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嫉妒的。因为他们成为永恒,需要做的只是继续他们死亡的状态。对一具尸体来说,不再存在什么严重的后果。一具尸体可以遭受到暴力袭击与侮辱,可以被人用枪射击,用刀砍伐,可以被人诅咒,可以被人焚烧,可是却绝不会忍受寂寞、绝望与愤怒。
行动训练营的上尉建议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人跟着他,再加上他招的几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起,用侦察与目标捕获排在敌人的阵地里收集到的武器开火。意思就是让我们玩玩那些AK47冲锋枪和火箭筒。我们欣然接受上尉的建议,因为没有他的支持,上级不会允许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用这些武器疯狂地扫射。
我们的武器储藏所里有四五百支AK47冲锋枪和三打火箭筒。我们的目标,也就是那些瘫痪了的伊拉克军队的武器和车辆,对付这些是绰绰有余的。上尉甚至想让一架伊拉克军队的坦克开动起来,让我们射击起来更刺激。他花了一个小时在那辆T62坦克上折腾。可他一没有专业知识,二没有专用的工具,所以没法让那家伙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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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泄与愤懑(4)
伊拉克士兵并没有认真照料自己的步枪。我们从那些死人手里把步枪抠出来,发现他们已经有好几天,甚至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保养自己的步枪了。不过这些步枪令人怜惜的样子——粘满铁锈、肮脏的枪管,还有装满沙子的扳机装置——让我们更有劲地咒骂这些死人和他们所接受的毫不严谨的训练。这种懒散的军旅生涯更加动摇了他们曾经是我们想象中作为敌方的强大形象。
柯汉说:“这些杂种的步枪只要射出两个弹匣的子弹后就会失灵。上帝,这根本就不是支军队,只是一群手拿步枪的浑蛋。”
“我就没见到过哪怕只有一整套清洁武器的装置,”马丁内斯说,“我敢打赌,他们肯定就没发放过清洁武器的装置。很可能他们还得自己想办法弄到这些东西。这也太疯狂了,一个在前线的军队拿着的却是肮脏的武器。”
我说:“好像他们本来就想让武器快点失灵。”
“他们的武器本来没有失灵,”约翰尼说,“是他们自己让武器失灵的。”
我们把报废的AK47冲锋枪扔到一起,那其实就是一个枪管、枪托与枪栓的金属组合体。在处理废弃的火箭筒时,我们显得更加小心。我们把这些火箭筒整齐地放成一排。上尉不想让我们把时间浪费在试图清洁失灵的武器或是更换弹夹上,他建议我们干脆把那些已经失灵的武器或是没有弹药的武器堆成一个垃圾堆。大家都可以参加这个射击游戏,只要你站在开火线后,能确保自己的安全,你就可以朝开火线对面的任何东西进行扫射。
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AK47冲锋枪。我对它的杀伤力了如指掌,常常认为这种武器可以在战场上让我毙命。可是战斗已经结束。现在,这些肮脏的AK47看着就像小孩子的玩具枪。我感觉自己像是又被我自己以及那些无聊的宣传给愚弄了。并且当我手里拿着敌人的武器,用敌人的武器开火,将撞针撞击在弹壳上,听到子弹呼啸着射出去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个卖国贼。我不在乎自己打中的是什么。在我面前的是一片一望无垠的沙漠,还有废弃的坦克、掩体和运兵车,并且在一些运兵车里,还有敌人的尸体。可我还是开枪了,像我旁边的战友们一样开了枪。我像他们一样,把枪从后面挎着,盲目地向前方射击。好像我们已经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似乎我们在如此疯狂、如此反复无常的状态下,就算什么也打不中都无所谓。但我们还是用光了弹夹里的所有子弹。当沉闷的咔嚓声响起,宣布子弹已经打完,或是有金属部件被损坏时——也就是枪栓被卡在弹膛里,就像钥匙卡在锁里一样——我们知道步枪已经失灵,便把它们扔到一边。看着它们从我们手中脱开,飞出去,跌落在地上,我们感觉自己已经扔掉了一段烦恼的记忆。可是,这段记忆早晚有一天会再次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这时我们听见“轰”的一声,那些火箭筒便都被炸毁了。用火箭筒开火的人一个目标也没击中。我们只看到飞出去的炮弹快速地弹跳着,最后漫无目的地爆炸。我们不停地用AK47射击,制造出一个火力工厂,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响彻云霄。射出的子弹与被打飞的沙子漫天飞舞。现在我们都在朝着空中射击,把枪口对准天空。然后在原地跳起圆圈舞。我们光着脚起舞,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希望那些子弹永远也不要掉落下来。我们尖叫着,冲我们自己,冲着对方,冲着我们周围那些已经死了的伊拉克士兵尖叫着。我们先对自己尖叫,然后对围绕着我们的死亡世界尖叫,接着再对着我们自己尖叫,最后又对着我们身边的尸体以及这一片死亡的世界尖叫。
我把手里的步枪扔到垃圾堆上,向悍马汽车跑去,钻到车底下。站在开火线上的战友们还在继续向空中发射出一堵由金属子弹组成的铜墙铁壁。我哭了,我听见朋友们的尖叫,他们都是我爱的人。我知道我们很快就可以带着这种疯狂的尖叫一路回到家乡。可是没有人会认真听我们的呐喊,因为他们只想听到人群里传来的胜利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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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杀掉半个敌人的狙击手
未曾杀掉半个敌人的狙击手:幸抑或是不幸?
