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日上午,在塔格特公司位于加州太平洋铁路的轨道边上,两根电线杆之间的铜缆断开了。
一场细雨自午夜时分便不紧不慢地飘洒起来,这一天没有日出,只有一道苍白的光线从雾色蒙蒙的天空中透了过来——在灰色的云层、铅一般凝重的大海和荒凉的山坡上孤零零地低垂着的石油塔吊的钢铁骨架之间,挂在电线上的晶莹的雨滴成了唯一的亮光。电线在雨水和岁月的磨损下,早已过了正常使用的年限;其中的一条实在不堪这个早晨雨水的重负,弯弯地垂了下来;最后的一滴雨加剧了电线下垂的弧度,它就像一粒凝聚了无数额外重负的水晶珠,悬吊在上面;电线终于绷断,这粒珠子和电线犹如滑落的眼泪般悄无声息地同时放了手,它身上的水珠应声落地。
电话线损坏的情况被发现和上报之后,塔格特公司地区总部里的人们便纷纷避开对方的视线。他们胡乱地说着一些似乎和这个事故相关的话,这些话不仅没用,也骗不过别人。他们清楚铜缆正越来越少,已经比黄金和诚实还要稀有;他们知道,地区主管于几个星期以前就把他们库存的铜缆卖给了一些谁都不认识的商人,那些人白天并不经商,而是晚上才来,这只是因为他们在圣克拉门托和华盛顿有关系——那个最近才被任命为主管的人也是因为认识纽约一个叫库菲·麦格斯的人,大家对此人都三缄其口。他们知道,现在谁要是主动下令去维修,就会发现维修根本无法进行,就会导致隐藏的对手的报复,他的同事们则会神秘地保持着沉默,不会为他说话,而他便什么都证明不了,假如他想尽力做好工作,就会永远地失去那份工作。在眼下这个罪人逍遥、揭发者受过的时候,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危险,什么是安全,他们就像动物一样,懂得当出现疑问和危险的时候,保持不动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们原地不动,谈论起在适当的时候向应该负责的上司呈送报告的适当的步骤。
一个年纪轻轻的路段长走出房间和总部的大楼,来到一家没人知道的药店的电话间,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不顾横亘在中间的漫长距离以及层层的上司,拨通了达格妮·塔格特在纽约的电话。
她正在她哥哥的办公室,将一个紧急会议中断了,接了这个电话。那个年轻的路段长只是告诉她电话线断了,找不到可以用来修复的铜缆;他没有再说别的,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定要亲自给她打这个电话。她没有问他;她心里很明白,只是说了句“谢谢你”。
她办公室里有一份记录了塔格特公司每一个地区全部重要物资储存情况的应急文件,它如同是一份破产文件,记录了所有的损失,而难得一见的新装备补充,看上去则像是某个以折磨为乐的人在恶毒的笑声中给饥荒的大陆撒下的一点面包渣。她审视了一遍文件,把它合上,叹了口气说道:“艾迪,给蒙大拿铁路打电话,让他们运一半的铜缆到加州。离了这个,也许只有蒙大拿还能再支撑一个星期。”艾迪·威勒斯正要表示反对,她又说,“是石油,艾迪,加州是全国仅有的一个产油的地区了。我们可不能丢掉太平洋铁路线。”随后,她回到了她哥哥办公室的会议当中。
“铜缆?”詹姆斯·塔格特说着,怪异的眼神从她的脸上向窗外的城市望去。“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再也用不着为铜的事发愁了。”
“为什么?”她问道,但他没有回答。窗外一如往常,在晴朗的天空下,午后的阳光和煦地照着城内的屋顶,在那一片屋顶上方的日历显示出是九月二日。
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开这个会,并且一反常态地坚持要和她单独谈话,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时不时地就看一眼手表。
“在我看来,形势很不对头,”他说,“必须采取一些措施。现在的状态看来有些脱节和混乱,正在失去协调和平衡。我的意思是说,全国上下对交通运输的需求极大,然而我们却在赔钱。在我看来——”
她坐在那里,望着挂在他办公室墙上的那副塔格特公司祖传下来的地图,望着那些在土黄色的大地间蜿蜒穿行的红色道路。铁路曾经一度被称作国家的血脉,川流不息的火车曾经如鲜活的血流一般,把繁荣和财富带给了它所经过的荒芜之处。如今,它虽然还像一股血流,却已经如伤口中的血一样,只是向外流淌,带走了身体全部的活力和生命。一条单行线——她漠然地想着——一条只是消耗的单行线。
她想起了193号列车。六个星期以前,193号列车满载着钢材出发了,它的终点不是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福克顿的全国仅存的那家最好的斯宾瑟机床厂,那家厂已停工两个星期,正盼着这批原料运来——而是驶向了伊利诺伊州的沙溪,那里的联盟机床厂因为产品质量差、交货期难以保证,已经负债一年多。授意分配这批钢材的是一项命令,命令里解释道,斯宾瑟机床厂财力雄厚,可以再多等一等,而作为伊利诺伊州沙溪市唯一生活依靠的联盟机床厂已经破产,不能眼看着它垮掉。一个月前,斯宾瑟机床厂终于倒闭了,而联盟机床厂的倒闭则是在两个星期之后。
伊利诺伊州沙溪市的人们上了全国的救济名单,但在现在这种疯狂的时候,全国的粮库囊空如洗,拿不出可以救济他们的粮食——因此,内布拉斯加州农民用来播种的种粮便被联合理事会的一纸命令强行征收——194号列车将尚未播种的粮食和内布拉斯加州人们对今后的指望,运到伊利诺伊州,让那里的人们当饭吃掉了。“在这样一个进步的时代,”尤金·洛森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说,“我们终于认识到了我们之间情同手足。”
“在目前动荡不安的紧急状态下,”她看着地图时,詹姆斯·塔格特说道,“如果要被迫拖欠我们某些地区的工资,显然很危险,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过——”
她冷笑了一声,“吉姆,是不是铁路联合计划不管用啊?”
