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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走两步都不行,这些苦恼的生活不知哪年才能结束?

快过国庆节了,1952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赶在一块了,宋所长说:“改善生活三天!”好,盼到了这个伟大节日。我并不为庆祝这个节日而高兴,我是为了吃点肉,还可能有鸡蛋和馒头。果然有这三样,我不敢多吃,有计划地吃,免得消化不良。可是有许多犯人吃多了,夜里请求大便,看守的不开门,憋得难受,只好屙在小便桶里。整个走廊臭气难闻。我认为无论什么有身份的人,过去如何有地位的人,只要一做犯人,就变得不成样子。一块肉也成为争取的目标。不错,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过什么河脱什么鞋。自己看看吧,牙掉了两个,头发也白了,我才37岁就未老先衰,真是不堪设想。

过完了国庆节,一天下午,肖审讯员提我去谈话,先谈了一下号内新来人犯的情况,接着就问我老婆王才侠的一切。翻来覆去地问,我有点不耐烦,我说:“我老婆王才侠,绝没有政治问题,1943年11月在洛阳与我秘密订婚,1944年12月在西安结婚,1945年10月,我到上海,把她安置在洛阳她叔父家中;1945年冬我又从上海回北平,她到徐州她父亲那里;1946年我因贪污被戴笠押起来,她仍在徐州;1947年2月我出狱,把她接到北平;1947年5月,我到东北,她仍在北平;直到1949年夏,因我继母对她虐待,她抱着孩子回徐州她娘家,直到现在。去年她有信来告诉我,她入了会计学校,学成本会计……”

肖审讯员听了我这些话,停了一下,他很犹豫地说:“王才侠要和你离婚,你同意吗?”

想不到的事,也是不敢想的事,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沉思了一下,说:“我同意。”

“你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提出理由。”

“我没有理由,我出监无日,她比我年轻12岁,我不能贻误她的青春。不过我有一个女孩,今年7岁,名叫关棣。她嫁人可以,但不准给我的孩子改名——这样吧,我给她写封信,政府也可以把我的意思通知她,关棣暂由她教养,我出监之后由我去领。”

肖审讯员说:“可以,你写信吧。”

我拿起笔来,先写“才侠”,第一句话写什么呢?想了一下,写了下去,这封信的大意是:结婚以来,未能长期同居,又加继母心小,处事不当,婆媳不和在所难免。我因全家衣食奔波各处,对你未尽丈夫义务,对关棣未尽父亲的责任。效命蒋帮铸成大错,现在反省,出狱无期,你申请离婚,我完全同意,你的青春有待,不要贻误,女儿关棣暂请你代为教养,以候我获释之后,再去接领。

写完交给肖审讯员,他看了看,没有说什么,就叫我回来了。回到监狱,我心中十分难过,最近我给北京的表兄去信,没有回信,胞弟也不理我,把我的钱、衣物,完全吞搂,对才侠一文也不给,撵回徐州。自己做了犯人,亲不亲,友不友,夫妻不夫妻,兄弟不兄弟。一切关系都建筑在国民党政权基础上,国民党垮台,这一切关系随之垮台了。人情冷暖,莫如此甚。

我想起与王才侠结婚的经过,那时,我是军统局安康查缉所所长,综管11个县的走私漏税的工作。王才侠父亲叫王悦珩,在河南洛阳,是红帮头子,也在东北军当过军人。他有一个女儿在洛阳中学念书,那年17岁,她叫王才侠。王悦珩与军统特务认识,华北办事处有一个秘书叫岳梓宇,是我的特务训练班同学,他占一个很重要地位。岳梓宇与王悦珩相识,王悦珩托岳梓宇给他女儿找个对象,条件有三:第一,不做妾;第二,东北人;第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不过28岁。岳梓宇说:“这个条件不容易找,有机会我尽力帮忙。”

有人对岳梓宇说:“关梦龄就够条件。”

岳梓宇一想也合适,他就给我去了一个急电:要事相商,速莅豫。

我不知什么事,马上到了洛阳。一见面,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太太。不打这样的电报,你不会来。这个人是你们东北同乡,人很老实,不是你所喜欢的花花小姐,那些女人不能过日子。这个王才侠才17岁,家庭好,本人老实俭朴。”

我随岳梓宇到了王悦珩家中相看了一下,王才侠不怎么漂亮,但很老实。在大家的怂恿下我和她秘密地订了婚。那时军统局特别规定,战时不准结婚,有结婚的查出来关押五年。在西安一个会上,戴笠当场宣布,一对私自结婚的特务,姜维世和陈友桂关押五年。所以均采取秘密结婚,或者说从故乡来的,父母包办的婚姻。1944年洛阳被日本占据,王才侠逃到西安,王悦珩到了安徽阜阳。1944年12月我与王才侠在西安秘密结婚,1946年1月她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关棣。“九?三”胜利后,王悦珩到徐州开投机买卖,叫大同商行,直到徐州解放。

王才侠不好打扮,人又老实,我不愿与她出去,所以,1947年春到沈阳,我又讨了一个小老婆,她叫郭依平。这些事都是不对的,自己反了革命对不起她们,现在闹得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对人民不忠,对父母不孝,不忠不孝的人活在人间,真是惭愧!