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名真正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你必须杀人。你接受了所有的训练,学到了所有的专业知识,如果你不杀人,你就不是一名战士。即使你曾被敌人当做目标射击过,也算不上是一名真正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要受到火力攻击是很容易的——要么是你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要么就是敌人比你更厉害。也许你幸运的躲过了子弹,或者不幸中弹死去,可你仍然不是一名战士。你会受嘉奖得到一枚战斗英勇勋章——如果你不幸中弹,但却不是性命攸关,你还可以得到一枚紫心勋章(Purple Heart)系美国军方的荣誉奖章,从1782年开始授予对战事有贡献,或参战时负伤的人员。——译者注;如果你不幸中弹身亡,你的紫心勋章将被赠予你的母亲。可不管你是死了还是活着,只要你还没有亲手杀死过一名敌方士兵,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
有时候你希望自己曾亲手杀死过一名伊拉克士兵。或希望自己在巡逻时用M40A1型步枪,在射击着弹点观察员无数次的开火指令下射出无数颗准确的子弹时,在一连串的猛烈交火时杀掉许多伊拉克士兵。无数个漆黑的夜里,你甚至愿意随时回去,回到沙漠里,找机会杀死那些伊拉克士兵。由于在战斗时一个人也没有杀死,你认为自己算不上是个海军陆战队队员,甚至连个男人也不是。你的脑袋里总有个空缺,缺少的是战争给你留下的美好记忆。你必须补上这个空缺。
但许多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无法弥补这个空缺。所以你把它移开,埋在心灵的最深处。
你用了很多年才明白,世界上最纷繁复杂、最危险的冲突,最折磨人的行动,最致命的战争,就发生在你自己的脑袋里。
你就算是杀掉了偶尔想象的那些想杀死的一个人或所有的人,你还是你自己。也许你想错了,如果你杀掉了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或所有的人,你将使自己精神失常或是亲手杀死自己。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杀手,一个恐怖的杀手。
如果你杀掉了那些人,你可以骗你妈妈说:“不,我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人。”而且就算你真的谁也没杀,然后这样对你妈妈说,她还是会无数次地哭着说:“当你到战场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小男孩儿。你曾经是那么可爱,那么温柔,可现在你成了个愤怒的、不快乐的男人。”
胜利归国:喧嚣的背后是什么?(1)
清除完掩体后,我们住在利雅得附近的一个帐篷群里。在那里每天早上我们可以洗上冷水澡,还必须把胡子刮干净,擦亮我们的军靴。战争的结束比战争开始要来得快得多。五角大楼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在沙漠上建立起一支总共由50万男女士兵组成的部队,却只用了不到六周的时间解散这支部队的大部分人员。因为现在参战国已经恢复安全,不再需要保卫它的部队了。现在我们也不再是保护者,而成了擅自闯入的不速之客。
在大后方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担心什么时候才能被送回国内,并确保自己不会被欺骗。因为我们肯定先来的家伙应该会先被送走。
最后我们终于坐上了飞机。我们的飞机先在雅典着陆。可他们不许我们下飞机,这纯粹就是一种折磨。我们从闷热的飞机里看到雅典那些碧绿的山峰,看着那些有可能是古代遗址或现代建筑的房屋。我们无法分辨出它们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可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只想亲自到那里去游览一番。当然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当中就有人要留在雅典,然后失去音信。这是我们的指挥官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事实。
然后我们抵达了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Dublin)。这次他们允许我们走下飞机,也许是因为机场上有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在巡逻。上校在对讲机里命令我们不许到酒吧里去喝酒。这时一个家伙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叫道:“我尊敬的长官,操你的,长官。”当时我也坐在酒吧里,坐在那个家伙后面有三四个座位远的位置上。我要了一杯吉尼斯黑啤酒(Guinness),像喝水一样咕咚一口就喝光了。我逛着机场里的免税店,挑选着白酒、糖果和昂贵的皮革制品。可是我什么也没买。一对爱尔兰老夫妇冲到我面前,老妇人拥抱着我,她的丈夫握了握我的手,对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还请我喝他的银制酒瓶里的威士忌酒。我被这个场面吓了一跳,我先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表达慷慨和赞美,随即我想起自己刚刚参与了一场战争。我敷衍地谢了谢他们,然后提前上了飞机。
最后我们到达了加利福尼亚州。从圣贝纳迪诺乘车到二十九棵棕榈基地的路程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沙漠里的这条公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夹道欢迎荣归故里的英雄们。这让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纽约城里胜利游行的场面。载着我们驶过高沙漠区的20辆黄色公交车与之相比简直渺小至极。