“你说什么?”
“你本来打算能在年底的时候从储备金里分到南大西洋公司的一大笔款项——可现在储备金里一笔钱也没有了,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银行的人对这项计划一再阻挠而已。那些混蛋——过去贷款给我们的时候,只要有我们的铁路担保就足够了——如今,我可以把我全国所有的铁路都押给他们,可他们居然连用来发工资的区区几十万短期贷款都不批!”
她冷笑了一声。
“我们无能为力!”他叫嚷着,“有些人不愿替我们去分担一部分合理的压力,这可不是那项计划的过错!”
“吉姆,你就想和我说这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得走了,我还有事情要干。”
他的眼睛瞄了一眼手表,“不,不,我还没说完呢!最要紧的是我们要把形势讨论一下,然后拿出些决定,这是关于——”
他又啰唆了一大通废话,她面无表情地听着,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是在等时间,可又不完全是;她可以断定,他把她留在这里必然另有目的,但同时,他又只是为了让她待在这里而已。
自从雪莉死后,她注意到他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雪莉的尸体被人发现,报纸上登出了一个目睹她自杀的社区工作者的亲口描述后,他曾经招呼都顾不上打,就急匆匆地闯进了她的住处;报纸找不出任何动机,便将其称作“谜一般的自杀”。“那不是我的错!”他向她大叫着,仿佛只有她才是需要他去做出解释的法官,“这事不能怪我!不能怪我!”他吓得浑身抖成了一团,但她还是看到了些许狡黠的目光向她的脸上投来,似乎带了几分令人难以想象的得意神情。“吉姆,你给我出去。”她当时也只有这句话能对他说了。
他后来再也没有和她提起过雪莉,但却比平时来她的办公室更勤了。在楼里,他还会堵着她闲聊几句——种种类似的情况汇聚在一起,令她感到不可理解:就好像是他出于某种莫名的恐惧而要依附她并试图求得保护的同时,手臂却悄然滑落到她的背后,捅了她一刀。
“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她已经把目光移开,可他还是不死心地说道,“最要紧的是我们得商量一下形势,可是……可是你还什么都没说呢。”她还是没有动。“这并不是说铁路上已经没什么油水了,只是——”
她严厉地瞪着他,他慌忙将目光躲开。
“我的意思是,必须要拿出一些建设性的对策来,”他闷声闷气地急忙说道,“必须有人……做点什么,在危急的关头——”
她清楚他是在回避什么,清楚他是在暗示她,但又不想让她挑明和谈起。她知道,列车的正点运行已经再也得不到保证,承诺已经不管用,合同几如废纸一般,普通列车随时都会被取消,然后不由分说地被强行征作紧急专列,发往意想不到的地方——而这命令则来自对紧急情况和公共福利有唯一决定权的库菲·麦格斯。她知道,工厂正在纷纷地倒闭,有些是因为机器设备得不到原材料而停工,其他的则是由于运不出的货物已堆满了库房。她知道,那些历史悠久,靠着持之以恒的努力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随时都可能灭亡,它们的命运已经不在自己的预料和掌管之中。她知道,它们之中年头最久、能力最突出的佼佼者早已消失——那些仍在苦苦地坚守过去时代的理念,仍在拼命生产的企业,正在往它们的合同中加进一行令内特·塔格特的后代感到惭愧的字样:“在运输许可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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