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干活很沉迷的样子,不说话,不旁视,不喝茶,不抽烟,如入无人之境。甚至手边的工具都不待看的,一伸手便准确轻巧地抓住,用完又准确轻巧地放回原处。拆卸起来,如庖丁解牛,螺钉,垫圈,细碎零件,一样样从他手里落下又一样样摆放齐整。装配时,犹如老兵装枪,那些个零零碎碎自己往上吸去,看那有板有眼的韵律,几乎是不用眼也不用脑子。那粗糙短拙的手指就在零件、工具和器物之间翻飞,像十个默契又优美的小精灵在舞蹈。一个多小时,电饭煲,遥控器,吸尘器,耳机,冰箱……就全部修好。然后又轻巧利索地垒起两层椅子,将橱柜门修好。一切停当后,顺手就将一应工具家杂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原成刚刚来时的那一只帆布袋。
茹嫣第一次看人如此美丽地劳动,几乎让人陶醉。
茹嫣赞美说,没想到,干活会这样好看。
达摩自得地笑问,好看吗?
茹嫣说,真的,好看。不是奉承你。
达摩说,能看出好看的人,也不简单呢。
茹嫣这下领教了达摩的骄傲,打趣说,能下这样断语的人更不简单。
达摩说,是啊,什么事情都要做出美感来才有意思。
达摩便说起插队的一些事儿。达摩说,乡下那些农活好手,干活都很漂亮,简直像艺术家。就说给牛套轭头,那些高手,轭头往牛肩上一甩,不偏不倚,杂技演员一样,骑在正中。几根缆绳上下左右一绕一紧,绳结一打一收,扎扎实实地就好了。如同一套小拳术,好看极了。轮到他们那些知青,歪歪扭扭,不是松了就是紧了,手也勒疼了,汗也下来了,人家呢,早已赶着牛走出了半里地。他们村有一个老富农,每逢育秧时节,四面八方的都要来请他。他撒种的时候,身挂一只布袋,里面装了稻种,一块秧田多大,便装上多少稻种,然后从秧田一头退着往后撒种,他从不回头看,待到最后一角撒好,布袋里便干干净净颗粒无剩。你再看那撒在秧田里的谷种,分布得匀匀称称,每一粒之间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就像箩筐上的网眼,没有一粒落在外面。再看田沟里他一路退来的脚印,一左一右细细两行,不踩半脚育床,行距间距犹如尺子打过,不多一寸,不歪一分,真是神如天工。这样育出的秧苗,株株茁壮,高矮肥瘦齐整划一,再扯了去插秧,没有长不好的。达摩说,一次那老头私下对他说,解放前,他就是靠这手艺,买了七八亩田。
茹嫣的丈夫原来也爱干这些活,但总很仓惶,很杂乱,很没章法,一会儿拆了不该拆的,一会儿装了该后装的,一会儿哪个工具放失了向,一会儿一颗小螺母不见了,花去半个小时找它,一会儿撬坏了一个部件,得到街市去配,一桩活干下来,家里便像遭了劫一样,遍地狼藉。所以,在茹嫣看来,修理家杂,是一件烦乱又痛苦的事。
达摩将这些做完,便心满意足地仰靠在沙发上,抽烟,喝水,一副功成名就的样子。干活时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也生动起来。
茹嫣问,你这些修理下来,大概得收人家多少钱?
达摩笑笑说,想结帐?
茹嫣说,不是,只是好奇。
达摩说,要认真说,修理业收费标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写过一篇文章,谈修理业收费,是我自己瞎琢磨的,提出来三个收费的价值元素,一个是劳动工时价值,一个是商品使用价值,还有一个是心理价值,说来话长……物价局有一份收费参考价格表,在我那包包里。不过那个价格表大多是唬人的。因为一般客户都像你一样,根本不知道东西坏在哪里,坏成什么样。你这一摊东西,碰上黑心的,要收你四五百块钱。再黑心一点,还会让你换上几件本不需要换的零部件,比如你空调响,他便说你压缩机坏了,说就像汽车引擎坏了一样,换个压缩机,几百元,不一定比你原来的好。拆下来的,他拿去涂个漆,以后又换给别人。
茹嫣说,你也这样?
达摩说,你看呢?
茹嫣说,要不然,别人挣一百元,你只能挣五十元。
达摩说,也许。不过,别人挣一百元,然后三五天找不到活。我挣五十元,一天到晚会有人找我。再一个,别人没有我干得快乐。我刚才说的那个富农,到了人民公社的时候,和别人一样记工分,因为成分差,比一般人还要定得低一点。但他每次干活依然一丝不苟自得其乐。外面请他,就请队长吃喝,给队长烟,他除了多干活,并无多的收入。我们几个知青也像你一样问过他,就这么几个工分,干嘛那么认真?他说,干不好,庄稼难受,我更难受。那时我们几个正在读马克思,想起他老人家说的,到了共产主义,那时的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说人只能在对象身上实现自己,便暗自笑了。
听着达摩这些话,联想到他的那些文章,茹嫣便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着何等社会背景何种思想经历的人?按多年来阶级论教育,根正苗红的,多少还有些感情在,不会如此犀利如此绝然。前辈与这个政权有过间隙恩怨的,大多已唯唯诺诺杯弓蛇影,在陌生人面前不会如此放肆又如此坦荡。再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这些前朝旧人的后代,境遇早已改观,成了台属,成了侨眷,成了新一代资本家或知本家,甚至成为党内大小官员……反正他们的日子,大多比原来的无产阶级要好过得多,都很满足了。这些年来,茹嫣见过许多母系那边的亲友故旧,思想都有很多的进步,那种进步,不是从前那种言不由衷的豪言壮语或唾面自干的斗私批修,而是发自内心的。
好奇心一起,茹嫣便忍不住问了,你家老人还在吗?
达摩说,都不在了。
茹嫣又问,他们原来干嘛呢?
达摩说,父亲是店员,卖了一辈子茶叶。母亲基本上是一个家庭妇女,做过几天鞋厂的工人。
茹嫣说着就露馅了,不解地问,那你怎么会这样关注这些大问题?
达摩说,什么大问题?
茹嫣就说了自己读到的达摩那些文章。
达摩说,这是一些最实际最具体的小问题呀,下岗啊,医疗啊,住房啊,暂住证啊,腐败渎职啊,司法公正啊,环境污染啊,国有资产流失啊……这都是和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一些事儿啊!咱们自己都不关心,就更没人帮咱们关心了。像国有资产流失,对于一些学者来说,只是一套抽象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有没有吃穿的切身大事。
茹嫣便说到近来风传的那个怪病。
达摩说,虽然说病毒不认人,但是老百姓得了,和有钱人得了,谁治得起,谁治不起,就不一样了。且不说由于居住环境生活条件不一样,真的爆发开来,谁得的几率更大?前几年,我写了个环境问题的帖子,有人说,这是你们有钱人的问题,是吃饱喝足烧的。真正受环境之害的是谁?还是下层老百姓,你到那些贫民区,到那些城郊结合部去看看就知道了。
茹嫣读达摩的文章,读出来的是精致的国语。茹嫣听达摩说话,听到的是通俗的方言,觉得很有意思,便说,你说话和你写文章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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