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本来,当我看到她绽开笑容的一刻,也就是在看出露茜的心灵得到抚慰的时候,我的目标已达,应当离开。我没有这样做。后来事情就糟了。我们两人继续在农场生活。我们身边正是旺春,露茜也是春心绽放。春天缓缓转入夏令。然而我却不觉得幸福,对近旁这旺盛的女性之春,我十分不安,是我启动了这春的步伐,而现在它向我开放美丽花冠,我知道它不属于我,它本来就不该属于我。布拉格有我的儿子,还有急切盼望我的妻子,尽管我很少回家。
我怕破坏这种刚刚开始的私谊,那将是对露茜的致命打击,但我又不敢把这种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因为我很清楚,根本不该这样做。我喜欢露茜,又畏惧她的爱情,它使我束手无策。我须得费尽力气,才能显得态度自然地和以前一样跟她谈话。在我与她的关系上,我心存疑虑。我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对露茜精神上的帮助被揭穿了真正的用心。好像说到底,我在见到她的那一分钟起,就已在打她的主意似的。我简直就是一个乔装改扮过的诱骗者,摆出一副劝慰人的神父架势。过去我大谈耶稣和上帝,热心宣传教义,似乎都不过是为了掩饰庸俗不堪的肉欲。我仿佛觉得,在我恣意放纵情欲的时候,我玷污了自己纯洁的初衷,辜负了上帝的垂爱。
只不过,刚想到这儿,我的一切念头又转向她。我自己骂自己说,我多狂妄自大,竟想讨好上帝,为自己在上帝面前争功邀宠!在上帝面前凡人的功劳又算得了什么?零、零、零。露茜爱我,她的健康就悬决于我的爱情!我应当考虑自己的清白而把她甩开任她伤心欲绝吗?这样就不会使上帝对我冷眼相加吗?即使我炽热的情感是罪孽,那么到底是露茜的生命重要还是我的清白重要?说到底,这是我的罪孽,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毁也只毁我自己!
正在我柔肠百转和疑虑重重的时候,从外面飞来意想不到的一击。从中央传来对我们场长的政治控告。由于他为自己百般辩护,人家更指控他网罗可疑分子。我也荣列其中:因对政府心怀不满而被革出大学;教会分子。场长再三解释说我不是教会分子,也并非被大学开除,可是怎么都没有用。他越是急赤白脸地替我说话,就越显得和我串通一气,他的问题就越严重。对于我,事情已经不可收拾。
太没公道了,路德维克,对吗?是的,当你听到诸如此类的案子时,你总是这么说。可是我呢,我不知道什么叫不公道。假若在人世的事情之上,冥冥中没有神明,假若一切行为只凭炮制者主观上怎么认定,那么要说没公道也许还算成立,那么我也就有资格用这个词,因为我确实是被从国营农场扫出去的——我可是在那里满怀热情地干活的。或许更符合逻辑的是,我应当针对这种不公道想出对策来,应当义愤填膺地去大闹一通来保卫我做人的小小权利。
但是当事件的盲目制造者赋予它某些含义时,这些事件往往还有另一层含义。其实这也是常事。往往是因为上面来的指示。其真实意图是被掩盖着的,而让落实这些指示的人,无意中只充当传声筒,他们对上级的要求不会有丝毫怀疑。
我绝对相信,刚发生的事也是如此,所以我把农场事件当作一种解脱来接受。从中我看出一个清清楚楚的旨意:离开露茜,别等太晚,你的使命已经完成,果实并不属于你。你的道路应在别处。
于是我决定照两年前在理工系一样去做,向泪流满面、愁肠寸断的露茜,我告了别,去面对这貌似灾祸的事件。我主动提出要离开农场。场长说不同意——这倒是真有其事,不过我知道他是出于礼貌,而内心则松了口气。
但这一次,我自愿离开的性质并没有再打动任何人的心。这里早已没有了我那些二月革命前的朋友,当年他们还为我的前途着想,给我写好鉴定,还赠予我不少诚恳的忠告。当我跨出农场大门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被认为不配在这个国家担任任何像样工作的人。就这样我变成一个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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