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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周栎园出狱后到山东做官,“自三齐八闽,以至江淮,士不远千里倾盖投欢”,他本人也“所著书多,尤以表扬人为第一义”,有《赖古堂集》等著作传世,可见其在诗界甚有人缘。周栎园见了《陋轩诗》后,对汪楫说,“以野人诗,亦必待其死而后传,吾与子与不知野人者等尔”,是多么大公无私的胸怀与见识!于是,穷困得饭都吃不上、没有几个人知道的吴嘉纪,其《陋轩诗》集得以刊刻问世并且影响大江南北,这就是周栎园一手做的事情,今人称为“周本”,是吴诗最早的本子。(上海古籍社一九七九年《赖古堂集》“出版说明”也说,周“是清初有名的学者,才气高逸,记闻淹博,生平著述甚富……尤注重表彰同时代人著作”,编选刻印种目繁多,“对于困厄不遇的文人学士,如吴嘉纪、王损仲、王猷定等人的诗文,皆为之搜辑遗佚,出资镂版行世,不下十余家之多”)。

年近五十的贫病诗人吴嘉纪,被人们介绍给在扬州做官的年轻诗人王士祯。他的《冶春绝句和王阮亭先生》有诗句说,“不怕春风欺老态,也临邗水过清明”,既是解嘲,也是以“春风”借喻王士祯,却并非嫉妒,更不是奉承,而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感。王士祯是在清朝长大的人,他的年轻得志,说明着清朝统治已经稳定,明朝早已成为过去,“不怕”二字说明着诗人坦然面对历史给他这样立场的人带来的不幸和艰辛,而像他这样的“遗民”知识分子一生所坚持的冰霜气节,仍是无可惭愧于人的。这句诗真是风骨凛然,却又容易被人忽略。王士祯调离扬州,吴嘉纪参与送行,他的诗句有“俸米用不足,时时向人假”,肯定了王士祯的廉洁;“临行取一钱,赠与钓鱼者”,则是感谢王士祯对他的接济。以“钓鱼者”自嘲,善良幽默而有风骨。吴嘉纪与春风得意地位悬殊的人相处,也只是一个“诚”字,不卑不亢,正因如此,他得到了人们的敬重。

今人所著《清诗史》说,“顾炎武和吴嘉纪两峰并峙,珠联璧合,同放异彩,交相辉映,堪称清初遗民诗界的双子星座”。吴嘉纪出身于几代贫困知识分子家庭,本人穷得全家衣食不周;顾炎武出身于明代官宦家庭,“世世国恩”,其嗣母生前受过明朝旌表,清兵南下,她绝食十五天而死,要求顾炎武抗清复明。顾炎武起兵抗清,被南明政权授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吴、顾二人从不同地位和处境出发,其诗歌最后汇到一起,正如该《清诗史》所说,“各有千秋,难以轩轾”。所以,顾炎武不容易,吴嘉纪更不容易。

王士祯后来写道,“余笑谓人曰,一个冰冷的吴野人,被君辈弄做火热,可惜!”翻检吴嘉纪诗集,他在扬州与诗人相与唱和之中,始终有个冷然自我的存在,他并没有如王士祯所说“渐失本色”,甚至在他与王士祯的唱和之中,也是风骨凛然的,只不过比较幽默和含蓄罢了。清人已有读出王士祯话里微言,而不予同意的,如郑方坤义正辞严写道:吴诗“一卷冰雪文,澄夐独绝……野人晚节,固大有闻于时,而笃行潜修,卒甘心穷饿以死,其品概何等”,指出王士祯的话是“别有为言”的,不要他说什么就认什么。

在“周本”上,王士祯也为吴诗作有《序》,说吴诗“古淡高寒,有声出金石之乐”,他没有说吴诗与《诗经》、杜诗、陶诗的关系,仅说“与孟郊贾岛差不多吧”,这个评价这个语气,也都略有贬低之势。吴诗深厚冷峻淡泊真纯的现实主义和人格力量令他敬畏。以王士祯的年龄和地位,他很难真正理解吴嘉纪,甚至会回避这种理解。

