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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奇化了——说是李鸿章参加乡试时，盛康是主考官，当李鸿章大汗淋漓，交不出卷时，盛康及时地向他抛出“绣球”，于是李鸿章释然，顺利过关，日后发达之时，便委盛康之子盛宣怀以重任……其实这全是以讹传讹。且不说无论是盛隆还是盛康，都没有当过主考官，而且，盛康进士及第那一年也正是李鸿章中举的那一年（1844年）。盛康自己尚在考进士，如何能成为地方主考官？另外，盛宣怀入幕李鸿章是由杨宗濂推荐的，并不是盛康主动凑上去的，其时盛康早已因丁忧（父亲去世）而乡居数年。况且，盛宣怀初到李鸿章麾下时，正是李鸿章率军北上剿捻的紧张阶段，盛宣怀在军中当一个“文案”（秘书），也是要拿着命上的，根本不是什么享福的事，相反，却是戎马倥偬、席不暇暖、日驰百里、苦头吃尽的差事！

盛康在湖北办粮、办盐的时候，倒确实与李鸿章有一段军务上的交往。

第二章　末世才人（2）

1858年春，时任湖北巡抚的清廷名将胡林翼函招盛康。那时湘军与太平军正在安徽、江西、湖北一带杀得紧，三合镇一役湘军大败，损失严重，急需补充人马和粮草。但邻近省份的“协饷”久不到位，胡林翼要“以楚中一隅之力，供水路六十万人之食”，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盛康不愧为理财能手（据他的后代说，盛康的算盘打得世界一流，速度又快又精准），历来善于经营，到湖北后先后以道员的身份办理税收，以充军粮。那时湖北的“牙釐”创办才一年，一切尚未步入正轨，盛康不得不断然采取各种措施，严杜“偷杜侵蚀，撙浮糜烂”，保证了前方粮草的供应。当时曾国藩正驻节江西和湖北，正谋划以湖北为天下之重地，“以全楚一隅而规吴谋皖”，一时各路俊杰皆聚集于湖北。这都是因为有了充足的饷源，方可作为的事。

1958年冬天李鸿章也到了湖北，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遂与盛康成为同事。见盛康大办军需，功劳卓著，曾手书“萧何关中、刘晏河北”相推挹。1860年盛康升为湖北粮道，1862年授盐法武昌道，1863年历任布政使、按察使二司，均以擅长理财、办理军需出名。

关于具体的税收方针，李鸿章曾对盛康说：“财赋只可认真于额内，不当于额外求之”。意思是只能在规定的税收额度内严格执行，而不可于规定的额度之外乱收，一旦乱了根据地等于乱了全局。而对于那些占了官位而不做事或做不来事的人，应当严惩不怠。盛宣怀记下了李鸿章当时对其父的提醒：“鄂事若不严惩府州县之泄沓，即桑孔复生，亦无实济。”于是主张“将不能战者杀之，不足惜！汰之惟恐不速！官不能筹饷者劾之，不足惜！罢之惟恐不速！”盛宣怀继续写道：于是“府君之理财用人褒益至当，宽猛交济，皆承文忠教也。”可见他们之间的默契。盛康后来由李鸿章以“才具优长”推荐朝廷，得以步步高升。1867年盛康的父亲盛隆去世，他去官居家十余年，京外故旧敦促其再出，后来去海宁做官，没几年就回家养老了。这个决定看来是对头的，因为那时他的儿子盛宣怀已经入了李鸿章的幕府，成了李鸿章大办洋务的重要帮手，子承父志，未竟之事可由儿子去完成了。

盛宣怀应付科举考试不是很入门，但是日常公牍还是很能应付的，当年在他父亲的衙署内就曾协助老人家处理过事情。他办事机灵，是个干才，来到李鸿章的麾下不负厚望，吃苦耐劳，精明练达，克勤克俭，很快获得李鸿章的好感。初“派委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属槖鞬，侍文忠”，是秘书、兼总务处副处长的角色，直接对李鸿章负责。

他到李鸿章在陕西的行营后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奉朝廷之命，部队立马向天津开拔。时值盛夏酷暑，部队常常要“日驰数十百里”，“涉函关，登太行，尽揽山川扼塞形胜”，遇到紧要的公文，盛宣怀能“磨盾草檄，顷刻千言”，同僚们无不刮目相看。不久，他就升任陕甘后路粮台淮军营务处，继而又因军功升任知府、道员，并获赏戴花翎二品顶戴的荣誉。此时距他入李鸿章戎幕，仅一年有余，可见李鸿章对他的器重。

长留天地之留园

历来江南的达官贵人或是富豪人家，在发迹之后，总想到苏州这个地方买一处产业，或深巷小院，或水边大宅，作为休闲养老之处。据说是因为苏州这个地方“菜好吃，人好看，话好听”，风细水软，旱涝保收，难怪有“人间天堂”之誉。盛家也是如此。盛康在盛宣怀跟上李鸿章之后的第三年（1873年）就在苏州城外寒山寺附近，买下了一处占地三十五亩的大园林，这就是现在被誉为中国四大古典园林之一的留园。这是盛康留给其后代的最大的一份不动产。

