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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轰炸（第1页）

迦沃·盖乐

外公去世前几年，本城经历了轰炸。那是最后的重创，开战多年后终于轮到了我们。炸弹不停地落下，落在政府大楼和银行上，落在关押战犯的建筑上，但也炸到了图书馆、公共汽车、跨越在两条河流上的大桥。轰炸带来的是惊讶，尤其是因为它开始的方式竟是如此乏味。先有公开预告，一小时后，空袭警报响起。一切都发生在户外，好像可以这么说吧，就算爆破声透过敞开的窗户传到室内，就算你走到外面，看到小汽车被掀到七十五英尺高的半空，砸向砖石建筑物的正面，你会告诉自己这更像是某种疯狂的建筑工程事故，更像是恶作剧。

炸弹在落下，整座城市都瘫痪了。前三天，城里的人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大多数人都变得很歇斯底里，想逃走，或是根本没法逃离，炸弹不断地落在两条河周围，走到哪里都逃不掉。留在本城的人都认为，轰炸顶多持续一星期，既不见效又很昂贵，所以敌方肯定会放弃并走掉，城里人除了撑到底，没有别的办法。轰炸进行到第四天，迫于某种不可阻挡的对自由的渴求，哪怕在这种状态下─或许恰恰是因为这种状态─人们又陆续去咖啡馆了，坐在门廊上，甚至听到警报拉响也常常留在家门外喝酒抽烟。很多人觉得户外更安全，他们的解释是：如果你在外面，你就瞬间变成了很小很小、移动着的目标，相比之下，你待在楼房里，可能在干等空军部队失手，他们没有击中预计目标就可能击中你。咖啡馆通宵开放，不开灯，电视机在后屋轻轻嘶响，人们拿着啤酒和冰茶，安安静静地坐望山头的防空高射炮发出一阵阵如瀑布般的、毫无用处的红色光影。

轰炸进行时，外公不看、不谈任何相关话题，甚至不和我妈妈聊，而我妈妈在头三天里变成那种对着电视机喊叫、睡觉也不关电视的人，好像开着电视就能让她和外面的轰鸣声隔离开来，好像我们本城的镜头出现在电视里，她就能或多或少容忍正在发生的事，轰炸似乎就能变得有情可原、瞬间遥远并且不再重要。

我二十二岁，在医学院的军事医学部实习。对我来说，外公坚持他那套规矩就意味着他没有被改变，他继续自己的纪律，保持自己的坚韧和淡泊。当时我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想到那套规矩本身在变化，安逸时期的习惯和人生将尽时的预防性习惯是不同的。他仍是每天出门，好像他的花名册上有很多病人等着他上门就诊，但是，和他终生相识的那些病人中有辞世的，有渐渐染上老年病的，不管他去不去问诊，情况都一样。他的日常锻炼没有中断，但已变成敷衍的例行公事，无外乎是让老身子骨动一动，他会在黯淡的晨曦中面朝起居室的窗户站好，运动裤松松垮垮地吊在他的短袜上面，两手在背后相握，煞有介事地踮起脚尖，再放下，脚后跟着地，有节奏地一上一下，脚后跟顿地板时的重响会回响在整间公寓里。他每天都做这种操，从未间断，哪怕隔壁街区的空袭警铃尖啸不已。

二十年来，我们全家总是一起收看下午四点的电视连续剧《法国小酒馆》。现在，改成了午睡。他坐着睡，脑袋垂下来。双腿笔直地伸在身前，整个身子的平衡点就在木拖鞋的跟上。他的双手交叉拢在肚子上，别的事暂且不说，他的肚子经常低沉地咕咕叫，因为他现在总是对外婆为我们做的饭皱眉头，顿顿都是，不管是奶酪肉饼、匈牙利甜辣椒粉烤鸡还是肉馅辣椒，我记得他以前总是大快朵颐，现在却会轻叹一声，然后默默地挨过整顿饭的时间。我不去看他的时候，他才会叹息，但外婆已经开始给他单独备餐了，因为她不忍心让我们每天两顿陪着他吃水煮蔬菜、水煮肉，那简直像是某种惩罚；但他只吃这个，严格遵守，没有怨尤。

轰炸迫使本城关闭动物园，但之前很久他就无法继续例行的散步了，动物园之行已成过去。得知动物园关门后众说纷纭，不仅是外公，所有人都很愤怒，觉得这是某种放弃抵挡的征兆，人们指责本城政府为了节省口粮，以轰炸为借口屠杀动物。政府也很气愤，便在周报上安排了一个专栏，每周刊登动物们的近照，报道它们如何康健安逸，记录幼崽的生日，公布轰炸结束后将实施的动物园改建计划。

外公开始剪报，搜集关于动物园的消息。我在医院值夜班，回家时就会看到他一边吃早餐，一边把报纸翻到副刊版面，愤愤地浏览。他会对我说，动物园里惨不忍睹啊。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太恶劣了。”他仰起头，透过双光眼镜片看报纸，盘子里的瓜子和果仁吃掉了一半，水杯沾染了副刊报纸所用的橙色油墨。

老虎是报道的主要对象，它是唯一的焦点，别的动物不说，它总是有希望的。报上没有说母狮流产了，狼群转向自己的幼崽大开杀戒，一只又一只地吃，小狼痛苦地惨叫，却是逃不掉的。报上也没提及猫头鹰把没有孵好的蛋啄开，红色的蛋黄里已有成形的小鸟，它们却把这稀稀的蛋液推出蛋壳。也没有说到广受赞誉的北极狐将伴侣开膛剖腹，在夜晚空袭的弹光闪耀中，它裹住雌狐的尸身直到自己心跳停止。

