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值。世人每每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把人活活害死,如果文真如其人,则凡是文章官冕堂皇的家伙,只要笔下俨然岸然,都可以吃冷猪肉啦。
该股妖风现在更吹到了中国文艺协会,听说该会理监事会上,学问甚大,道德甚高的朋友,提议要开除郭良蕙女士的会籍,不禁大吃一惊。呜呼,上帝,千万保佑没有这回事,如果有这回事,就教人呜咽。文艺和道德的关系,人类已研究了几千年,还没有研究出啥名堂,文协的理监事朋友千万别替天行道。谨叩头流血,郑重哀告曰:“如果开除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不等开除,就也要隆重宣布退出,当然也可以把郭、柏二人一齐踢掉,则尊腿既是你的,只有悉听尊便。”
该股妖风好像还在酝酿要建议官府查禁《心锁》。《心锁》之适合不适合少年男女去读,是另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文化人的努力,不应超出讨论的和批评的范围不同语言学层次上的结构组织本身。在哲学解释学认为,本,更不能借刀行凶。文学问题,只有以文学的方式解决,只能诉诸自己的见解和读者智慧,不能乞灵于政治干涉。尤其是,批评家和线民不同,作家应有石头般的挺劲,官府可以拆除台中公园门前的塑像,当然更可禁书。像美国的邮政局,就可以对某书某刊,拒绝寄递。像张作霖先生,他甚至可以杀文人的尊头。但如果自己是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他就不应对自己反对的东西,暗下毒手,乞灵官权镇压。也不应用打小报告的手法,去激官府之怒,而查之禁之也。这不是单纯的《心锁》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和基本问题,此风一开,有权势的大人先生,有权势的黄马褂作家,就勇不可当矣。
(柏老按:结果是,中国文艺协会仍然开除了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跟着也就宣布开除了中国文艺协会。世界上只有中国有此怪事,作家不但不维护作家,反而充当杀手。嗟夫)
两件怪事
中国拥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说不悠久,然而怪事也就因此越多,妇女缠小脚便是伟大的怪事之一。把女人一双天足,硬生生地断筋碎骨,缠成一团废肉,纵是禽兽,都不致如此残酷,独中国的传统文化,硬是这般,甚至歌颂之声,不绝于耳,历史上到处都有赞美“莲瓣”的文献,却无一篇反对的大作。究其实际,小脚不但不方便,而且也不美——既不悦目,又奇臭难闻,真不知道几千年来,中国女人像疯了一样去大缠特缠,原因何在?
现在,小脚这回事总算已经过去,当时人们严肃得不得了的事,今日一想,怎么也禁不住汗流浃背,而且再也弄不明白,为啥一定要那样。不过,前面已声明过,历史越久,怪事也越多。小脚虽去,武侠小说却逼面而来。武侠小说之对于小脚,因为小巫之见大巫,算不了个啥,但其劲头却足可以望当年缠小脚的项背。大人先生提倡于上,亭子间文人呐喊于下,苦矣哉的只是一些女人和读者。小脚不过摧残人的身体,武侠小说却摧残人的心灵,小巫好像更高一筹。
最近一期的《文坛》杂志上,有一专辑,曰:“在科学法治的时代下,谈谈武侠小说的风行和影响”。由各家笔谈,约二万余字,言简而意赅,我想仅这个题目就可说明武侠小说是怎么一回事。“科学”和“法治”,是中国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境界,看见美国的科学,看见英国的法治,有时候简直羡慕得连口水都要流出来。好容易一点一滴建立起的心理基础,却被武侠小说迎头痛击,怎不教人生出一种无聊之感乎哉。
