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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路德维克 6(第1页)

是的,一切维系都断了。

学业、政治活动、工作、友谊,完了;爱情,还有对爱情的追求,完了;统统完了。一句话,生活的整个进程,本是充满意义,都完了。给我剩下的,只有悠悠的时光。我这才切切实实领略到,时光是什么,这是从前不曾有过的体会。仅在不久以前,时光对我是那么亲密,它就是工作,就是爱情,就是各种各样都可能做的努力,我向来漫不经心地接受时光,因为它是那么不露痕迹,悄然隐藏在我的那些忙忙碌碌的背后。现在它赤裸裸地现出它的本来面目,真正的面目来到我面前,迫使我不得不直呼它时光(因为我现在在度纯粹的时光,一种真空的时光),它怕我有片时片刻把它忘记,要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它,没有间歇地体验它是多么沉重。

当一种音乐奏起进入我们的耳朵,我们忘记了它不过是时光的一种方式;乐队戛然而止,我们听到了时光,这是纯态的时光。我现在就正在经历一个休止节拍。当然,这不是乐队的休止节拍(这种休止节拍的长短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乐符所严格限定的),我所处的休止是没有限度的。我们无法用裁缝的尺子(使用其他度量衡也同样不行)来量一量我们两年的兵役期每天能短去多少;事实上,黑类分子有可能被人要留多久就留多久。二连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叫安布洛兹,就是在这里度过他的第四个年头。

当一个人家里有老婆或未婚妻而自己老在部队,那是一件辛酸的事,这就等于说,他对家里人的生活无法掌握,精神上不断地对她牵肠挂肚。同时这也意味着,他虽以巴望她什么时候能来探亲为快事,但心里又不停地害怕长官可能不许他在那一天外出;又担心女人动不动就不到军营大门来。黑类分子(他们自有黑色幽默)私下里常议论说,大兵的妻子因男人在军营里不得出来而得不到满足。于是那些当官的去等着她们,在她们身边转来转去,希望她们的欲念从被禁在营里的男人身上落到他们这儿。

尽管如此,对于家里有女人的汉子来说,还有那么一条线牵连着他们,也许这只是一根游丝,又细又脆,让人随时随地担心会断掉,但总归还算有一线维系。可是我,就连这样的一丝一线也没有。我和玛凯塔已经断绝一切往来。假如我偶尔收到几封信,那也是从妈妈那儿来的……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维系吗?

不是的。一个家如果仅仅是父母之家,就不是一条维系的线,它只是一个往昔:从你父母处来的邮件,那是从一块你与之日益疏远的土地给你送来的信息;糟糕的是,这类信件不停地提醒你,你已经走错了路,回头吧,回到你曾经堂堂正正、勤奋努力准备一切条件扬帆远航的港岸去;是的,这样的信对你说,港岸还在那儿,没有动,还是从前的那副老样子,安全又美好,但是航向呢,航向已经丢失了!

这样,我渐渐习惯这样一个现实:我原来的生活道路已经断了,已经不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只有从现在的立足点重新开始,甚至在精神上也是如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一点一点地,我的视觉适应起将人作物的黑暗环境,并开始分辨周围的人;比起别人来,我是慢得多了,但幸好差距还不是很大,我还没有和他们格格不入。

在这黑暗地带第一个现出身影的是洪萨(他今天也同样第一个出现在我记忆的幽明之中),一个来自布尔诺的小伙子(他当时讲一种让人不知所云的方言)。他之所以沦为黑类,是因为曾打伤过一个警察。那警察是比他年级略高的老同学,他俩发生争吵,他就把警察揍了一顿。但法庭不肯听他的申辩,洪萨先是蹲六个月的大牢,后来就到了这里。他本是个熟练钳工,所以很显然,将来他重新去干本行还是干其他什么工作,对他都一样;他对什么都无所谓,而且提起他的前途时,他一脸的满不在乎,只求自由自在。

就这种少有的但求自由自在的要求而言,能和洪萨相提并论的只有贝德里奇,我们宿舍二十个人中数他最为古怪。他到我们这儿已经是九月,正式招兵后两个月了。他原来被指派到一个步兵连,但他始终顽固地拒绝领取武器,原因是这和他严格的宗教教规相抵触。本来人家就不知拿他如何是好,后来又截获了他写给杜鲁门和斯大林的信,信里口气极其恳切动人,他以社会主义道义的名义,请求两位国家领导人解散一切军队。他的上级觉得事情十分难办,起先准许他去参加队列训练,于是他便成了所有士兵中惟一没有武器的人。当他执行“枪上肩”、“枪放下”的口令时,他的动作完美无缺,然而手里是空的。他也参加了头几次的政治学习,讨论时积极要求发言,大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他还主动制作了一张宣传画,把它贴在军营里,但画面上他号召放下一切武器,军事法庭以煽动哗变对他起诉。可是他那主张和平事业的长篇大论又把各位法官弄得晕头转向,命令对他进行心理检查,又迟迟难以作出结论,只得把他送到我们这里。贝德里奇很高兴:他是惟一志愿佩戴黑臂章的人,他还为自己能奋斗到我们这种黑臂章而心花怒放。所以他在这里感到十分自由自在——当然他的自由自在和洪萨的不一样,不是以桀骜不驯的形式来表现的,恰恰相反,外表循规蹈矩,安守本分,对干活有着纯真的热情。

