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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史密斯谈革命失败（第1页）

他们是在星期日凌晨开进来的，当时伦敦还在沉睡。悄然、怪异的沉闷声响，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然而飞行的欧亚国士兵已经在屋顶降落，几秒钟后就已跃入楼上的窗户。行动是在寂静中悄悄执行。根本就没有抵抗的可能。

他们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当然，就像飞行胶囊一样，首先是出于宣传目的。不管怎样，在最初的几日，产生了令人惊讶的效果。那是一种光电自动手枪，如果谁的嘴没有咧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它就会自动瞄准发射。换句话说，如果当事人没有微笑，如果看到入侵的士兵而没有表现出欢乐。如果在欧亚国士兵的警告下，老百姓能够及时地微笑，那么手枪就不会射出子弹，而且，也不可能射出。

伦敦人很快适应了这个新的形势。在遭到占领的最初几日，首部所有市民的脸上都挂着同一种傻笑。昨天的革命者站在胜利大道的两旁，嘴巴咧到了耳根子上，隆重欢迎开进的欧亚国军队。有的人还挥手示意，尽管这样的动作意义不大，因为欧亚国的电视新闻摄影组主要只将镜头对向面孔，试图记录下这个大洋国民众与解放者共同分享的兴高采烈的欢迎场面。

有的人在微笑的时候流下了眼泪，还有的人不时扭过头去，至少能借那个瞬问做一个符合自己即刻心情的真实表情。许多人过了几个月后，仍不能停止这种面肌痉挛式的皮笑肉不笑，尽管那时欧亚国军队早就收起了被老百姓讥讽为“保持微笑手枪”的神秘武器。

尽管没有什么抵抗，两拨革命派还是与入侵者进行了交锋。航空工业大学的学生革命委员会成员退守到栗树咖啡馆内，用革命期间缴获的猎枪奋起自卫。但是反抗无济于事，不出半日，他们就被化成灰烟，一百二十人组成的抵抗力量，活下来的没有几个人。

相对而言，在穆罕默德领导下的城外工人组织的抵抗略有成效。他们高举着先知的绿色旗帜，对欧亚国的巡逻队发动攻击。他们咧嘴微笑着夺下敌人的自动手枪，之后将丢掉武器的入侵者扑倒在地，用力掐死。另外，面对几倍的强敌，最终还是铝派分子对欧亚国军队进行了最沉重的打击。

还有一个人孤身奋战:安普尔福思。就在首都被占领的前夜，我们从穆罕默德总指挥部接到许可，诗人兼歌手可以使用电台和电视台的演播厅一个小时。这个巨大的演出机会让大卫激动得兴奋不已，他当晚就赶到演播厅，并且睡在那里。早上七点，音响师为他接通了一号麦克风，想当初，整个帝国都必须收听的讲话和公告都是从这里描出的。“这里是自由大洋国之声广播电台!”安普尔福思用跑调、颤抖的嗓音宣布，随后壮起胆量补充道，“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卫·安普尔福思革命音乐会。”

就在这时，欧亚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城市，然而声音传进了家家户户，图像描映在荧光屏上。大卫演唱的革命歌曲，划破了笼罩城市的恐怖死寂!

大洋国，我美丽的祖国，

我时时刻刻为你准备着!

刀山，火海，视死如归，

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后来，他唱了令人悲痛至极、旋律感人的最后一段:

大洋国，我美丽的祖国，

如果有一天你自由了，

如果有一天你自由了，

——你是否会志记我?

他仅仅唱了几分钟。这时候，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有四名欧亚国士兵飞进了演播厅，其中一个殴打安普尔福思，另一个抬脚踩烂了吉他，随后将无助的歌手拖出了演播厅。演播中断了几分钟，等到重新开始时，已在宣读临时政府公告。

这些情况是我在藏身的地方从一位伦敦市民的嘴里知道的。我和赛麦一起编辑新一期的《时代》文学副刊，我们似乎想，借助报纸维持我们的生命。裘莉亚和维特斯的立场转变，对我们简直是当头一棒。“叛徒!”我突然爆发出无奈的愤怒。“为什么现在说他们是叛徒呢?”赛麦嘲讽地同我，“难道他们不是在反对老大哥时成为叛徒的?现在他们只不过是想赎当初的罪。”

