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完全不合适。隔壁的一扇门,我们一致认为那里肯定是凯尼恩的房间,许多男孩子的东西散落在屋里。我认出了凯尼恩的眼镜,就在床边的书架上。但是床上没有人,虽然看起来像是有人睡过一样。我们走到走廊的尽头,最后一扇门,在那儿,在床上,我们发现了克拉特太太。她也被捆着。但不同的是,她的手是在前面绑着的,所以看起来她好像正在祈祷一样,在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手帕。也许是克利内克斯牌纸巾?捆住她手腕的绳子一直连到膝盖,膝盖也被捆在一起,然后绳子又拖到床底下,再绑在床脚上,干得多么复杂而巧妙。想想吧,要这样做得花多长时间啊!她躺在那里,吓得灵魂出窍。她还戴着首饰,两枚戒指,为什么我总不同意这是谋财害命,其中一条理由就在于此:穿着一件浴衣,一件白色睡衣和一双白色袜子。她的嘴被胶带紧紧粘住,脑袋的一侧被近距离平射击穿,子弹的冲击力撕裂了胶带,使胶带变松了。她的眼睛是睁开的,睁得老大。仿佛仍在盯着杀人者,她一定是不得不目击凶手的动作———用枪瞄准。大家默默无言。我们都太过震惊。我记得司法长官四处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散落的子弹壳,但是杀人者非常狡猾和冷静,没有留下类似的线索。
“很自然,我们感到奇怪,克拉特先生在哪儿?凯尼恩在哪儿呢?司法长官说:‘我们到楼下去找找。’我们找的第一个地方是主卧室,克拉特先生睡觉的地方。床单被拉开了,有只钱夹丢在床脚的地方,从钱夹里撒出一叠弄得乱七八糟的卡片,好像是有人要通过卡片搜寻什么东西,一张便条,一张借据,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呢。事实上,钱夹里一分钱也没有。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是克拉特先生的钱夹,他是从来不带现金的。这一点就连我这个搬到霍尔科姆仅仅两个多月的人也知道。我知道的另一件事是,无论是克拉特先生,还是凯尼恩,不戴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而克拉特先生的眼镜就放在写字台上。所以我判断,不管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都不是自愿的。我们仔细察看,一切都很正常,没有搏斗的痕迹,没有任何扰乱的迹象。只有办公室是例外,那里的听筒没有挂在电话机上,电话线也被割断了,和厨房里一样。司法长官鲁滨逊在壁橱里发现了几支猎枪,用鼻子闻了闻,查看最近是否打过。他说没打过,我从未见过比他更迷惑的人,只听他说道:‘真要命,赫伯到底在哪儿?’这就那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从地下室里传出楼梯的响声。‘谁在那儿?’司法长官问,好像他已经做好了射击的准备。一个声音说道:‘是我,温德尔。’原来是温德尔·迈耶,副司法长官。他进屋时好像没发现我们,就径直跑到地下室去调查了。司法长官告诉他,声音有点凄惨:‘温德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楼上有两具尸体。’‘唉’,他叹了口气,温德尔也叹了口气,‘下面还有另外一具尸体。’于是我们跟随他走进了地下室。我想你也许会把那称为游戏室。那里并不怎么暗,有窗户,可以让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凯尼恩就在角落里,躺在一张沙发上。他的嘴被胶布封住了,手脚都像他母亲那样被捆在一起,绳子从手连到脚,最后绑在沙发扶手上,其过程同样复杂。不知怎么回事,凯尼恩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是因为他最容易辨认吧,他看起来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貌,虽然枪是正对着他的脸开的。他穿着一件T恤衫和一条蓝色牛仔裤,光着脚,好像他是匆忙之中穿上衣服的,手头能抓到什么,就穿上了什么。他的头靠在一对枕头上,枕头塞在下面,好像是要使目标更容易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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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 第一章(28)
