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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正因为庄子主张逍遥游，主张真实而自由地活着，所以，他向往的生活，是旷野之处有一棵没有用的大树，却能够“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是腰上绑一只没有用的葫芦，在江湖之上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河边钓鱼，钓不钓得到无所谓。我相信，当庄子这样逍遥的时候，他也一定想明白了另外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什么最可宝贵呢？生命。什么最有价值呢？自由。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就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

我认为，这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一生，也在实践着他的哲学。为了生命和自由，庄子把很多问题都想得很开，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比方说，在孔子那里极为重要的“名”，在庄子这里就无所谓。他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用，甚至没有用更好。相反，如果为了生命之外的东西去死，在庄子看来，那就可悲了。为此，他连儒家极其推崇的“以身殉国”、“舍生取义”也予以否定。在《骈拇》篇，庄子说，历来就有人为了生命以外的事情去死。小人为了利益，士人为了名誉，大夫为了家国，圣人为了天下。这些人，事业不同，名声也不同，但在违背天性伤害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不可取。由此可见，庄子把个体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它甚至高于道德追求、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社会理想。

庄子的可贵正在这里，庄子的问题也在这里。在那样早的一个时代，庄子能够切身体会到人的“不自由”，并对这“不自由”进行批判和反抗，是可贵的。但将自由理解为或解释成不做事，不作为，则是他的局限。他不知道，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只属于人类。唯人知自由，唯人能自由，因为人做事。于是，人就有了“自由意志”。正因为有“自由意志”，他才能进行选择。比方说，为了民族、国家、他人，放弃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因此，见义勇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等等，并非如庄子所说，是对自由的否定。恰恰相反，如果是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心甘情愿的自由选择，那么，就正是对自由的肯定。在这里，“自由意志”四个字，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苛求古人。而且，由于庄子是那样地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和自由精神，他的哲学便充满了聪慧和灵气，让人读后心驰神往，久久不能忘怀。我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庄子哲学，是可以看作美学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文学艺术领域，道理也在这里。

这大约就是老、庄的区别了，即老子“以无为求有为”，庄子“以无为求无为”。这正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而且，按照辩证法的逻辑，它还将发展为第三个阶段，即“以有为求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禅宗。

不过这已是后话。现在要回答的，是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儒道两家谁是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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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儒道再评价（1）

前面说过，儒家与道家的根本分歧，就是“有为还是无为”。那么，道家为什么主张“无为”呢？原因也有三个：古无为而今有为，道无为而德有为，天无为而人有为。所以，儒道之争，也就是古今之争、道德之争、天人之争。两家的是非，亦在于此。

先说“古今之争”。

说儒道之争是古今之争，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先秦诸子中真正主张与时俱进的，只有法家。道家和儒家，还有墨家，都主张回到过去，只不过老庄退得更远而已。所以儒道两家的区别，也仅仅在于“远古还是近古”。主张“复古”，则是一样的。

这并非没有道理，更不是没有原因。原因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状态不满意。不满意现在，就会想念和向往从前。这是很正常的心理，也很普遍的心理。问题是，当人们想念从前向往从前的时候，他们往往只记得住从前的好处，记不住从前的坏处，而且那好处也往往被放大。也就是说，当人们把过去的时代描绘得无比美好时，这种描绘是不准确的，不真实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

就说原始氏族社会，果真有那么好吗？未必。比如《礼记》说，那时“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在氏族、部落内部，可能是的。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就不是了。是什么呢？是频繁的战争，频繁的掠夺，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本部落的领袖，开始可能是选出来的，后来就慢慢变成世袭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就更是打出来的。黄帝不是和蚩尤打吗？炎帝不是和黄帝打吗？谁的武力最强，谁就能当老大。甚至氏族、部落内部，也没他们说的那么好。什么“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疾“皆有所养”，也就丰衣足食的时候勉强能够做到。如果遇到灾年，或者青黄不接，则往往是老人被抛弃，婴儿被杀死，甚至被吃掉。这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发现。为什么呢？穷嘛！口粮不够，只能先保证青壮年，因为他们是生产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一样。那是因为物资匮乏，根本就没东西可偷，闭什么户，又哪有遗可拾？