我们收集小道消息和官方公告。非法的《时代》文学副刊用油印机印了三百份，我们两个人写，四个人散发，主要的读者是大学生。有几份还成功地传到穆斯林人手中。

我试图用几条假新闻振奋读者的士气。比如说，我们报道，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已经改组成为革命委员会，并且很快将与穆罕默德·斯坦雷的革命指挥部建立联系。不过这条消息里也有一部分是事实，那就是我们很想去到城外，因为当时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安全地藏身。

电台每隔一小时就宣布，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区里，有几个起义者投降自首，有几个“不得不就地正法”。晩上，则以胜利者的声音宣告:穆罕默德·斯坦雷在不久前的一场交战中被占领军活捉。

官方公告的内容，我们从越来越少露面的发报人嘴里也得到了证实。比如说，我们从他们那里得知，许多人在欧亚国部队指挥部门口排着长队，等着交出破旧的猎枪，换来一张豁免证书和几个可怜的肉罐头。听到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我突然对民众萌生出憎恨，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在当街暴打那些手无寸铁、抱头鼠窜的秘密警察（这类行为实在令人厌恶!），然而现在，暴力变成怯懦的苟且偷生。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赛麦。

“不要责怪民众!”他与我争辩，“他们又能怎么办?有谁能够保护他们免遭厄运?他们只是想逃避灭顶之灾，只是出于本能，并不是受惑于某种理论。现在重要的不是进步和理想，而是如何能活下来，能不能领到肉罐头。”

发报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有一天凌晨，我独自留在藏身的公寓，赛麦只身出门，到航空工业大学分发新一期的《时代》文学副刊，据说在那里还有非法的革命分子。当然，也有可能他之所以出去，是为了最后再见女朋友一面。

后来，我在监狱里听说，赛麦在胜利大道撞见了欧亚国的巡逻队。“快点微笑!”对方命令。“冲你们微笑?你们这群畜生!”赛麦讥讽地冷笑说。自动手枪显示对方正在“微笑”。恼羞成怒的翻译官扑向赛麦，拔刀刺进赛麦的后背。一群微笑的市民冲了过来，护住尸体，并将最后一期《时代》文学副刊盖在他身上。

我等了赛麦两天，终于丧失了耐心。一个人在城里踯躅，我不敢回家。偶尓有熟人迎面走来，他们神色紧张地瞅了我一眼，立即绕道躲开了。满地都是撕碎的广告和成堆的垃圾，我磕磕绊绊地走到城市的另一端，来到我曾经的妻子凯瑟琳的住处。一个疯癫的主意闪过脑海，我上去找她，会怎么样?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可以在她那里躲一会儿。她要是举报我该怎么办?唉，我懊丧地暗想，反正自由已经丧失了意义。他们肯定在通缉我，在她那里被逮捕，总比在街上被抓住好。

我跟她过了最后一个自由之夜。她一声不吭地让我进屋，但是不想跟我谈论政治。我们上床做爱是那么自然，全无条件，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彼此憎恨过一样。早上告别的时候，她送了我一条围巾。“外面很凉，”她解释说，“晚上会更凉。”

后来，我再听说她是在监狱里。一个新来的犯人在庭院里放风时小声告诉我，凯瑟琳死了。10月的一天，她用链条将自己锁在白金汉宫的铁栏杆上，然后在身上浇了一罐汽油，点火自焚。等欧亚国士兵赶去灭火时已经晚了，不过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也无法遏止。那是从恐怖年代留给今天的信息:“老大哥万岁!消灭欧亚国侵略者!”

我漫无目标地在伦敦城里走到傍晚。我没有钱，没有家，也没有了朋友。我甚至想去占领军指挥部自首，就在这时，我发现有辆胜利牌轿车在跟踪我。一位戴着墨镜的金发女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跟两米之外的一个欧亚国军官说了句什么，好像是说:“就是他。”

就是她!一个声音响在我的脑际。就在那一刻，我认出那人是裘莉亚。我毫不反抗地束手就擒，我被戴上手铐，塞进车里，我对我一生中这位惟一的恋人、刑室中的难友、改革运动中的同志只说了一句话:“看吧，你即使投靠了他们，他们也不会让你飞的。”[1]

[1]他们也不让我飞。在海关检査时，他们从我身上搜出了我精心藏在烟盒里的微型电影胶片。“您这是想干什么?海关与财政检察署上校问我，他的目光让人胆寒，尽管他的音调彬彬有礼，“因为这个，我们不能放您过关。请出示证件。”

我被气疯了。生平我第一次动手打人，而且下手比我计划的要狠。上校惊愕地看了我一眼，栽倒在地。从那之后，我至今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历史学家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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