第二章　末世才人（3）

盛康对于财产的问题看得很明白，他在一封家信中对盛宣怀说，子孙们只能留给他们不动产，让他们守住不动产而吃点利息已是福气了，如果留动产给他们的话，准保养出一大堆纨绔子弟来。

盛康一生，为家族为社会做了不少好事。他字劫存，号旭人，别号待云庵主，晚号留园主人，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即盛宣怀出生的那一年考取进士，授工部主事，后外放为地方官员，先后历任铜陵知县，庐州、宁国府知府，和州、直隶州知州，湖北督粮道、盐运使、盐法武昌道兼布政使、按察使等职，一度还曾负责过山海关海防转运事务。他在常州和苏州也办过不少善事，如建义庄、苏常棲流所、义冢、丙舍等。他创办的人范书院（后改为人范小学，解放后改为解放西路小学），专门培养盛氏子弟。凡入该校读书的盛氏子弟，学费一律全免，所以在盛氏大家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他买下的这个留园很有故事。说是太平天国攻苏州的时候，在城外放了一把火。大火从城西的浒墅关烧起，连绵十里，一直烧到阊门城下，三天三夜，火光冲天，把个水软风细的“东方威尼斯”一下子烧成了满目焦土。正在风声鹤唳之际，人们发现西城外有一处绿地安然无恙，池水依旧湛蓝，高枝照样连理。后来人们弄清了，这是明朝万历年间太仆寺少卿徐泰时的园林，后来被清代嘉庆年间的柳州、庆远知府刘恕买了下来，苏州人称之为刘园。

这场兵灾过去若干年后，盛康看中了这块劫余之地，视之为风水之胜，斥银买了下来，“平之，攘之，剔之”，于是“嘉树荣而佳卉茁，奇石显而清流通，凉台澳馆，风亭月榭，高高下下，迤逦相属”。因苏州老百姓过去一直称其为刘园，不方便改口，盛康与盛宣怀商量下来，决定仿照袁子才的随园的办法，取谐音，变“刘”为“留”，于是就以留园称之。

关于留园的名称，俞曲园（即俞樾，当代红学大师俞平伯的祖父）在《留园记》里说得十分有趣。他与盛康是老朋友，常有诗酒往还。留园修整一新后，盛康请其写几句话，不料俞氏酒后才情大发，把留园之“留”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留园记》劈头就写道：“出阊门外三里而近，有刘氏寒碧庄焉。而问寒碧庄，无知者，问有刘园乎？则皆曰有。盖是园也，在嘉庆初，为刘君茗峰所有，故即以其姓姓其园，而曰刘园也。咸丰中余往游焉，见其泉石之胜，花木之美，亭榭之幽深，诚足为吴中名园之冠。及庚申辛酉间大乱（指太平天国打仗），致至吴下名园，半为墟莽，而阊门之外尤甚。曩之阗城溢郭，尘合而云连者，今则崩榛塞路，荒葛葛途，每一过之，故蹊新木，辄不可辨。而所谓刘园者则岿然独存。”首先是感慨这个园林的命运之独特，似有上苍的护佑。

说到留园的命名，俞氏又写道：“方伯（指盛康）求余文为之记。余曰：‘仍其旧名乎？抑肇锡以嘉名乎？’方伯曰：否！否！寒碧之名至今未熟于口，然则名之易而称之难也。吾不如从其所称字，即以其故名而为吾之新名。昔袁子才得隋氏之园而名之曰随，今吾得刘氏之园而名之曰留，斯二者将毋同？余叹曰：美矣哉斯名乎！称其实矣！”这段对白道出了盛康老夫子的原意，还是主张取刘园的谐音而“留”之的，主要是方便世人称呼也。

然而俞曲园不愧为大师手笔，他偏偏于其“长留天地”之“特异功能”方面大加开发——“夫大乱之后，兵燹之余，高台倾而曲池平，不知凡几，而此园乃幸而无恙，岂非造物者留此名园以待贤者乎·是故，泉石之胜留以待君之登临也；花木之美以待君之攀玩也；亭台之幽深留以待君子游息也，其所留多矣！岂止如唐人诗所云：‘但留风月伴烟梦’者乎？自此以往。穷胜事而乐清时，吾知留园之名长留于天地之间矣！”这一大段的抒情，可谓对留园之“留”的底蕴，“开发”到极致了。

老百姓知俞曲园，多因其书唐人张继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而已，继之以《留园记》出，留园与俞曲园更加大行其道。若干年后，刘园之“留”反为人轻，而“长留天地”之“留”反成正宗了。

世传盛家的这块风水宝地果真“法力”无边。盛康买园后没几年（即1877年），李鸿章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里就对他的儿子盛宣怀大加褒扬，说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其所经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心精力果，措置裕如，加以历练，必能干济时艰……”这样一份出自李鸿章笔下的褒扬话，又是说给朝廷听的，自然预示了盛宣怀的锦绣前程。

