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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孤儿院(第1页)

毕斯躺在露台台阶上呼哧呼哧地打呼噜,被我的脚步声惊醒了,像麋鹿那样低吼起来,我走到它身边,它才停住叫声。我用膝盖蹭开它,它便跟着我走到二楼走廊里。我在正对马路的楼梯顶阶坐下来。毕斯在旁边转了一两圈,把湿乎乎的脸挤到我的臂弯里,兴奋得直哼哼,表示它很乐于和某人分享清晨时光;然后,它判断出我无精打采的,也不会陪它玩,便跑下楼梯冲到路上,消失在海滩边的棕榈树后。过了一阵子,我还能听到它嬉水的声音。天还没亮,但空中已有一层漂亮的、半透明的粉色光晕。兹沃乔纳的灯光依然倒映水中,明亮的倒影掠过整片海湾。

水面上的光影正在慢慢撤回,向路边收拢,这时,巴尔巴·伊万下楼来了。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踏在楼梯上。他看了我一眼─裤腿磨破了,外套沾着土,手上有血渍,说道:“我看到你去了葡萄园。”

我独自一人做了那番努力,这似乎令他信赖我。他问我想不想和他去钓鱼,我说不,但终究还是跟着他走向他的船。那是一条蓝色的摩托小快艇,船身上的油漆都掉皮了,黄黄绿绿的藤壶黏在船底,像是对船的回报。他穿着橡皮靴,抱着两只大木板箱、一只空桶,据他说,他在岸边布了一些龙虾笼,再远一点则撒了一张捕狗鲨的小网,还有一张大网布在海湾中央,那是安通神父不用照看孤儿院的时候帮他安置的。他跟我讲这些时,展开了双臂,用平摊的手掌把地平线切割成平行相距的几个长方形。

接着,他对我讲起了掘地人的事。上个星期,他们出现在他家门口,整整两车人,带着他们所有的盆盆罐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破玩意儿,一开始,他以为他们是吉卜赛人。那时候,他不知道他们病得厉害;只有迪雷进了屋,站在巴尔巴·伊万的厨房里对这对夫妇说葡萄园里埋了具尸体,是迪雷在战时亲手埋下的;当时他把远方表亲的尸首背下山,却不得不留在那里。尸体被埋在山顶那片地的那几个月里,这栋房子没人住。现在,一大家人都病了,谁也帮不了他们,他们村里的巫婆告诉他们,是那具尸体害得他们生病,尸体在声张它的意愿,想得到最后的仪式,想要一处体面的葬身之地。年初,家里的一个婶婶得病死了,他们便下了狠心要掘地三尺、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找到。

“纳达不把他们当回事儿,”他对我说,一边解开缆绳,“可是,说到底,他们带着孩子,而且,难道我们想在葡萄园里埋个死人吗?”

上星期,他一直在观望他们,并且越来越不安。“你看到那些小袋子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脖子,“为了除病去灾,他们在袋子里装了─我不清楚─什么死的东西,还有草。”

他们还带了很多瓶子,巴尔巴·伊万曾经怀疑他们想在这个国家倒卖什么,比如某种稀罕的私家混酿拉奇加。但是,那个少妇跟他说,瓶子里装的都是圣泉水─圣泉在国境那边,也就是在迪雷和我的国家里─还泡了一些对健康有益的药草。

“可他们还没挖到吗?”我问。

“哎呀,早没了吧,”巴尔巴·伊万咧嘴笑起来,“我一直跟他们这么说─早没了。那里的土很硬、很浅。它肯定不在原来埋下的地方了,洪水把它冲走了,野狗把它拖走了。天知道!”

巴尔巴把木板箱放到小船里,尽管他摆摆手不让我动手,我还是帮他把船推下了水。毕斯已经上船了,尾巴疯摇,带动屁股连着下半身左摇右晃。巴尔巴·伊万跨上船,好像他有千八百年的时间,慢条斯理地划向防波堤旁的摩托艇停泊处,再换上摩托艇,把毕斯从小船里抱出来,放进摩托艇里,那条狗便像桅顶的雕塑一样站在湿漉漉的船首,接着,巴尔巴和毕斯从海岸出发,快艇划开清晨的海面。每开几百码,毕斯就会往回跑,跳下船,咧着嘴,带着一脸狗特有的狂喜笑脸,消失在浪头下面;巴尔巴·伊万会关掉马达,任船漂荡,直到狗蹿出水面,要不然呢,他就掉转船头去接狗。

佐拉早上忙的第一件事是给检察官的助手打电话,相谈不到两分钟就骂起来了。在我们同去修道院的路上,我试图逗她开心,便讲起掘地人的事,讲到他们生病是因为死去的表亲,他的尸骨大概就埋在葡萄园里,按照我的理解,那些人只要找到尸体,就会立刻启程运走。

佐拉隔着墨镜瞟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她拖着一辆手推车,车一共两辆,都是纳达给的,为了方便我们把疫苗送到修道院孤儿院。刚才我们站在花园门口,看着纳达把纸箱和木箱推到一旁,这才找到它们─两辆生锈的手推车靠着后墙,轮子都快掉了,前面还有一台破洗衣机和一堆用废纸包的画布,我们心想,那毫无疑问都是狗的画像。