所以，不要把原始社会想象得太好，文明、富裕、发展、科技进步，也绝不是导致罪恶的原因。贫穷、愚昧、落后，才是万恶之源。历史证明，人类越是发展，越是文明，战争就越少，犯罪也越少。你看现在世界上的战争有多少？没多少吧！为什么呢？文明了嘛！龙应台先生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台北街头两辆自行车相撞都要打架。现在呢？小轿车撞了都没事。大家客客气气交换一下名片就分手，剩下的事情自然由律师和保险公司去打理。可见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也就是硬道理。

原始社会既非道家想象的那么美好，也非道家所说的那么无为。事实上，竞争从来就存在，甚至存在于动物世界。许多群居的动物每到发情期，雄性之间就要竞争，就要打斗。胜利者妻妾成群，失败者孤家寡人。当然，动物之间的这种竞争比较“费厄泼赖”（费厄即不穷追猛打，泼赖即不过分认真），也就是讲究游戏规则，正大光明地进行比赛，就像体育竞技。胜利者并不将对方置于死地，而是分出胜负就住手，明年开春再重来。这点比人类好，也比较像春秋时期的战争，不为已甚，见好就收（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有为还是无为”，而在于应该为人类的竞争，制定公平合理、文明和谐的规则。儒家的讲“礼”，其实也就是强调规则和文明。所以孔子才主张“从周”（《论语·八佾》），主张“为东周”（《论语·阳货》），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因为西周也好，东周也好，战争和竞争，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文明的。

六　儒道再评价（2）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古无为而今有为”是不成立的，但这并不等于道家的主张就没有道理。我们要问：道家的“无为”，主要是对谁说的？对统治者，或者说领导人。统治者或领导人“无为”，又有什么好处呢？老子说得很清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也就是说，君无为则民自为，君不治则民自治，君不给则民自足。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老百姓自己就会做，这就是“自为”。统治者什么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会管，这就是“自治”。统治者什么都不给，老百姓自己就什么都有了，这就是“自足”。自为、自治、自足，这是老子的希望。自为、自治、自足，就自由。这是庄子的追求。

哈！这不就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吗？只不过，这样一种主张，并不能靠倒退来推行，而只能靠发展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方案才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再说“道德之争”。

前面说过，道家主张“无为”的第二个原因，是“道无为而德有为”。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道是规律，德是方式。规律本身当然无所作为，方式却不能没有可操作性。问题是，在道家那里，不但道无为，德也无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么！相反，在儒家那里，不但德有为，道也有为。因为儒家的“道”，是“有为之道”。他们的“德”，当然也是“有为之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儒道之争是“道无为而德有为”呢？

原来，在儒家和道家那里，道与德有三重含义。一，道是规律，德是方式；二，道是远古，德是近古；三，道是理想，德是现实。道家认为，规律高于方式，远古好于近古，理想优于现实，因此取道不取德。儒家则认为，“大同之世”既然不复存在，“道的时代”既然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么，能保住的，也就是“德的时代”；能建设的，也就是“小康社会”。保住了德，也就保住了道。这种态度，无妨叫做“保德以求道”。儒家“保德以求道”，道家“取道不取德”，结果是道家极力推崇“道”，儒家极力维护“德”。道家取道，所以叫“道家”；儒家取德，就应该叫“德家”。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命名也不统一。道家和法家依主张（崇道或依法），名家和阴阳家依对象（研究名实或者琢磨阴阳），儒家依身份（儒者），墨家依创始人（墨翟），真是五花八门。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改过来。

取道与保德，有什么不同呢？前者理想，后者现实；前者大气，后者实在。取道，就是一种“要做就做最好”的理想境界。如果不是最好，就宁肯不要。这就是大气了。道家是向往“大”的。在《秋水》篇，庄子曾这样描述“大”的境界。庄子说：秋天，雨水随着时节降临（秋水时至），大小川流都汇入黄河（百川灌河），黄河之水变得非常之大。站在岸边和水中的沙洲上隔水相望，分不清对面的牲口是牛是马（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这时，黄河之神（河伯）就“欣然自喜”，认为普天之下的美都在自己这里了（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可是，当他顺着河流来到北海，“东面而视”时，却发现北海之水浩渺无边，远远望去，不见际涯。于是，河伯一改自鸣得意的态度，眺望大洋，对海神（北海若）发出感叹说：今天如果没到您的门口，那可就危险了。我将会永远被得道之人嘲笑呀（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六　儒道再评价（3）