然而，报上说的却是，老虎开始吃自己的腿脚，一条接一条，从肉到骨，有条不紊地吃。他们拍了一张老虎的照片，它趴在虎笼的石头地上，两条后腿僵硬如木棍，像火腿一样被绑在身后，它是我童年时看到的那些老虎所生的，如今也算是高龄了，它的名字叫“再见”。你能在照片上看到它的脚踝肉上有厚厚的黑色痕迹，那是浸过碘酒留下的，报纸上说他们试过镇静剂、锁链、浸过奎宁的绷带，但无计可施，没办法阻止这种特殊的强迫性举动。他们改装了一个小猫小狗用的伊丽莎白圈，扣在它脖子上，但它在某个空袭之夜先把伊丽莎白圈吃掉，再吃掉了自己的两个脚趾头。

关于老虎的图文报道刊出后的第三天，炸弹击中了南河上的桥、动物园后头废弃的汽车厂，桥身在两小时之内就坍了，动物园里的索妮亚也当场被炸死─它是动物园收养的非洲象，也是动物园的吉祥物，大家都很喜爱它，它是住在城堡里的动物们的眯眯眼女族长，最爱花生和小孩。

我们这个城市花了好几个星期去适应突如其来的战争，去习惯那真枪真炮的切实感，我们把战争当作偶尔的、暂时的事件去对待；但是，在那场空袭之后，事态发生了转变，自上一场战争延续而来的义愤自卫之情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之后的每一晚，人们都会肩并肩地在城堡门前站成数英里长的队列。与此同时，别的人会站在本城仅存的那座桥上，酩酊大醉地在石头拱桥礅上挤成一团。你必须喝醉才能去守卫残桥，因为你被击中的概率很高，就算侥幸逃过炮火，你死掉的概率也很高，因为不管站在断桥哪边，只要桥身中段被击中，你就免不了掉进水里。

佐拉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勇敢，把她的卫城防御事业推进到更广的领域，她会连续几夜和数千人守在科尔丘拉东海岸，站在元帅战马雕像的石头膝盖下，戴一顶宽檐帽，声援守护动物园的志士们。她可以描述第一国家银行遭到轰炸的场景：她亲眼看着一枚导弹击中河对岸的砖石老建筑，导弹带着蓝光俯冲下来─笔直地从天而降，击穿楼顶，轰得门窗玻璃、木片百叶窗、铜字招牌和先辈石膏像四射弹飞─震耳欲聋，但等硝烟散尽，人们突然意识到，哪怕遭此重创，大楼却没倒，依然矗立在原地，像掉了下巴的头骨，于是，人们欢呼、亲吻─并像日后的报纸指出的那样─开始制造下一轮婴儿潮。

战争期间，我曾经央求外公取消夜间巡诊，这个老规矩让他觉得事半功倍；现在，却轮到我在夜班之余去动物园守夜，这也违背了他的期许，为此，他甩出五花八门的恶毒字眼，远远超出我十四岁叛逆期时所使用的词汇量。动物园里的守夜人群和别处的有些不同，年纪更大些。七点左右人们陆续到达，刚好赶上爆米花车的最后一轮热卖，之后我们会在人行道上分聚成小组，每组选定一种动物，做好各自的标志就开始沿着城堡围墙巡逻。扮演狮子的女人头顶一块黄色的拖把布，假装那是狮毛。有个男人在脖子上绑上铁丝衣架，架子上套上白袜子就当作是耳朵，代表体型庞大的威尔士长耳兔“尼克迪默斯”。几个人聚成狼群，用厕纸卷绑在口鼻上代表狼嘴。还有个女人生平只去过动物园一次，便装扮成她见过的第一头、也是唯一一头长颈鹿：一身黄色，头顶短小的角。我没忍心告诉她，她忘记长颈鹿身上有斑点了。不用说，我选的肯定是老虎，但倾尽一切努力后，我只能从地下室的旧衣服箱里找到一顶戴维·克罗克特风格的猎人帽，用颜料涂成橙黑两色条纹，再让帽尾的假浣熊尾垂在我背后。扮演狐狸的男人穿了一身红西装，戴了领结和眼镜。动物园里从来没有过熊猫，但我们在城堡大门口有了六七只熊猫守卫，丝瓜筋做的短尾巴从他们的裤子里翘出来。河马人套着紫色毛衣，毛衣下面塞了一只枕头。

人们还用粉笔和喷漆在动物园墙上涂鸦，不出几周，他们来巡夜的时候就带上了海报和告示牌举在头顶，桥上桥下都看得到，除了标准的“操你”口号之外，他们也偏爱温和友善的标语。有天晚上，动物园门口出现了一个灰衣男子，头上裹着粉红毛巾，手中的告示牌上写着：我在这儿呢，我是一头大象。还有一个从下游的德拉安叶地区上来的人很出名，那儿的水塔被炸毁了，他一开始扮作一只鸭子，等到棉花厂也被炸了之后，他出现在人行道上时举着这么一块牌子：现在我没有干净内衣了。后来，报纸连篇累牍地追踪报道他：他的红色手写标语，他紧握牌子的磨秃了的灰色手套。一两个星期后他再次出现，举起的标语是：完全没有内衣了。还有人举起牌子呼应：我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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