佐拉和我慢吞吞地走过小镇,推车被我们拉在身后,走过的纪念品小商店刚刚开张,走过一家农产品铺子,有个晒黑的瘦男人正在把手写的标价牌贴到装满甜瓜、西红柿、绿油油的青椒和柠檬的木箱上。缓坡下的田里空荡荡的,只有枯黄的死草、黑色的灌木,四处蔓延的杂草在山脚下、路面上投下一块块阴影,山坡谷底里有一群赤膊男人在砸墙,墙已经快倒了。到了渡轮码头,我们遇到一群排着队的孩子,估计是从孤儿院里出来的,他们走在我们前头,拽着一根磨秃了的红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绑在两个女老师腰间,她俩异口同声地在叮嘱孩子们不要走到马路中间,也不要黏在一起。

到了修道院,我们不得不使劲拽着推车爬上大门口的阶梯,再穿过一个凉亭,葡萄藤像蜘蛛网一样绕满亭顶的格子框。在庭院里的旅游柜台里工作的年轻女士告诉我们,安通神父在花园里。我们把推车留在她那儿,就去找他。要去花园,先要走过一条低矮的、朝向大海的石头隧道;花园的外墙完全掩映在古柏和薰衣草下。花园里有个金鱼池,纸莎草铺张地长在水面上,也遮掩了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有人在石头上放了一只欢笑的乌龟烟灰缸。到处可见孩子们的踪迹:随手搁置的小水桶,蓝绿色的小沙车,停在小路中央的塑料火车首尾相连,没了头的洋娃娃只有一只鞋,还有一杆蝴蝶捕网。花园里头有一小片空地,密密麻麻种了些草药、西红柿和几棵生菜,都发出了新芽,我们就在这里找到了安通神父。他穿着僧侣长袍,手持剪刀正在剪草药,等他站起身,我们才看到他戴着眼镜,扎着马尾辫,两颗门牙有点交错。他微笑的样子让人很愉快,还问我们有没有见过塔姆辛─那只乌龟。他朗声大笑,我们也跟着笑起来。当他弯腰去捡他的工具时,佐拉撅起嘴,假装吹了声口哨,还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神父帮我们把两辆推车挪到修道院内院,一路上要先经过小礼拜堂外的几扇关闭的大门,再攀上钟塔下的阶梯,黄铜大钟正摇摇摆摆敲出震响,这钟声能飘上山顶。安通神父把修道院里的回廊称作“博物馆”,孩子们已经被叫出去了。白色长廊的上方有一排方形天窗,和教堂里的内堂平行。长廊两边的墙角整齐堆放着一些空睡袋。安通神父解释说,等新孤儿院建成,孩子们都搬过去住,这条走廊将用作陈列室,摆放老图书馆里的历史文物和当地艺术家的作品。

“本地艺术。”他颇为自豪地眨眨眼,带我们去看一面墙,更多的毕斯画像列成一排。这些画是用彩色蜡笔画的,有站着的狗,有细麻杆腿儿的狗,有三只眼的,有两条腿的,有的像蛤蟆,不乏各种奇形怪状的毕斯,有的画在纸巾上,有的画在报纸上或厕纸上,把这些画精心排布起来的人显然比艺术家们高出一截。长廊尽头的墙上嵌着一颗炮弹,周围的石灰和涂料都开裂了。

“那是颗炮弹。”佐拉不带任何情绪地说道。

“是的,”安通神父回答,“威尼斯的船打过来的。”然后,他指了指大海的方向。

孩子们正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自习,看起来像是古老的厨房。空壁炉十分巨大,墙角的木箱上有一只转轮,木架上摆放着好些本世纪初的铁器具,活像是能把人夹死的刑具。好多石碗在多层壁炉台上堆放成几排。一张老旧的单层渔网挂在门上,兜着一只脏兮兮的长毛绒蓝鱼玩具。屋子中央,安通神父的孩子们猫着腰坐在长条木凳上。桌子上有几只装铅笔和蜡笔的玻璃杯,色彩胡乱纷呈在纸上,倒也很艳丽,有些纸在孩子笔下,有些在屁股底下,还有些纸是用来擤鼻涕、折纸飞机或纸小鸟的。奇怪的是,这里十分安静。我们站在走廊里,能听到庭院里响起的嘹亮钟声,但在这间厨房里只有吸鼻子的声音、纸张的摩擦声,偶尔还有孩子挠头所发出的有节奏的轻响。他们都很瘦小,小脸苍白,但都挺结实。看管自习的是另一名僧侣,叫作帕索神父。他剃了光头,留了胡子,是个意大利人。他没有朝我们微笑。

我们原来计划把糖果留到注射后分发,好让孩子们耐心配合,还能用糖果安抚哭啼娃,哄哄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的胆小鬼,让昏过去的孩子醒过来,再收买几个活蹦乱跳要逃脱你的掌握并躺在地板上的小赖皮。然而,这间房是如此安静,小脑袋们都猫在纸头上,这情景触动了佐拉的某根神经,她把放在最上面的一盒糖果拆开,给大家看,并说道:“我们有糖。”话音一落,孩子们就簇拥过来,仍是静悄悄的,却把她拥在中间,眼巴巴朝冷藏箱里瞅着,走开的时候每人手里都有一袋奇波小糖果。开战之后他们大概就没再看到过这些小玩意儿,有些小孩甚至可能从没见过。佐拉在房间门口的楼梯上坐下来,分发糖果,我站在一边看,直到一个褐色头发、眼神镇定的小男孩走过来,拉住我的手,领我走进放满桌椅的厨房,让我看他的画。他有点苍白,但显然得到了细致的照料,当他凑近我、把他的画指给我看时,我闻到小脑袋上有股干净的味道。发现他也画了一张毕斯画像时,我一点儿也不惊讶,不过,他给那条狗画上了几只苹果绿的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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