又过了几年，盛宣怀就在距苏州不远的上海滩，创下了晚清洋务工程的重镇，接连兴办起具有功勋意义的著名企业，使盛家的功名和业绩，真的有如留园一样，长留于天地之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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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洋务巨擘（1）

招商局万事开头难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渗入，我国沿海一线以及长江内河的航运，几乎全被洋人的轮船占领，中国传统的船运已成衰落之势。尤其是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美国的旗昌洋行，都拥有大规模的船队。他们不仅在沿海和内河各码头沿线揽货，还设法把朝廷的漕运生意（即每年按时运送的官粮）也拉过去，致使中国船队无货可揽，而朝廷专拨的运粮费也大量流入了洋人的口袋。

鉴于这种情况，从1860年代起，一些地方官员和开明之士就联络起来，向朝廷献计献策，主张中国人自办轮船运输，把船运之利从洋人手中夺回来。太平天国被平定之后，“天下承平”，海内似有“中兴”气象，李鸿章办洋务，师夷制夷，图谋振兴，除了军事工业之外，很用心的一件事就是办船运。时李鸿章已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揽了清廷外交、通商、洋务大权，成为洋务派的首领。由谁去举办中国人自己的近代船务，全凭他一句话。盛宣怀抓住机会，力劝李鸿章“此大利不可不兴”，并要求让自己前去试一试。他在《上李傅相轮船章程》（1872年）中纵论当今大势：“伏思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明确地提出，轮船非办不可。具体的办法，他主张官商合办，或者官督商办。

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还表示，要尽自己一切努力办好航运这件要政，并要“竭我生之精力，必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他想得很远：“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又说“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遣论其下”。这封信写得掏心掏肺，开诚布公，并以传名百世来“激将”李鸿章，表示不仅仅是办船运，而是要将毕生精力投入洋务大业。

李鸿章最初确也有意让盛宣怀前去筹划创办招商局，命他起草一个轮船公司的章程。他要知道，这项中国人从未办过的洋务，究竟该怎么个办法。盛宣怀心领神会，精心研究了外国船运公司的章程和经营办法，构思了一幅中国轮船公司的发展草案。中国的弊病，他看得很透了。像这类前人未做过的事情，尤其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没有官股官本是办不成的，因为民间商人力量太小。但光靠官办也办不成，因为官场有太多的累赘。他指出：“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知其实有把握，不致废弛半途，办通之后，则兵艘商船并造，采商之租，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务使利不外散，兵可自强。”这段精彩的理论，可算是把中国现实中官与商的相互关系说透了，尤其是他那“顾商情”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在“官”的领导下，官方也入股，加以监督，以“商”为主体去具体操办。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官督商办企业乃近代新生事物，官方许多大员均持怀疑态度，连李鸿章左右的亲信如天津海关道陈钦、天津河间兵备道丁寿昌，均主张采用朱其昂的纯官办的办法，以求稳妥。李鸿章在事无七成把握的时候，就来个少数服从多数，采纳了朱其昂的意见，并且委任朱其昂、朱其诏兄弟，负责筹建，因为朱家兄弟是上海宝山的沙船世家，与洋行里的买办关系较熟，或可便于参照洋人的办法，办中国的事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洋务巨擘（2）

结果不出盛宣怀所料，这种纯官府官办的企业，要想争取商人的投资是不容易的。商人为何要为你官办企业投资呢？商人还怕你官方依仗权势欺压商人呢！而且朱其昂兄弟的具体做法也有点保守，仅仅运输漕粮，而不揽载客货，自是起不到与洋商争利的作用。事实上，各地漕运司已有不少与洋商挂钩了，你现在要把生意再拉过去，你给漕司什么好处呢？你的运费能比洋船便宜吗？吸收不到商股，底盘有限，事业就难以发展。果然，这个轮船局1873年1月开办，不到半年时间就困难重重，陷入停顿，只好另想办法。

于是李鸿章回过头来再找盛宣怀，盛宣怀也不搭架子，再次细细谋划，提出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足”、“海运宜分与装运”等六款，并提出应仿照外国洋商的样子，招集商股五十万两，一百两为一股，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对于来自官场上的骚扰，他也早有预见：“官场来往搭货搭客，亦照例收取水脚”，以使投资者安心勿虑。为使新生的招商局站稳脚跟，不致于一出台就被挤垮，他在这个章程里明文写上，要官方保证每年有四十万担的漕粮交轮船局装运，以“稍藉补苴”……可以看出，他已把这个活计的来龙去脉、营运门槛、关键部门，都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说出来的都是行话。这六条纲领，是轮船招商局章程最早的雏形。

然而这一回，李鸿章还是没让他担任领衔主管，而是把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给挖了过来，要其为国家办事。1873年6月，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又任命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担任会办，指望他们利用他们在商界的影响，招募商股。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也是会办。至于盛宣怀，也是个会办，与徐润他们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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