武侠小说最大的特点就在不科学上:越是武功高的女侠,越是漂亮得不像话的二十岁左右的少女;越是了不起的祖师爷,越是又脏又烂又弱的老头。但一旦动起武来,口吐红丸,手掷飞剑罗尼柯(AndronicusRhodius,约前1世纪)整理出版。因他,百里之外,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气功绝伦,在水面上乱跑,如履平地,从喜马拉雅山一跳,只听耳旁风声呼呼,睁眼一看,已跳到了长安城。其次的特点则是“反法治”的焉,虽然那些可敬的侠客们杀的全是贪官污吏,看了使人心里舒服万状,但其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则是事实。本来,这年头也真教人盼望有大侠出现,以平民愤。但武侠小说却导人以躲避现实,平愤反而成了次要,有点得不偿失。
问题是,连那些曾经指天誓日,提倡“战斗文艺”的官报,都在大载武侠小说,则既无权无势,又无地盘的穷作家们,瞎嚷嚷个啥。
俗云:世界上有两“端”绝不可犯,一是武人的锋端,一是文人的笔端。盖你得罪了武人,免不了把你弄去修理一番,然后将头割掉,以示薄惩;你得罪了文人,当你威力足可杀他、关他时,他乖得像真的一样,可是等你一旦死亡,或一旦失势,他随便揭你两张底牌,大笔一挥,能使你活着无脸见人,死后子孙蒙羞。尤其是文人对文人,更很少挺身而出,择善批判。无他,恐惹祸上身,招架不住。
去年(一九六○)胡适先生曾对武侠小说表示轻蔑,发表了一段“武侠小说荒谬”的谈话,盼望改写“推理小说”,结果引起一批武侠小说的作者大肆咆哮。幸亏那些咆哮只限于窝里反,没人听见时间的哲学》、《或然性理论》、《量子力学的哲学基捶、《科,但其有撒泼之意,昭然若揭。盖胡适先生希望他们写“推理小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犹如希望三轮车夫改行去开喷气机一样,他如有此本领,早不武侠了矣。
一个武人最低的条件,他应该分辨出什么是大炮,什么是步枪。一个文人亦然,他至少应该文字通顺。自从盘古立天地,从没有听说有文字不通顺而竟敢写小说。然而奇迹也就在此,有些武侠小说却硬是不通得出奇,这种人写武侠已经吃力,再教他去推理,真能推掉老命。
推理小说在某一个角度来着,比文艺小说都难。莫泊桑先生的《项链》,乃上乘之作,可是,如改为推理小说,却失败得惨。玛蒂尔特夫妇在丢掉项链,并借款赔偿之始,为啥不向原主人说明详情乎,而必须等还完了债之后才说?文艺小说可如此剪裁,推理小说却必须交代明白,四面八方都需要照顾周到,而无一句懈怠。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刻刻扣情人理。于是,恐怕把目前这些武侠小说的作者打得稀烂,他们也写不出。胡适先生之议,无怪行不通。
继胡适先生之后,《文坛》杂志上的专号,犹如戳了马蜂窝,五年前文化清洁运动,反对内幕杂志时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1943年,负责人也曾被螫得面青目肿,结果内幕杂志还是倒掉。现在有人大张旗鼓反对武侠小说,虽不会马上见效,但不足馁,大家一齐在说理,总有一天能得到读者先生裁判也。
(柏老按:以上种种,乃我老人家一九六○年代的见识。一九八○年代,这见识改变,变成原则上不反对武侠小说。今日之我,所以与昨日之我宣战,是感觉到,只要中国法治精神不立,小民就只好喜欢武侠小说。)
白杀时间
对武侠小说,人们谴责得似乎太多,朱介凡先生在《文坛》杂志上举了两年事,曰——有位老弟,写了武侠书,生活得饮酒食肉,衣冠楚楚。但是,他从不肯把自己姓名印在那畅销的书上,他总是含有羞愧地与我相见,而期期自许,要另外来写使他心安理得的书。但是,他难以自拔,他说:他欠了一屁股债。