程岫的父亲为了明亡,不食而死。他就从歙县迁徙到泰州梁垛安身,从而与吴嘉纪成了诗友。吴嘉纪有《寄程云家》诗,表达了对这位挚友的思念: “海水何茫茫,伊人在前谿。雨歇开门望,远树鶬鶊啼”。程岫四十岁时,吴嘉纪赠诗六首,回顾他们二人“相慰相寻已十年”,二人的交情是“贱贫交态比金坚”,并说“云际飞龙岂知己,潮边精卫是同心”,把自己与程岫都比作英勇填海的“精卫”,而与“云际飞龙”作了区别,可见他二人友谊的基础是对历史对现实有着共同的见解和态度,对自己在清初这个世界上如何做人是一致的。“安丰场堤决,平地水忽数尺,老友宾贤以赤贫,无力致舟楫,复无可徙之屋,受患独甚,唯赋诗自悲歌于水中而己”。孙豹人对康熙十九年大水中的吴嘉纪作了这样的记载。而吴嘉纪本人则作有《堤决诗》,其中写到程岫坐了小木船,不顾自己安危,在大水之中到处寻找他。吴嘉纪死后,“无以殓”,程岫将他安葬,并把吴家长期不能安葬的三个棺材都安葬了。这位诗友一下子安葬了吴嘉纪家里四个棺材,是何等凄凉悲惨的事情!人们把吴嘉纪与程岫的关系,比作唐代的韩愈跟孟郊。后来为吴嘉纪收集遗稿刊刻行世的,就是程岫、汪楫、汪芾斯这些诗友,其中有官吏有平民,加上在此之前已经去世的周栎园,作诗的同调也就是作人的同调,成为他们交友的基础,若以庸俗视之,也就解释不通。

三,民。“读《陋轩集》,则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垫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了然在目。甚矣,吴子之‘以诗为史’也”,即使是杜甫的《兵车行》,元结的《舂陵行》,也是难以超过吴诗的了!吴嘉纪同时代人陆悬圃(廷抡)对吴诗的这个评价,是不过份的。这位陆廷抡有个儿子,就是后来郑板桥最敬重的老师陆种园(由此可析郑板桥的思想渊源)。

吴嘉纪隐居安丰盐场,与烧盐灶户为邻,写下大量杜甫式的现实主义诗篇,正如“泰州学派”所主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临场歌》写道,豺狼一样的官吏,“骑马入草,鞭出灶户”,以催税为名对穷人“笞挞”,并到富人家里享受款待。当他们在富人家里“优人喧阗,堂上高会”时,却有穷人在“门前卖子”。对于他们的作威作福,倘若盐丁敢有言论,就要被打落牙齿。在这篇诗的前面,诗人作有题记,说,虽然灶户很穷,以往税收,也没有敢拖欠,现在春秋两季,官吏就借口催征,下乡盘剥,而不顾“兵荒之余”的格外穷困。吴嘉纪为这些穷民,写下了著名的《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诗人《冬日田家》写道:“残叶一村虚,卧犬冷不吠。带梦启柴荆,落月满肩背。地荒寒气早,禾黍连冰刈。里胥复在门,从来不宽贷。老弱汗与力,输入胥囊内。囊满里胥行,室里饥人在。”画面虽是淡淡的,矛盾却尖锐而无奈,冷中极热。人民往往弃家而逃,其《怀王鸿宝》诗写道:“此中今有谁?但有狸与蛇。何事尽室逃?公家赋苛税。追呼曾几日,村村无人家”。有做官的诗人来拜访他,他总是向他们诉说民情,希望他们能体恤穷民疾苦。他赠诗汪芾斯说:“荒荒濒海岸,役役煎盐氓。终岁供国税,卤乡变人形。饥儿草中卧,蟋蟀共悲鸣。倘不逢良牧,何由慰群生?”

他的《哭刘业师》写着他的老师刘国柱的穷困。这个主讲安丰社学十年之久的“泰州学派”传人,“博涉经书,自经史子集旁及医卜,无不通晓”的学者,有多种著作的名儒,“门巷青蒿塞”,“高寒俗所嗤”,“室寒蝇懒入,瓶罄鼠常稀”。生前穷困,身后凄凉,诗人不由得流着眼泪大声说“贫士不可死,家人唯掩扉”!