其他人全都心情苦恼得多。瓦尔加,三十岁,斯洛伐克区的匈牙利族人,根本没有民族偏见的概念,曾先后加入过几支军队打仗,也尝过战斗双方各种战俘营的滋味;有一头红棕头发的彼特拉恩,有一个兄弟因在国境通道上打死一个守兵逃到国外去了;头脑单纯的约瑟夫,来自易北河流域(习惯于像鸟儿一样四处遨游,因为害怕可能长期留在井下和巷道这样的地狱里而郁郁不语),是个富农的儿子;二十岁的斯塔纳,布拉格郊区人,发疯般酷爱衣着打扮,他所在地的区政府曾经为他大书特书过一份报告,好像是说他在五一游行之际酩酊大醉,然后竟故意在人行道边,欢乐的人们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小便;法律系大学生彼得·佩克尼曾在二月事件期间和一小撮同学一起,去进行反对共产党的示威(他大约很快就知道了,在二月事件后把他开除出学校的那伙人里就有我,而且他看见我如今和他顶着同样的罪名,和他关在一起,便成了这里对我惟一幸灾乐祸的人)。

我还可以回忆起其他一些和我共过命运的士兵,但我只想说说最主要的:那就是我最喜欢洪萨。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早先的一次谈话。那是一次在工作面上喘息的时候,我俩正在一起(一面给肚子胡乱填些东西)。洪萨在我膝盖上拍了一巴掌:“喂,你,聋哑人,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聋哑人,我当时实在一点也不错是个聋哑人(心里老是没完没了地在想自己的辩护词),于是我就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我马上很丧气地发现自己说话矫揉造作,咬文嚼字),我是如何如何,又是为什么会被弄到这儿来的,说到底,我实在什么事儿也没有。他对我说:“他妈的!我们,我们难道就应该待在这儿吗?”当时我又想好好向他陈述一番自己的观点(一面在寻找更自然的话语),洪萨咽下他最后一口东西,一字一顿地说:“你这么个大个儿可真是个大傻瓜,太阳把你的脑袋都烤糊涂了。”透过这句话,我被一个乡镇平头百姓的冷嘲一下子点中了,我忽然觉得自己依然自视特殊,耿耿于怀那些失去的优越权利,感到很难为情,而自己恰恰曾自以为是反对特权和娇宠的。

随着时间的转移,我和洪萨接近多了(我获得了他的器重,因为我能很快地进行心算,解决工资发放时的一切问题,从而不止一次地避免了人家对我们的算计)。有一天,他挖苦我老是泡在军营里简直是个傻瓜,不去利用外出的机会,他还把我拉上和他那一伙人一起走。这次外出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一大帮子,可能有八个,其中有斯塔纳,还有瓦尔加,切内克,一个从装饰艺术系辍学的小伙子(他归入黑类是因为坚持要在艺校里画几幅立体派绘画,而现在为了蹭到某种好处,他到处都画上大幅木炭画来美化营房,画的是十五世纪宗教改革战争中的士兵,还有大批的武器和狼牙链锤)。我们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俄斯特拉发市中心是不准我们去的;只有几个地段可以光顾,而且那里只有有限的几家酒吧。那天刚到较近的一个镇子,运气不错:在一个由体操馆改成的大厅里正在举行舞会,这个地方绝不在禁止之列。一看门票很便宜,我们就一窝蜂拥了进去。大厅里摆下的桌椅真不少,但人不多:算来算去,到顶也就十一二个姑娘,约摸三十来个男的,半数是从这一带的炮兵营来的军人。我们一进去他们就警觉起来,我们马上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们在盯着我们,而且还在数我们有多少人。在一张没有人的长桌子边,我们坐下来,并要了一瓶伏特加。但女服务员冷冷地回答我们说这儿不准卖酒精饮料,于是洪萨要了八瓶汽水;每人交给他一点钱,十分钟后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三瓶朗姆酒,我们在桌子底下拿它兑进汽水杯里。这一切做得尽可能小心,因为那些炮兵在紧紧盯着我们,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发我们偷偷喝酒。这里得说明,我们对正规部队深有恶感:一方面他们把我们看作图谋不轨的分子,杀人凶手,刑事犯,凶恶的敌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丧心病狂地屠杀他们的和平家庭(根据当时流行的反间谍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肯定是更重要的方面),他们妒忌我们有钱,我们什么时候都比他们大方五倍。

我们的处境就是这么奇特:除了干活受累,我们见不到任何东西;每半个月脑袋被剃光一次,惟恐我们的自信心——不能被容忍的——也和头发一样长起来。我们是倒霉蛋,从来交不上生活赋予的好运。然而,钱,我们有。谈不上多,但对于一个大兵和他一个月两次的外出说来,已算是绰绰有余,使我们在那仅仅以小时论的自由里(而且仅限少数几个地方)可以像个阔佬,从而补偿一下平时多少个漫漫长日里的无尽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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