然而,另有一硬骨头的老弟在失业,他穷得几乎没有裤子穿,他的笔锋爽利,却不愿写那清夜自省良心发抖的东西,那是大可改善生活的。
这两位老弟台,都引起我最大的关爱,我希望,在不久的日子,宣布他俩究竟是谁。
柏杨先生盼望朱先生能早日宣布,使我们得以识荆,前者可爱,后者可敬,都使人愿致拳拳之意焉。不过,武侠小说到底有利还是有损,从这两位作家的态度上——无论是写与不写——可看出端倪。呜呼,天下只有武侠小说是开卷无益的书,值得深思也。
胡适先生认为与其读武侠,不如读侦探,那是求人更上一层楼的办法,其行不通,不卜而知。另一位作家则更痛快。他在《文坛》杂志上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什么不去赌钱下棋?”益退而求其次,下棋也可消磨时间,赔钱也可败坏品德,其功能与武侠小说相等。他希望武侠小说至少不要以“玄之又玄”的“武功”取悦读者。咦,有啥读者,便有啥作者;有啥客人,便有啥菜碟。这是读者自己不争气,作者为了活下去,自动能管得了许多。
又一位先生的感慨,似更深远,他在《文坛》杂志上曰:武侠小说终于会被淘汰而没落,一如内幕黄色书刊终于为武侠小说所代替而没落。武侠小说泛滥到作者江郎才尽,内容千篇一律的时候,自会被另一新起者所代替。此一新起的替代者为何?也许是‘新张恨水体’的摩登“故事新编”?——从“潘金莲”、“李清照”被某一有力者大力提倡,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渺茫的迹象。
这是一个预言,会不会不幸而言中,只好走着瞧。
徐白先生有信致柏杨先生,对武侠小说于大家纷纷讨论之余,再进一解。这是最最必要的,盖道理越说越明,是非总在人心也。
徐白先生认为现在的武侠已不是武侠,已不是“人”的故事,而成了“神仙”、“怪物”的故事。试思哪一个“人”,能一掌下去,只听一阵隆隆巨响,把山都劈下一半?又哪一个“人”,在练了少则三天五天,多则十年八年之后,便可“移形换位”、“飞檐走壁”?只有神仙或怪物,才有如此这般的本领。徐白先生曰:“从前武侠小说作者,如向恺然先生、赵焕亭先生,他们本身就会一些三脚猫四门斗,故笔下写来,一招一式,尚有来源。然而已有一部分荒诞不经,如向公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十有六七,每有”超人“表现,不过尚多少知道自制,不像现在的武侠小说作者,只会闭眼造谣也。今日人心苦闷,读武侠小说和打打麻将牌一样,有逃避现实之功,似不必苛求,但总应将其”性别“弄清楚,不可使它继续挂羊头卖狗肉。武侠是武侠,神怪是神怪,美国的西部武打片是武侠,中国的《封神榜》便是神怪。徐白先生以为,如果和《封神榜》联了宗,它再荒谬也没人说话。
其次,关于“故事新编”,徐白先生精通日文,故以日本小说为例曰:日本人写“时代小说”(即古代故事),书中人物一切,包括衣冠服饰,动作言语,无一不吻合当时的时代,决无中国这种古人说现代名词的奇事。如内容属于讽刺,猪八戒逛孔夫子庙等,那当然例外,否则必须正正派派地写。现代“故事新编”的作者,在一般人眼光中看起来,似乎比“武侠小说”的作者高一级,起码他们的文字通顺,而且形式是新的,有时候也来点哲人式的议论对话。因之,它的危害也似武侠小说更大,不能放松一点也。
最后,徐白先生曰:“我于此两种,皆绝对不看,盖怕看得心烦意乱。”柏杨先生亦是如此,非自以为了不起,而是看下去完全是自杀时间。
(柏老按:一九七○年代,我老人家却大看武侠小说,盖身囚绿岛,度日如年,用以麻醉残生。不过对于“故事新编”,无论如何,仍难入目,所以一直坚拒到底。)
海明威之死
海明威先生终于翘了辫子。同样是作家,美国的便比中国的吃香,连死都死得了不起。报上云,海明威先生擦枪走火,与世长辞。国际社发专电,大总统去吊唁,远在一万里外的一个名叫“台湾”的小岛,报纸上都占大大的一块地盘。而且有很多有学问的朋友,把海先生的身世摸得透熟,长篇大论地一一为文哀悼。当作家的,不应该如是耶?