现在眼前有什么希望呢?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既不杀,也不放。关于死,在我脑子里倒不成问题,可是放没有希望。想起来,从1948年11月12日由吉林解到长春,一共是八个人,这八个人翟丕翕、杨绍林枪毙了;以后搬到楼下七号,张逸民与我同屋,他也被枪毙了;后来把军统特务集中写材料,一共10个人,先枪毙的印匡时,接着李秉一、张锡德、张兆丰、刘文白、孙静修、陈青波、李海涛也都枪毙了;1949年底,被优待集中到楼上大屋子,有李芳春、李中候、徐克成、我和一个日本人,李芳春有现行活动没交待,送到监狱也被枪毙了;1950年冬到伊通县公安局去了16个人,其中被枪毙的有王乃臣、王寿昌、张子文和蒙古特务。这回镇反,又有一批人被枪毙,长春解放一周年,二周年都枪毙人……经过多少次“过筛子”留下了我,真不容易,十分不容易。人民政府对我是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不应当考虑死的问题,我应当考虑活。可是我怎么活呢?希望什么呢?目前没有希望,只好在这坐着,连洗脸的肥皂都没有,牙刷、牙粉、牙膏什么也没有,从1948年冬到现在没刷过牙。讲卫生那是谈不到的。这些事还不能请求,耐时顺守,等着吧。

此后,发生了一件事,是我被捕以来头一次听到的。在犯人放便时,有一个犯人认为粪坑这个墙角通大街,墙角边有棵大树,一上大树就可以逃跑。于是他一翻身上了大树,正要跳下去,“砰”的一枪,打伤了他的大腿。他在里边不知道外面还有看押的战士。听说挨这一枪很危险。当时我在屋看书,听枪声我以为枪走火了,后来听挑饭犯人一说,我才明白。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思想都有,既然到这里来了,还想跑,往哪跑?跑不脱的。这样的人绝不是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自己认为无所谓,反革命分子想的就不那样简单,跑出这个院子,又到哪去?社会上谁敢收留?街坊邻居能不检举吗?我知道反革命分子人人怕,谁也不敢沾,沾上了就麻烦,反革命成了毒蛇猛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跑不了的。

3月8日这天,吃完早饭,公安局的旗杆上下了半旗,我对徐克成说:“下了半旗,可能是追悼黄继光这些人。”

“一个战士死了,降半旗?”

“不然为什么下半旗呢?”

我在屋内坐着,王科长在我窗前站下说:“斯大林大元帅死了,你们知道吗?”

我很惊异,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很难过地说:“不知道。”

不一会儿报纸送来了,斯大林大元帅病死。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当时我想,这回完了,国际共产主义群龙无首了。什么病呢?报纸上报道了。我想苏联科学这么进步,就治不好斯大林的病?如果谁能把斯大林救活,这个功劳可大了。咳,斯大林一死,帝国主义一定高兴。斯大林死了,他的继承人一定是莫洛托夫,没有问题,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老战友,很负众望。

3月10日,午前提我与徐克成到看守所,王科长说:“现在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改造,那里有劳动。政府考虑你们的健康,让你们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谈一谈。”

我心中想,在市局我的材料也写完了,一切工作也做完了,这是推完磨杀驴,我不答应也不行啊,我又转变了口气说:“我在市局这么多年,受到了政府的特殊宽大和各级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内心非常感激,到那以后一定努力争取。”

王科长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又问:“你还有衣服吗?”

我没有说话,王所长抢着说:“再给他拿一套衬衣,拿一双新鞋。”这次押走的有我、徐克成,还有一个是一贯道的“皇帝”,有80岁,再一个是特务腿子,斜眼。临出门时,我对王所长说:“戴点东西吧!”

“戴什么东西?”王所长莫名其妙地问。

“铐子。”

“走吧!”王所长和王科长都笑了。

注:

① 三反:从1951年底开始,在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② 五反:1952年初开始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第四章 樊篱偷生

汽车走了20多分钟,到了长春监狱。王所长把腰中的手枪掏出来,交给同去的战士,又到里面办了手续。这时,监狱旁边的便门打开了,我们这部车开了进去。王所长把我们交给一个女干部,女干部叫我们拿东西跟她走。我的东西多,扛着很费劲,走几步一歇。后来,这个女干部叫两个犯人把我们的东西扛上,进了一个小门。里面是个大厅,有许多走廊,呈放射状。我一看这是监房!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

我们四个人站在大厅里。出来几个看守,还有两三个穿黑衣服的。这个女干部对看守说:“交给你们了,我走了。”说罢拿着簿子出了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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