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唯一因奥地利的败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消失而感到激动的人民。从1805
年起,阿恩特在他的《时代精神》的第一部分中,表现了他对法国的公开敌
意。作为强制性组织的国家,直到当时一直受到德意志思想家的憎恶,现在
在他们的眼里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价值,成了共同集体的保护者和个人的教育
者。1802 年,阿恩特在另一部书《日耳曼和欧洲》中肯定,占有自然疆界和
取得海洋自由通道是一个民族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费希特从1800 年起,在描
述能使人人都有自由和平等的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认为这种社会只有
采取能自给自养的“闭关国家”的形式才是可能的,因而他认为这种国家有
权建立相当辽阔和相当多样化的领土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805 年,他也转而
指望国家把人从罪孽中解救出来。
然而,这需要1806 年的灾难和法国的占领来加速这种演变,特别是普及
这种演变。这并不是说这种演变是突然的和普遍的运动;耶拿战役以前和耶
拿战役以后一样,如果说不是法国,那么就是拿破仑个人仍拥有一些崇拜者,
例如在柏林的布赫霍尔茨,便是其中之一;此外,约翰·米勒当了热罗姆的
大臣;来比锡大学把一个星座命名为拿破仑;在埃尔富特会晤时,歌德曾会
见拿破仑;黑格尔在耶拿看见过拿破仑,称之为“世界的灵魂”,甚至到1809
年在纽伦堡任教授的时候,他还建议巴伐利亚人采用《民法典》。然而同样
可以肯定的是,从1807 年起有一些德意志民族的知识界首领开始改变调子,
采取挑战的态度,有的颂扬日耳曼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有的自称忠于当地的
王朝;一些迹象表明,在人民群众当中,尤其是在普鲁士,漠不关心的状态
已被忿懑和敌意所取代。某些公开发表的政见是很有名的,如施莱尔马歇在
哈勒和柏林的讲道,这些讲道结果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怀疑;1808 年,阿尼姆
的《隐士报》问世;而最著名的则是费希特1807 年于柏林发表的《对德意志
民族的演说》。
普鲁士的不幸,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突出的反响,他们的出身和事业都
与普鲁士密切相关;同时,一些北德意志人把浪漫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移植到
德累斯顿和维也纳,浪漫主义和民族自豪感正在变为两位一体,不可分割。
亚当·米勒,原籍普鲁士人,改信了天主教,他是根茨的朋友,成功地设法
为根茨在奥地利政府机构里谋得一个职位。1806 年春,亚当·米勒在德累斯
顿开始举行一些有关保证国家生存及维护的原则的讨论会;1807 年他在那里
跟克莱斯特合作出版《太阳神》杂志,其宗旨是“维护德意志科学及艺术”,
奥古斯特·施莱格尔作为斯塔埃尔夫人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在科佩久居之后,
随同这位夫人周游了德意志,他在维也纳获准开讲文学课程,在讲课中,他
表明了比在柏林时更为鲜明尖锐的观点;卡洛琳娜·皮希勒的沙龙则成为一
个传播浪漫主义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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