听了黄河伯的话，北海若怎么说？北海若告诉黄河伯：海虽然大，却不是最大的。与天地相比，我们北海就像高山之上一块石头一棵树（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哪里就能算作“大”？四海之于天地，不过大泽一孔（垒空之在大泽）；中国之于四海，不过大仓一粟（稊米之在大仓）。这样看来，则五帝的禅让（五帝之所连），三皇的纷争（三王之所争），儒家的忧患（仁人之所忧），墨家的操劳（任士之所劳），都小得像马身上的毛（毫末之在于马体）。至于伯夷自以为清高，孔子自以为博学，不也都像你从前一样，是自作多情吗？

所以，老子和庄子都认为，我们千万不能被现实的、世俗的东西所蒙蔽。那些东西，都是“小”，只有“道”，才是“大”。老子为什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不但因其“欲”，而且因其“小”。绘画、音乐、美味佳肴，就算再好，也比不上黄河吧？黄河之神尚且要“望洋兴叹”，那些东西又算什么呢？要知道，只有“天地之美”、“道之美”，才是“大美”啊！

那么，天地之美和道之美为什么是“大美”？因为天地和道“无为”。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以它“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老子也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老子·第四十一章》）。为什么是“大器免成”而不是“大器晚成”呢？因为“晚”不是“无”，“免”才是。事实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写的就是“大器免成”（高明先生编为第四十章）。这恐怕就是《老子》一书的原字。如此，则前面四句话就可以这样翻译：最美的音乐没声音，最美的绘画没形象，最方的东西没棱角，最大的器物不用做。这应该是符合老子思想的。当然，说“大器晚成”，也通，即“后发制人”，但总不如“免成”彻底。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因为儒家取德。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精神。在儒家看来，侈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没有用，保住“德的时代”，建设“小康社会”，才切实可行，也必须扎扎实实去做。方式，是要讲究可操作性的。以德治国，更是需要操作。这就必须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所以儒家务实。比如孔子，就很朴素、平实和温润。读过《论语》的人，都不难有此体会。我们知道，先秦儒家三巨头，风格是不一样的。孔子平和，孟子霸气，荀子严谨。但即便气势磅礴如孟子，辩才无碍如荀子，所论也都实实在在，没有东拉西扯之说，不切实际之言。就算难免空想，也想得实在，可操作。比如孟子的理想社会，就不过“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孔子的药方虽然治不了当时社会的病，却在后世被当作了宝贝。为什么呢？贴近生活，讲求实际，多少管用。我的看法，儒家的药，比如仁义道德，比如以德治国，就像黄芪、党参、枸杞、茯苓，六味地黄丸。救不了命，但经常吃点儿，能补身体（比如补肾），也能防些不大不小的病（比如防感冒）。这就是“实在”所使然。

六　儒道再评价（4）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我们该学谁？我个人的态度，是欣赏道家，赞成儒家。或者说，做人学道家，做事学儒家。做人斤斤计较，就委琐。做事好高骛远，就虚浮。所以做人要大气，做事要实在。大气不是夸夸其谈，而是豁达大度；实在也不是婆婆妈妈，而是脚踏实地。因此，我是主张儒道兼修的。就连墨家和法家，也都有可取之处。不过这也是后话。

现在说“天人之争”。

天，就是自然。自然无为吗？无为。自然界没有自由意志，岂能有为？故天道无为。就连孔子，也说“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可惜人不是天，人道也不是天道。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人的社会性比自然性更本质也更重要。所以孔子认为，人不能无为，也不能只讲天道，不讲人道。甚至明知事不可为，他也主张去做。据《论语·宪问》，有一次，子路在鲁城的外门（石门）睡了一宿（估计是没能赶在关门前进城）。第二天早上，看城门的小吏问子路：你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那小吏说：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可见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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