大卫不知道我每天都这样吗？我为什么要对他大喊大叫？他对这样的晨跑已经厌倦了，他可以比我跑得更快，这有什么不对的？我伤害了他。我马上为自己对他乱发脾气而道歉，无法变通让我觉得自己渺小又愚蠢。我仿佛听见麦克的声音：“你就是个婊子，你不能放松让我们舒服点吗？”

大卫总是为我这些无法名状的控制行为而忙碌，我用迂回的方式沟通，我需要控制周围的环境，我周围的事必须合理……但除了这些，我们的生活丰富而且有趣。我们大多数时间里生活得可控并且有序。这听起来并没有那么浪漫，但是对我而言却很完美，我需要这样的稳定。

大卫在许多方面给予我支持，并且帮我面对工作上的各种困难。有时我还会无法集中精力并且阅读困难，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这种情况总是在与我小时候被虐待的相似的情境下发生。某个地方、某种味道或者他人善意的举动都可能引起我的恐慌。这样的事在大型律所时有发生，公司里大多数人都是男同事，这让我产生了在律所必须有所作为的想法。这里的同事普遍会有同样感觉，如果你不够聪明、不够迅速，就会被解雇，我在这里总是觉得不安和羸弱。某种程度上，这很像父母逼我卖淫的情景——钱的多少要看表现。

当合作伙伴给我一些要查阅的资料时，我就会去一个街区之隔的大卫公司里的法律图书馆。大卫一边忙自己的工作，一边帮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总是特别美好，我觉得我们的爱情会长久下去。我是他生活的中心，工作、朋友和家人都要退居第二位，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但是这对我而言并不可靠。我那些保持距离以维系安全的部分，让我无法更贴近某个人。

尽管在理智上，我知道大卫不会因此不爱我，但我总是担心失去他，我担心人们透过我练习过无数次的笑容看到我的内心，即便我都不知道我的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我总是觉得沉重，害怕被内心的那些想法压垮，并且摧毁我建立起来的成功和幸福。

由于回忆被紧紧地锁在各个房间里，我没有了一些记忆，我只知道小时候家庭贫困，但是我却上了大学，做了律师，并且有了一段幸福的婚姻。我尽量不去回忆我的成长历程，我把我的童年分解成了很多碎片。

两年后，我和大卫都离开了毕业后一直工作的事务所，开始为联邦政府工作，我工作的司法部很有趣，也稳定安全。

大卫告诉我存钱的重要性，我知道我需要存钱帮助家里，但是却不明白长期存钱的道理。我们家从不存钱，也很难有钱存起来，母亲一有余钱就会冲动购物，买一些奢侈品。

大卫觉得我们可以通过精打细算的方式省钱，但我总是想买一些大卫觉得没有必要的东西，比如说，大卫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把唱片换成CD，因为没几年就会出现新的科技产品，我们也是所有认识的人中最后一个买电脑的。大卫的逻辑是：如果什么东西还能用，就不用换掉它。就这样，我们在5年内还清了助学贷款，并且在一个不错的社区买了房子，后来我们甚至可以支付我照顾母亲的费用。

母亲现在有不错的薪水，也不需要养什么人了，哥哥们也赚得不少，现在已经是中产阶级了。尽管母亲不喜欢下厨，但是她买了各种各样的厨房用具和昂贵的设备，即便她的债务已经超过负荷；麦克总是买很贵的衣服，花很多钱去度假，总是负债生活。

在小的时候，我们从未度过假，现在我和大卫每年会有一两次节俭的度假，虽然我喜欢这样的旅行，但是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大卫找的酒店总是很简陋，甚至有些都不干净，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烦恼，我很怕进入这样的房间，我只知道这样的房间会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曾经住过的房子。

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是在西班牙我们的蜜月期间，我们在马略卡岛待了一个星期后来到马德里时，大卫在为钱的事担忧，马略卡岛比我们想象中的消费要高一些。在机场时，大卫希望我们可以坐公交车去酒店，但是我坐公交车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我希望坐出租车。争论了一番后，我假装妥协，因为大卫不懂西班牙语，所以我去咨询台询问哪里可以坐出租车，然后告诉大卫这里没有公交车。他很容易就能看穿我说了谎，我们等出租车的时候，一辆又一辆的公交车从身边经过。我上了出租车把地址给了司机，大卫才不情愿地也上了车。

到酒店花了20美元，所谓的“酒店”不过是一个脏乱并且简陋的招待所，有50多个上学年纪的男孩正在等着办理入住手续。我恐惧地看着大卫，告诉他我不想待在这里，他同意了我的想法，但是却不想坐出租车了，所以我们拖着箱子沿着马德里的街道寻找另一家酒店，所有酒店都已经被订满了，但是每一家酒店都告诉我们一个叫作蕾娜（Reina）的酒店还有房间。

我用付费电话在蕾娜酒店订了房间，大卫让我问清楚房间的价格，我听到每晚160美元，我知道大卫不会同意住在那里的，所以我没有告诉他。他不情愿地跟我上了另一辆出租车，又走了20美元的路程后，我们停在一间五星级酒店门口，大卫非常生气。

我拿出信用卡付了一个星期的费用，大卫看见结算单时再一次大发雷霆，他坚持道：“我们不住这里了！”我告诉他太晚了，我已经付款了。门童来帮我们提行李，虽然大卫已经筋疲力尽，但却依然拒绝了：“我已经托着这些箱子走遍了马德里，我不会为了50步的距离给门童小费的。”我们步履蹒跚地走进电梯。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当作大卫悭吝的趣事说起，现在看来，那时的我对于旅行中无法控制和无法预测的事情是多么恐惧，陌生的城市、拥挤的年轻人、脏乱的招待所、对于钱的担忧、与在那里唯一认识的大卫争吵，所有的这些事都威胁着我的安全感。理智上，我知道我处理事情不够灵活，但是我实在无法改变。

我总是迂回甚至是过于巧妙地去做一些事。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我的家人想获得什么，从来不是通过有礼貌地争论和妥协获得的，我只见过母亲通过迂回的方式获得一些小胜利，那只是她与父亲关系中的一些小技巧。父亲死后，迂回的做事成为她的习惯，这在我的内心也深深地扎了根，即便我也希望母亲直接一点，我讨厌她巧妙地操纵我。

在五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一直把自己的生活操控在几个部分里：一部分工作，一部分解决问题，一部分处理度假，一部分参加各种宴会，还有一些部分处理我和大卫的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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