“司法长官接着问道:‘这个通向哪里?’意指地下室的另一扇门。司法长官在前面走,进去后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埃瓦尔特先生找到了电灯开关。这是一间锅炉房,里面非常暖和。这个地方的人都在家里装一个煤气炉,然后将热气送到地面上,这花不了多少钱,这就是所有的屋子都热得过分的原因。我瞧了一眼克拉特先生,就不忍再看了。我知道单单开枪是不会流那么多血的。我猜得没错。他也被枪射杀,和凯尼恩一样,是正对着面部开枪的。但是也许在被子弹击中之前,他就已经死了。或者,不管怎么说吧,快要死了。因为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他穿着有条纹的睡衣,除此就没穿别的了。他的嘴被胶布封住;胶布还绑住了他的头。他的膝盖捆在一起,但手没有捆住,或者说,他设法挣脱掉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愤怒,也许是因为疼痛,反正是把绑在他手上的绳子给挣断了。他四肢伸开躺在炉子前,身下是一只很大的硬纸板箱,这只箱子看来是故意放在那儿的。这是一只用来装床垫的箱子。司法长官说:‘瞧这里,温德尔。’他指着箱子上两个带血迹的脚印。带圈圈的半圆形的脚印中间有两个洞,像两只眼睛一样。我们中的一个人,也许是埃瓦尔特先生,我记不清了,指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情。这件事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在我们头顶上有一条蒸汽管道,上面垂下来一条绳子,是杀人者用的那种绳子。很明显,克拉特先生曾被绑着双手吊在这里,然后绳子又被切断了。但是为什么呢?为了折磨他?我猜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原因了。不会知道是谁干的,为什么干的,那天晚上这幢住宅里发生了什么。
“稍过片刻,屋子里很快就挤满了人。救护车来了,验尸官来了,卫理公会派来了牧师,警方的摄影师,州警察,电台和报纸的记者,噢,满满一屋子人。大部分人是被教堂叫来的,装做仿佛克拉特先生家的人还在。屋里非常安静,只有低声耳语。仿佛谁都不相信一样。一位警察问我在这儿是否有公干,说如果没有,我最好离开这儿。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副司法长官正在和一个人讲话,是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农场的雇员。看起来斯托克莱因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的房子不到一百码,两座房子之间除了一座谷仓外就没有别的建筑了。但是他说他从未听见任何声音,他说:‘我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的一个儿子跑回来对我说司法长官来了。我妻子和我昨天夜里连两个小时也没睡上,一直在忙上忙下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在大约十点半,十点三刻,我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对妻子说,博比·鲁普走了。’我开始步行回家,大约在那条小路的半道上,我看见凯尼恩的那条老牧羊犬,那条狗吓坏了,夹着尾巴坐在那里,既不叫也不动。看见那条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触景生情。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没有感到整件事的荒谬邪恶。这痛苦,这恐怖,他们全死了,整整一家子。温和善良的人,我所认识的人,竟被谋杀了。你必须相信这是谋杀,因为这的确是真的。”
霍尔科姆每昼夜有八列直达客车匆匆开过。其中有两辆负责收发邮件,正如热心负责这一工作的人所解释的那样,办理这样的事务自有其困难之处。“是的,先生,你不得不保持警觉,这些火车打这里经过,有时时速达一百英里。光是那阵风,唉,就能把你刮倒。”当这些邮包飞出来时,真吓死人!就像橄榄球赛时抱住带球跑的球员一样:轰!轰!并不是我在抱怨,请注意。这是个好工作,是政府部门的工作,它使我保持了青春。”霍尔科姆的邮递员萨蒂·特鲁伊特太太,或者如镇上的人称她为特鲁伊特妈妈,看起来确实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她已经七十五岁了。特鲁伊特太太是一个身材矮壮、饱经风霜的寡妇,戴着三角大头巾,穿着牛仔靴(这是能穿在脚上的最舒服的东西,像潜鸟的羽毛一样柔软),她是霍尔科姆年纪最大的土著居民。“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人都和我有或多或少的亲属关系,那时我们管这个地方叫舍洛克。后来来了个名字叫霍尔科姆的陌生人。他是个养猪的,发了财,认为应该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小镇。他做了什么呢?很快就揭晓了,他背叛了我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不是我们背叛他。我是在这儿出生的,我的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因此!我们!永远!在这里!”她的女儿默尔特·克莱尔,碰巧是当地的女邮政局长。“只是你不要认为这是我获得这个政府职位的原因。默尔特甚至不想让我来呢。这份工作你要竭力争取才能得到。谁投标最低就归谁;而我总是喊得最低,低到连毛毛虫都不屑一顾。哈哈!这肯定激怒了小伙子们。不错,先生,许多小伙子喜欢当邮递员。但是,当大雪积得有普里莫卡内拉老先生那么高,风刮得呼呼直响,而一袋袋邮包还得送时,我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喜欢邮递员这差事啊!是吧!”