诗人所居的安丰盐场,常遭大水,他写过《风潮行》、《海潮叹》,描写人民的痛苦,“悲哉东海煮盐人,尔辈家家足辛苦。频年多雨盐难煮,寒宿草中饥食土”。大水来时,“沿海人家数千里,鸡犬草木同时死。南场尸漂北场路,一半先随落潮去”。他的《堤决诗》写的是自己与民众一起遭遇大水的情况,“……堤决,俄倾,门巷水深三尺,欲渡无船,欲徙室无居,家人二十三口,坐立波涛中五日夜,抱孙之暇,作堤决诗十首,诗成,对落日击水自歌,境迫声悲,不禁累累涕下”。这极悲惨的文字告诉我们,穷困的诗人平日是如何苦中作诗的。

诗人在描写了汤汤洪水和人民的困苦状况之后,笔锋一转,指向了麻木不仁的官吏:“吏胥用钱求开征,以灾为丰尔最能”,官吏竟然贿赂上司,隐瞒灾情,以灾为丰。所以,“堤边几人魂乍醒,只愁征课促残生”,人民被这些贪官污吏弄得胆战心惊也就不奇怪了。

有一天,诗人为欠高利贷逃到一个灶丁的家里,“草舍不盈丈,乃在卤壤中”,灶丁“居人象鬼魅,衣食常不充”,以往只是眼中看到灶丁和他们的草舍,想不到今日竟然和他们栖宿在一起了。诗人带着孩子一起逃,“呼儿匿草中,叱咤债主来”,躲在草中不敢有声音。盐商为了侔利,雇船买卤,雇灶丁连夜煮盐,这时,北斗低照,诗人处于草间霜露之下,目击着灶丁怎样辛辛苦苦夜间烟火之中的劳作,想问盐商一句,你们是一种什么人?夜睡草丛里的诗人,想到自己这么大岁数了,竟然被逼得像个“异类”一样露宿野外,不觉泪水长流。又想到家中病卧在床,无东西可吃的妻子,只有解嘲说,妻子是“病肠幸不饥”。诗中他把自己比作一只“雄雉”,尽管有美丽羽毛,要追随天上鸿鹄,没有力气,也不是时候,即使做着一只野雉,也还“常愁触罗网,顾盼心惊疑”呢。透出了诗人的一种清醒认识,他保持着小心谨慎的态度。这样,诗人的命运又一次与穷苦百姓的命运汇合到了一起。

他像杜牧讽刺杨妃的荔枝一样,写了《打鲥鱼》。康熙为了吃到长江鲥鱼,动用数千马匹与人夫日夜飞送,“山头食藿杖藜翁,愁看燕吴一烛龙”,统治者的奢侈与为所欲为,诗人只有悲叹而已。杜诗写于马嵬之后,而吴诗作于康熙当时,其“烈士”精神可见。

面对悲惨现实,他只有寄希望于好官,发出了“望君来”的呼唤。烧盐的灶户活得像鸡鹜在锅中挨煮一样,而今年春夏雨多,沙柔泥淡绝卤汁,无盐可烧,灶户们想坐到烈火与烈日中去,希望挨那种烧盐之苦而不可得!“望君来,君未来,来何迟”!以诗风“冰冷”著称的诗人,心中却是多么的炽烈,他觉得现实不能再这样下去!穷得一无所有的诗人,用病弱的双肩担当的,是全体民众的苦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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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吴嘉纪为明朝的灭亡而悲,既悲统治者的*失国,更悲在改朝换代之际人民的苦难。“才闻战马渡滹沱,南北纷纷尽倒戈。诸将无心留社稷,一抔遗恨对山河。秋风暮岭松篁暗,夕照荒城鼓角多。寂寞夜台谁吊问,蓬蒿满地牧童歌”。何以才听到清兵来了,就南北纷纷尽倒戈?何以面对亡国,诸将无心留社稷?史可法的墓(衣冠冢)又为何荒凉得这样快?这首《过史公墓》直指人心,其思考和悲哀是深层次的。

《郝母诗》写道:“家国值沧桑,兵刀耀白日。杀人夺妇女,城中无处匿。”这写的不是清兵,而是明将。他的诗友汪楫也写道:“南都立新君(即南明政权),四镇皆赳赳。一刘军泗上,一刘军淮右,靖南与兴平,金印总如斗。社稷不曾复,先将舆地剖。私斗满江干,旌旗截飞鸟”。四镇兵马不能团结抗清,却相互争城夺地害民,南明政权就在这种混乱之下失去了挽回败亡的最后机会。