人们把廉价啤酒、一瓶瓶的廉价白酒、黄色塑料绸带和旗帜扔进车里。偶尔会有陆战队队员把抢着要上来的妇女抬进车里。那女人会向我们微笑,祝贺我们成为英雄。有时她会亲吻几个陆战队队员的脸颊,接受一个陆战队队员送给她的可以夹在衣服上的V形臂章,并且和颜悦色地拒绝陆战队队员们俗气的,甚至是有点儿粗暴的性爱的召唤与建议。但通常这个好心的甚至具有爱国主义情结的,为自己国家而骄傲的女人才会意识到自己是被强行拉到车里的。这时她就会尖叫个不停,直到有个锅盖头礼貌地将她带出缓慢行驶的公交车,让她回到安全的平民世界,才愿意停止尖叫。这种场面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开始厌倦起来,开始为自己的身份,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英雄身份而感到失意。
当我们就要到二十九棵棕榈基地时,克罗克特拉了个越战老兵到我们的车上。这是位坚强的越战退伍军人,很明显多年来一直在这一带的街区奔波,进出于各个越战退伍军人医院。他的两只脚都很脏,连鞋都没有穿。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一件褪了色的来历不明的迷彩服。泪水从他的双眼流下来,流过布满深深皱纹和饱经风霜的脸颊。他的脸就像是一张复杂的沙漠地形图。他好像是喝醉了,不过明显没有平时喝得多。他抓住克罗克特的肩膀,好让自己站稳。然后张开干涸的嘴唇,可是什么也没说。车里突然鸦雀无声。他闭上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对着车里的我们吼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锅盖头们,感谢你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坏蛋。”
胜利归国:喧嚣的背后是什么?(2)
克罗克特扶着老兵,让他回到人群中。虽然兴奋的公民造成的壮观场面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但我还是希望它可以治愈老兵内心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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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孤独与绝望:写下这本书(1)
开往基地的整个长途旅程中,我手里一直捏着脖子上挂着的士兵身份识别牌——这些不是我的,是我从三个死去的伊拉克士兵的脖子上扯下来的。这些识别牌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背包里,在我的地下室里,和我当年参军的制服,我得到的奖章、徽章、绶带还有沙漠地形图放在一起。
偷走这些士兵身份识别牌是一种罪过。有时候我在想那三名死去士兵的家人有没有得到亲人阵亡的消息,或者在巴格达的一堵石墙上,是不是已经将他们列为战争中失踪的人员。或许他们的尸体已经通过牙医记录鉴别出身份,又或许一名伊拉克军队的上尉在战后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得以通知到他们的家人关于他们已经牺牲的消息。可是,这三名伊拉克士兵的家人生活在其父兄生死不明的恐惧中,也许我应该为此负很大的责任。现在当我想到这三个人时,我记起了他们那一张张死灰的脸,想象着他们带着死人的面孔与家人共享野餐的乐趣。如果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已然不在了,我感到很抱歉。因为就算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是的,他们死了,我很难过。令我难过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参加战争并活着回家的人,希望留在这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能将坏消息散播开来,告诉家乡的人们战争是怎样打响的,为什么打响,是谁在为谁而战。在战争中幸存的人数越多,能够说出这些坏消息的人也就越多。
不幸的是,大多数熬过战争的人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留在人间。他们以为自己还活着,是为了能回到自己的家里,能赚大把的钞票,操自己的老婆,成天酗酒,并且能自豪地摇晃着国旗。
这种人散播的都是他们自认为好的消息,有关战争和战士们好的消息。其中有些人从未真正战斗过——所以他们又怎能恬不知耻地去谈论战争与战士们的纯洁呢?这些人根本就是说谎者、大骗子,他们把你的自由、你的生命、你儿子和女儿的生命还有国家的荣誉当做为自己赢得名望的赌注。
我也参加了战争。现在我可以痛快地发发牢骚了。我可以坐在房子的前廊上,说上一整天抱怨的话。你必须认真听我讲。你们有些人会对我说:是你自己签下入伍合同的,可现在你又满腹牢骚;你去打仗是因为你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可没人拿枪口顶着你的脑袋逼你签。这话一点不错。可是正因为我签了合同,完成了在美国与别国的一场战争中参战的义务,所以我现在有资格说出自己的想法。我有理由说:我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
我有资格对可能到来的更多残暴行径而感到绝望。懒惰与懦弱并没有打垮我——是绝望在支配着我。我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一次性将属于我的这场战争归纳起来:一次愚蠢的、疯狂的行动。我在绝望的同时,也会感到寂寞。而我总是很孤独的,不管是在人头攒动的房间里,还是走在家乡城市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都是孤独的,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绝望。当我坐下来写着这些文字时,我还是孤独的,内心依然充满了绝望——同样的绝望激励着我写出了这本书,这是从深埋在地下的棺材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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