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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第1页）

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主要是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宅简称“国粉”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国范儿”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诞。

否则，不管我怎样描绘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都总是会有人提出这些“历史明家”的“新观点”，“证明”我写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责我是在为共党粉饰历史。

言归正传，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时代，你会穿越到民国时代的什么地方？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沿海到内6，在全的不同地域之间，社会面貌差异极大。

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已经亮起了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之际；西藏拉萨的农奴庄园，还处于中世纪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国人曾经把一辆小汽车拆卸开来，用驮马背着，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运到拉萨。结果在拉萨把汽车拼装起来之后一看，现这里先没有司机，其次没有汽油，最后没有汽车能跑的路……

鉴于上述种种天壤之别般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具体描述民国生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从而以小见大，映射出整个民国年代的社会风貌。

必须要明确一点，那些穿越到民国的现代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想要搞红色革命的人之外，应该都不会愿意去当中下贫农或者拉黄包车的。而想要在民国时代过得比较体面，那么在乡下似乎就得当地主老财，在城里则要当小资阔少，或者索性直接当官走仕途……

在这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地主们的生活。

在老一辈的很多人心中，最为经典的民国地主形象，恐怕莫过于白毛女当中的那位黄世仁了他们通过巧夺豪取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侵吞着农民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与现代那些经营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不同，那些传统的地主们，似乎根本不用关心选育良种、租用农业机械、采购化肥和农药，也不用关心如何兴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给农民自己打理。

平时，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只管享乐，有事情还可以征佃农无偿服役。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则逼迫农民卖儿卖女来抵债，或者一点善心，酌情允许他们减一点租子，基本上跟现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不多。

如此说来，地主的生活应该是十分轻松悠闲的啰？

……这个……怎么说呢？像这样悠闲宽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还有可能出现。可是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呃……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哇！”

总之，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更惨的则是河南地区，正所谓争天下必争中原，作为内战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总是不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还有流寇们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义、镇嵩军、巨匪“老洋人”、红会、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战争、蒋介石在193o年的中原大战……最后全省流窜着4o万土匪，几乎被打烂了。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中，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月里，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的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捻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水漂。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试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议员之类。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子，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更替得实在太频繁。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12ooo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o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了34o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o12年以后！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而军阀们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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