冷血 第一章(29)
在特鲁伊特的工作中,星期天和其他日子一样是工作日。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正当她等着十点三十二分的西去列车时,她吃惊地发现两辆救护车穿过铁道,向克拉特家驶去。这件不寻常的事使她做出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擅离职守。就让邮件随便放下吧,这件新闻是默尔特必须立刻知道的。
霍尔科姆人都称他们的邮局是“联邦大厦”,授予一座透风的、满是灰尘的小屋以这样的美称似乎名过其实。天花板裂开了缝,地板也颤抖了,信箱门关不上,灯泡坏了,钟也不走了。“是的,这很丢脸,”这位说话尖刻、多少有点独到见解、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负责人承认,“但邮票还是起作用的,不是吗?不管怎样,关我什么事?我只干我自己的事,自得其乐。我有一把摇椅,一只不错的炉子,一把咖啡壶,还有许多书报杂志可以读。”
克莱尔太太在芬尼县是个著名人物。她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她目前的工作,而是她以前的职业,舞厅女老板,这个身份从她外表可是看不出来的。她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穿着裤子,羊毛衫,牛仔靴,看不出年龄的大小(“我是知道的,你得猜一猜”),但心里藏不住话,大多数情况下说起话来嗓门又高又尖,活像公鸡打鸣。她和已故的丈夫经营霍尔科姆舞厅,一直到1955年才停业。由于本地区只有这么一家舞厅,方圆一百英里内的酒鬼和喜欢跳踢踏舞的人都被吸引过来。他们的举止有时引起了司法长官的注意。“我们的日子很艰难,确实如此,”克莱尔太太回忆说,“有些罗圈腿的乡巴佬,你给他们一点烈酒,他们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想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一扫而光。当然,我们只出售混有威士忌酒的汽水,从不卖走私烈性酒,即使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出售。我丈夫霍莫尔·克莱尔不赞成,我也一样。有一天,霍莫尔·克莱尔,在俄勒冈州动了五个小时的手术后去世了,距今已七个月零十二天,他对我说:‘默尔特,我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地狱里,现在我们死后要进天堂了。’第二天,我们就关闭了舞厅。对此我从不后悔。哦,起初我失去了夜生活,觉得怪寂寞的,想念那些曲调,那些欢乐。但现在,霍莫尔已经一去不返了,我很高兴能在联邦大厦里做着自己的工作。坐一阵子,喝点咖啡。”
事实上,那个星期天早晨,克莱尔太太正从壶里给自己倒上一杯新煮的咖啡,突然特鲁伊特老妈妈回来了。
“默尔特!”她喊了一声就再也讲不话来,直到喘过气来才接着说,“默尔特,有两辆救护车往克拉特家去了。”
她女儿说:“十点三十二分的那辆列车呢?”