要说作家之死,中国也不是没有过的,当年鲁迅先生逝世,确实震动一时,迄今不见此盛况矣。大家来台湾十有二载,死的作家,已有数位,无不都可怜兮兮,即以消息而论,不但出不了这个小小的岛,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岛上,如果不拜托拜托,拿拿言语,也上不了报。盖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气量狭窄,编辑记者都是文人,既都是文人矣,你那两套算啥?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形态,文人靠稿费不能生活,必须有一个职业作底子,以维持不致饿死。于是,校长曰:“海明威呀,他在我手下当教习。”处长曰:“那个姓海的,他在我手下当科员。”委员曰:“海啥?啊,海明威,他进区公所还是我招考录取的。”主任更曰:“作家?啥叫作家?我手下多的是,我那里第九科的一个办事员便出过书,他还是什么协会的理事哩。”《圣经》上有言曰:“先知在故乡总是不值钱的。”这句话用之于东方,有真理在焉。盖在台湾,任何本地东西,如科学家、艺术家、舞蹈家,都不值钱,作家不过是很多不值钱东西中的一种而已。
海明威先生死矣,我到处打听,尚未听说他身后萧条,有募捐的消息,不禁大惊。呜呼,中国文人之所以受人轻视,无他,只不过太穷耳。海明威先生猎枪走火丧生,而中国作家想这样死都不可得,盖一辈子都没见过猎枪是啥,不要说跑到非洲打猎,就是去碧潭散散心,有这笔银子乎?而海先生所写的《战地钟声》,是站在西班牙当时政府那一方面的,而那一方面却是左派,仅此一点,必有一脸忠贞之士,义愤填膺,他还能自由自在,到处乱跑找材料乎也?
美国作家死而中国作家非,乃虎死兔悲,物伤其大也。悲夫!
文艺算老几
阳明山第二次会谈,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文化界人士有之,教育界人士有之,理工界人士有之,独没有文艺界人士。众生奔走互合,相对耸肩。一个真正的作家,对这种精彩绝伦的会谈,兴趣恐怕不太巨大。但对于文艺排斥于文化之外的这种气质,则不禁毛骨悚然。千言万语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人先生都是清王朝遗老遗少的缘故,脑盘里多少仍有清王朝那种船坚炮利、视文艺蔑如也的绝妙之思;不管平常怎么嚷嚷,到紧急时,便现出原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研读《孙子兵法》之余,曰:“我佩服中国人,但我佩服的是古代中国人,不是现代中国人。”呜呼,现代中国人有啥可夸嘴的?武功不用谈,文事贡献又如何?常在报上看到,中国跟洋人国文化交流签约,签约结果是送给他们一部影印的二十五史,或一部什么四部丛刊。这些书,纵是中国人,又有几个看得懂的耶?(柏杨先生读二十五史时,连断句都断不好。)把这种硬头货交流到外国去,跟把古希腊文的大作交流到中国来一样,除了给邮局做一笔生意外,不知道还有啥用!可是,诸官崽却固乐此不疲,好像中国文化,发展到十九世纪便“嘎”的一声停住,二十世纪以后啥都没有。纵是印第安人,恐怕都不能这般猛干,而我们的官崽还得意洋洋哩,可谓一绝。于是不禁问曰:“为啥不把现代的文艺作品——小说、诗、剧本、散文等等——翻译翻译,大量送给友邦乎?”
然而,这似乎关系着一个时代观念——文艺算老几的观念。从大学堂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上,可看出一点苗头。研究的全是一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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