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都知道的,我这是典型的冤案。但岂料风向突变,又赶上了‘反自由化’,不仅案子没有平反,还被说成‘自由化’,《南风窗》的事儿也就黄了。”
后来,研究生时的同学做了华夏出版社的总编,找他去给他们出的“20世纪文库”审稿。“其实我是很想返回学术圈子的,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于是他放弃了南方每月700的工资,回到北京,看稿子,每个月130块钱。 。。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4)
这一年连轴下来,审了60多本书,近2000万字。“到年底,眼睛坏了,医生说再继续下去,就有瞎的危险。另外,我感觉当时那个政治气氛就很不对劲了。我那时候已经对政治很不感兴趣了,而且我发现,不依靠体制我自己也可以搞学问。”
“我想不行我还是再回去挣钱吧,种种因素,当时北京这个环境,我觉得很不适合,所以我就回广州了。”
这就开始了他的黄金生意。
黄金是受严格管制的,但他靠着自己的学识和诚恳,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渠道,拿到了批文。“我没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就是人家负责管事的人认可我。我每月飞到北京进货,每次背个三四块,一块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吨黄金。那个时候黄金界的都知道我:沈志华,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金。”
“后来,海南省银行的人、黄金处都来找我,说你在北京什么关系?给你们一个公司的黄金比给我们省银行的还多,下次到北京带我们一起去吧。”
● 退出生意圈,回归学术圈
他赚了不少钱。“反正有几十万,我就觉得足够了,自己搞个研究所,能花多少钱,而且正好1990年我40岁了,我想不能再干了,再干就掉钱眼里出不来了。”
也真如他所说,他的好运气从40岁开始了。“回到北京,我又赚了一把,这次更多。我做了一套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很成功。”
开始是跟人合作,他只管内容编辑、组织学者翻译,后来对方不看好,撤伙了。他被逼上梁山,只好接过来自己干。“发行的时候,我也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花了钱,上了新闻联播。又一招,我通过一个朋友利用他爸爸的车,拉了一车书进了中南海,给当时的领导每人送了一套。”
他的书,很适合作为体面的礼品,也正切中那几年里许多人的关切:如何从历史中寻找治理国家的启示。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他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效果很好,当场就订出4万套。”
这一把奠定了他的底气,他彻底退出了生意圈。“开始写论文、搞研究了,组研究所、建立史学基金,都是自己出钱。这是1993年开始的。”
从回归学术圈到正式为学术同行所承认,进入“体制”,当大学教授,沈志华用了10年。这应了他社科院导师的一句话,“以你的天分,加上现在的用功,10年内肯定成有名的学者。”当时,他面临一个选择,有人提携他入仕途,做某位部长的秘书。是老师这句激励的话,促使他坚定了自己的学问之路。
淘苏联档案的事,是他尤为得意的一笔。
苏联解体,一大批档案得以公开,对历史学者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概1994年,在一个会上我提出要去搞档案。我说现在我们是跟国外学者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他们也是刚看了这些东西的,我们搞苏联史的真是得天独厚。”
他必须有一个官方的身份。“没个正式单位,也没有档案,谁给你证实,你怎么出国?”他去找了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双方很快就谈好了,社科院出名义,沈志华出钱、发文,搞一个俄国档案收集整理课题,然后他挑了几个俄文好的就去了。
到了俄罗斯,搞档案也有问题。“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俄国的官僚体制下的那种不讲效率,再加上苏联解体以后那种涣散。一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上班,9点上班,11点才开门。第二个问题是特别贵,一页一个美金,这是国家档案馆,你要是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美金。我说这么着咱怎么干活啊?” 。 想看书来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5)
“我灵机一动想个招儿,咱们雇人干,雇俄国学者干,他们国内学者收费便宜。我买了几本指南,复印了大量的目录,挑出我们需要的,然后走访各研究所找人、找朋友、找愿意干的。那时候带了好多二锅头、茅台,酒过三巡,‘哥几个,有事儿求大家,我们就是想弄点儿档案回去,主要是研究你们苏联的历史。’俄国人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那笔钱当时不小,大家很高兴。这个程序又省钱、又省时间,他们也高兴,那会儿几百美金也不得了。”
再就是去美国印档案。因为美国人赶先,“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他们就花了重金把大量的档案买走了。一个胡佛研究所,光目录就上百卷。”
现在,这批花费上百万巨款的苏联档案差不多已经整理出来了,还在陆续翻译中。到他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他索性完整地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我敢说,我北京大兴的家里藏的档案比图书馆都多。”
“国内原来没有冷战研究这么一个领域,因为中国不怎么接受冷战这个概念。你注意看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冷战一共没有提几次,《毛泽东文集》我查了一遍,大概也就讲过三四次,而且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基本上整个90年代,还不允许出现这个词。
“最开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看国内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
“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开的那都是针尖对麦芒,你用的什么材料、我用的什么材料,你什么观点、我什么观点,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们都出本论文集,到现在这些论文集都算是很上乘的。”
这样一下就把冷战史的根基打好了。“后来是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让我过去,我自己也发现完全靠个人去号召还是有一定问题。当时在北京还不允许用冷战史这个名目,那会儿还是比较敏感的,观念没转过来,后来就叫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
现在这个冷战史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完全是一种国际化的,我今天在国内发现了一个新的档案,写了一篇文章,明天国际上就都知道了。也不再是大国关系了,而趋向于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的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其中有一个侧面,就是它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它这种文化输入,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放什么电影都是有算计的,它要求影响你的人民,这是它的考虑。反过来讲,其实中国也经常搞这种文化外交,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就放《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来中国文化是很优美、很深沉的,类似这样的事很多。”
吴虹飞:很多人都在忧虑传统的断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沈志华:我觉得我们搞历史研究非常伟大,就是去追踪历史的真相,因为现在人们了解的过去,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很多都是失实的、扭曲的。你说这一代一代的人,上中学、上大学的课本就那么弄下来,这将来怎么得了,中国的文化怎么得了?谁来传承啊?不是老说传统断裂嘛,所以你真正要想影响这个社会,就是得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是最本质的东西。人们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他自己会去思考,你何必非说你自己的观点呢,政治结论啊或者一些别的什么。
吴虹飞:有人说你讲课像说评书。
沈志华:历史过程是一个一个链条连接起来的,但是历史学家讲的故事从来是不完整的,为什么?没有新的文献,就说不清这回事。有人说沈老师你讲课像说评书一样,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仔细听你就知道了。说评书那故事肯定是圆满的,一环扣一环,一节扣一节,我讲历史,这个现在只能存疑,为什么?因为没有进一步能够证明这个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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