“救护车,去克拉特家———”
“哎,怎么回事?肯定是邦妮。她又发病了。十点三十二分的列车在哪儿?”
特鲁伊特老妈妈平静了下来;像往常一样,默尔特知道答案,她最后一句话说到了她的心坎上。但不久她想起了一件事。“不过,默尔特,如果只是邦妮生病了,为什么会来两辆救护车呢?”
默尔特太太凡事讲究逻辑,虽然解释得有点糊里糊涂,但她承认这是一个明智的问题。她说她会给赫尔姆太太打个电话。“梅布尔会知道的。”她说。
和赫尔姆太太的谈话持续了几分钟,特鲁伊特老妈妈很扫兴,除了女儿含含糊糊的几个单音节的回答之外,什么也没听到。更糟的是,当克莱尔挂断电话的时候,她并未试图消除这位老妇人的好奇心;相反,她平静地喝着咖啡,走到桌子前,开始给一堆信件盖邮戳。
“默尔特,”特鲁伊特老妈妈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梅布尔说了些什么?”
“我不吃惊,”克莱尔太太说,“你想想吧,赫伯·克拉特是怎样在匆忙中度过了一生;急匆匆奔到这里取走邮件,从来舍不得停留一分钟说声早上好和谢谢你,像只到处乱跑的无头小鸡,加入俱乐部,管理每件事情,获得也许别人想得到的工作。可是看看现在,这一切都与他同去了。唉,他再也不用急匆匆地奔来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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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 第一章(30)
“为什么?默尔特?为什么他不用急匆匆的了?”
克莱尔太太提高嗓门:“因为他死了。还有邦妮,还有南希,还有那个男孩,有人开枪杀了他们。”
“默尔特,别那样说话。谁杀了他们?”
克莱尔太太一刻也没有停止盖邮戳,她回答说:“飞机里的人呗。就是被赫伯控告他开飞机撞了他的果园的那个人。如果不是他,那也许就是你了。或者街对面的某个人。所有的邻居都是响尾蛇。流氓们正在找机会把门砰的一声摔在你的脸上。全世界都一样。这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特鲁伊特老妈妈说着用手捂住了耳朵,“这些事我从来都不知道。”
“一帮歹徒。”
“我害怕,默尔特。”
“怕什么?命中注定,眼泪也救不了你。”她发觉母亲开始洒下几滴泪。“霍莫尔死的时候,我身上所有的恐惧和悲伤都没了。如果有人想开枪、想割断我的喉咙,我祝他走运。这有什么不同呢?来世都一样。只要记住:如果一只鸟带走一粒沙,一粒又一粒,飞跃海洋,在它把所有的沙都搬到大海的彼岸之时,也就是来世开始之日。所以你就擤擤鼻子吧。”
残酷的消息通过教堂的牧师,电报,加登城的KIUL广播电台传播开来,(“一起惨案,难以置信,骇人听闻,星期六夜里或今天一早,赫伯·克拉特一家四口被人杀害。谋杀,惨无人道,动机不明……”)在普通人中引起的反应和特鲁伊特老妈妈的反应类似,而比克莱尔太太明显:吃惊、茫然,令人打颤的恐惧瞬间便加深了。
哈特曼咖啡馆内有四张做工粗糙的桌子和一张午餐柜台,可以容纳那些愿意在此聚会、心怀恐惧、爱说流言飞语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男人,不过咖啡馆里只能装下其中的一小部分。店主贝丝·哈特曼太太瘦瘦的,一头灰色和金色相间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一双绿色的眼睛明亮而灵活,为人精明;她是女邮政局长克莱尔太太的表妹,其直率的脾气和克莱尔太太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我很精明,但克拉特的那笔交易肯定从我手上飞走了,”她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想想竟会有人那样耍花招!当大家蜂拥而至纷纷谈论各种各样狂暴的故事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邦妮。当然这是愚蠢的,但我们不知道事实如何,许多人认为,也许是因为她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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