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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中国有许多英明、强悍的君主,能开创,不能传承,在接班人问题上屡屡摔跟头,个个磕得头破血流,但是能磕明白的未见几人。秦始皇历N代创下的宏伟基业,最后轻率地托付于赵高之手,这个错误我认为比焚书坑儒更甚,书,历代有人烧,儒,历朝有人砍,然而,只要你传国既久,培育好自己的马屁队伍,搞一些表扬与自我表扬工程,主导舆论还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秦朝若能像汉、唐一样国祚绵长,骂声自然就小了。

赵高是何许人?是个狠人。狠人惯使阴力,建设性不足,破坏性极强。赵高看到了秦帝国的缝隙,看到了胡亥、李斯等人自私软弱的软肋,一击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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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性政变的历史密码

初,始皇尊宠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在外将,蒙毅常居中参谋议,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赵高者,生而隐宫,始皇闻其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胡亥幸之。赵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当高法应死。始皇以高敏于事,赦之,复其官。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赵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乃见丞相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

扶苏发书,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谓蒙恬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48~249页

这就是传说中的政变。

政变的策划者是阉人赵高,协从者是皇子胡亥和丞相李斯,他们当然也是得益者;政变的受害者首先是皇长子扶苏,然后是大将蒙恬,还有一个受害者就是已经驾崩了的始皇帝。

这是一次典型的政变,释放了许多历史信息,可供我们解读。

一、中国第一帝国创始之初,即遭遇政变,说明了帝国的体制很成问题。秦始皇是很强的一个人,但没有很好地考虑自己的后事,用“文化大革命”时的话批评,就是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秦始皇所托仅赵高一个人,当时李斯随驾,为什么不托后事于“组织”?这种遗命,知道的人越多,越难以更改。还有一个细节:赵高与蒙毅、蒙恬有隙,蒙氏是扶苏一党,赵是蒙氏的对头,又与胡亥一党,这种两党对立的局势难道他一点儿不知?或谓,秦始皇本欲传位于胡亥,故意为之,不过,这样做也太不靠谱,风险忒大了。还有就是,秦始皇太自信了,认为自己的诏命无人敢违背,随便交代给谁,谁都会认真执行,这次他托大了。“矫诏”两个字,难道始皇帝没听说过吗?

二、从秦体制看,皇权和相权分置,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讲“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现在看来还不是一体。从赵高的话里透出,这样的政变没有丞相的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次宫中的太监与府中的丞相合谋的废立更改式政变,这种模式一旦确定下来,历史就不会只上演一次。

三、赵高是个极强的心理专家,马上拿出五个项目让李斯和蒙氏PK,“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李斯一看PK不过,就选择了和赵高合谋。

四、秦始皇托于赵高的遗诏没人听,被截留了,但伪诏却得到了忠实的执行。扶苏奉诏自杀了。扶苏乖乖自杀,我很不理解,以前的经验是“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这一次却是胡亥在内而继位,扶苏在外而命亡。扶苏有皇长子身份,有手握兵权的蒙恬拥戴,连将在外对君命都可以有所不受,何况自己是最有条件和资格继承大统的皇长子,可扶苏连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意愿都没有。能解释的理由只能是,父皇积威之下,压根就没有想过抵抗两个字,要不就是像下三滥的文艺片,遭受遗弃,心怀怨怼,索性死给你看。

五、赵高、李斯派一队使者,不仅逼死了扶苏,还让带兵三十万的蒙恬束手就擒,看来,秦政令军令严肃,法纪严明,人人都已养成服从的习惯了。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阵仗,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秦始皇说一不二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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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迷千古

九月,葬始皇于骊山,下锢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有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尽,闭之墓中。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0页

为帝王造陵,是最劳民伤财的事情。今天,当许多陵墓成了文物古迹甚至世界文化遗产而备受保护的时候,我担心有人会忽略了当初造陵的不合理性和残酷性。

中国最有名的帝陵当属秦始皇陵。

在过去,人们对于秦始皇陵的想象源于上面的这些文字。到了20世纪70年代,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和挖掘,让想象有了“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味,让中国人吹牛有了新的资本,拍电影有了好的题材,祖宗真是为我们长脸。

秦陵尚未被全部挖掘,对待此事有两派,有速掘派,称挖出来每年会有25个亿的GDP;也有缓掘派,认为现在技术水平不够,怕把古人的宝物氧化掉。真正的不掘派似乎是没有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利益也都是当代的利益,不管是谁说要为子孙计,嘿嘿,多半是口不对心。

中国有句古话叫“慎终追远”,意思很好,意境也很高。造陵厚葬,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也不完全是一种暴发户式的炫耀,这多多少少地有原始宗教的意义在里面。人类的许多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大肆修造陵墓,比如埃及的金字塔,不能用奢侈一言以蔽之。

在中国,修建宫殿和陵墓,都有用雄伟的建筑加强权力威严的意图,以震慑小民,这玩意儿还是管用的。今天,我们政府的办公楼,特别是司法系统的,都选用罗马柱一类能增加威严感的设计,道理是一样的,理由是一致的。

修建教堂的用意也一样,不过教堂是公共建筑,陵墓则不是,虽然大家都是文化遗产,但我认为还是有上下之分的。现在,更多的文明国家,把这种庄严的诉求体现在博物馆、图书馆、歌剧院、体育馆之上,建筑标志着一个时代。

在没有宗教的国度,中国帝王们都想把自己装扮成半神半人的“天子”,以巩固威权,但是儒家从一开始就不配合,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从根本上给“君权神授”或“君权天授”打了个楔子,并随时可以为改朝换代自圆其说。

秦始皇为自己修造陵墓不能算什么过错,错就错在他的“一世二世以至万世”的想法太过执迷,把自己的陵墓标准提得太高,超越了当时民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秦帝国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迅速灭亡,除了政治上的失误以外,还因为规模过大的国家工程耗掉了秦帝国的全部国力。秦帝国仅二世而亡,后来的皇帝只要脑子没有进水的,在给自己修造陵墓时,都不作“万世”的梦想,自觉地把规格降低了,一方面可能是体恤民力,另一方面也是对身后不甚乐观,担心陵墓太豪华招惹项羽式的掘墓人。即便如此,历朝历代,修陵的开支仍占了财政支出的一大部分。如果黄仁宇先生还活着,不妨让他算算,修陵的开支占到财政收入的多大比例,就是修陵亡国的临界点。

儒生评价历史的“多元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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