明将是这样害民,清兵的“扬州屠城”更是残暴,他的《李家娘》写道,“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李家娘子不屈而死,遭到清兵“怒裂妇尸,剖腹取心肺”的残害,许多妇女被清兵掳掠北去。《董妪》诗写清兵屠城五日,杀得尸体“积高”。其《我昔五首》说,蛰居乡野的他也曾亲身躲过明朝的败兵、清朝的铁骑、趁乱害民的“土贼”,以至于看到过趁机敲诈的渔夫和农家,当然,也有仗义而起的勇士。总之,明末清初的乱离社会,他是历史的见证人,他是不能忘怀的。他的《过兵行》,写的是清兵又一次暴行:“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这些遭受扬州屠城后的“遗民”,接着又受到践踏蹂躏,“东邻踏死三岁儿,西邻掳去双鬟女”,清兵辟地养马,“十家已烧九家屋”,“白发夫妻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乌”。《泊船观音门十首》,是他后来的悼亡诗,他明确写道,“亡国恨无尽,滔滔江水流”。他仍不甘地问道,明朝有“如蚁”一样多的军队,有金陵“坚完世所稀”的城池,怎么让清兵长驱直入,“塞马竟如归”的呢?诗人在金陵长啸于高岸盘桓于山林,面对“深深建业水”,感到“欲饮转伤神”。对于已经“鼎湖龙不归”的明朝,只有“时时一回首,血泪尽情挥”了。

吴嘉纪结交的朋友中,颇有明朝的“遗老”,比如诗人方文,吴嘉纪有《送方尔止》诗,情绪惆怅悲凉;又比如画家龚贤,早年从金陵移居广陵,清初又移回金陵,吴嘉纪有《寄题龚大野遗新居》等诗,诗中抒发的也是处在改朝换代之下的无奈与感慨之情,所谓“百感从中来”;再比如屈大均,从事过反清活动,吴嘉纪有《送友人之白门》诗,其中有“流泪有何用?志士成荒丘”之句,说明他同情屈大均他们的反清复明事业,但这事业的凋残无望已经很显然了。

吴嘉纪悲叹明朝失国,立场和视角不过是一介平民,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在“抗清复明”中发挥什么作用。吴嘉纪与顾炎武相比,只能说处在一种政治的“边缘”上,定位他是平民诗人更为恰当,他的悲愤是高于和深于“遗民”的意义的,但在他的“姜桂气”的诗篇下面,同样有一颗“金石”般的烈士之心。

吴嘉纪早年也可能从事过“抗清复明”,只是他后来把这些行迹都尽可能抹去了,他的《陋轩诗》中没有40岁之前的作品,原因可能在此。

五,志。吴嘉纪的“志”,第一是政治抱负方面的。他的《大姊没百日》诗最后一首写道,“仇怨吾未报,草间甘老死。悲歌邻里愁,姊也颜色喜”,他有大仇未报,悲歌使邻人听了都发愁,但姐姐听了却感到高兴。接下去写他因得到姐姐的“感知”而“泪下如秋水”。姐姐去世了,“我今击剑歌,赏音谁复是?”他的击剑歌当然仍是因为“大仇未报”,这仇到底是什么内容?答案在这样三句里:他的姐姐“愿弟为词人,愿弟为烈士”,还说他的姐姐“不惭聂政姊”(聂政是《史记&;#8226;刺客列传》里不顾性命敢于血刃的刚烈之士)。后来,他在《之东亭访吴楞香》中称自己是“轩然老烈士”,在《垂钓行答郑绛州》中说自己“壮志犹存貌已老”,说自己“敛抑猛气上小舟,天海之际垂钓钩”,在《寄答席允叔》中说自己“沧浪销我雄心尽,一曲渔歌涕泗流”,在《赠陆悬圃》中说自己“蓬蒿销志气”,并认为用毛笔不如用宝剑痛快,“毛颖困豪杰,吴钩报恩仇……草殷敌人血,腰悬仇家头”。他还有《读荆轲传》诗写他读了荆轲刺秦皇故事后,“提出匣中霜雪刃,忽见荆轲一片魂”,情绪十分激烈。以上这些,使我们有理由说,他的“大仇”,是指向清朝的。如果说吴嘉纪可能曾是参与“抗清复明”的勇士,这些诗句就是他没有抹尽的痕迹。从《晒书日作》可知,吴嘉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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