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够传世的艺术作品,自有其动人的感染力。
唐诗作为古代文学之一大丰碑,在不同时期也是自有其不同面目。如果从比较宏观的尺度而言,整个初唐时期主要还是对齐粱文体的继承、发展与摆脱。
南朝国运虽不寿,但是在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却是流传悠久。如贞观时期的虞世南、褚亮等人,本身便是出身江东的世族家庭。另有王绩,则是对陶渊明隐逸精神的继承。
高宗时期的上官仪,是一位宫体诗的大家,齐粱文体之绮丽矫饰,在其笔下有了新的发展,乃至于成为一时风靡之典式。
龙朔前后,初唐四子相继而出,他们出生伊始便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朝,自有一种新的气象追求。但是传承至今的文脉哪能说断就断,四子虽然各有突破,个性不同,但是这种突围更显示出齐粱文体传承至今那种根深蒂固的影响力。
及至沈、宋、李峤等人,则更沉迷于宫体应制诗的窠臼中不能自拔,并且由于其各自政治前途而成为文脉主流,竞相浮华。
以至于晚唐李商隐在论及初唐前辈时,语调都略有刻薄: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
这一时期,如果说有一个人文风是干净的,那就是陈子昂。所谓革尽齐粱旧弊,直追建安、正始,陈子昂的文风,几乎没有任何前朝文风的影响。
陈子昂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本身的刻意追求之外,也在于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传统型的文人。蜀中多闭塞,不与外界通,陈子昂从立学开始,所接受的便不是传统文人的教育。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也正因为这一点,陈子昂在后世被推为当时文体最正,成就最高,洗尽铅华、一扫纤弱。
陈子昂虽然在政治上始终没能成为主流领袖,但却凭其一己之力,在诗歌文化方面给唐诗立下一个清晰的、有别前朝的标尺。在此之后,不独大唐国运日渐壮阔,诗歌也迎来气象最为壮大的时期。
盛唐诗人,群星璀璨,无论如何褒扬都不为过,大凡名为后世所知者,无论放在其他任何时期,那都是一个能打十个的存在。
而在这当中,星光首耀者便是王维。王维本就出身太原王氏这样的传统高族,更容易为士林主流所接纳,本身也是才华横溢,且又生活在大唐盛世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后世更有盛誉,唐世若无李杜,摩诘当推首席。
讲这些主要还是说明一点,李潼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便念念不忘要搞文抄的大事业。
可是该从何人入手,又要考虑到自身的阅历与处境,唐诗所以迷人,就在于每一个能够成宗称家者都有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即便不谈文字获罪的隐患,也该想一想通过文抄给自己树立一个怎样的人设。
他要做的终究还是一个色艺双绝的名王才子,而不是一个两脚书橱。乱七八糟胡抄一气,精神错乱、人格分裂一样,又怎么让人通过作品去了解作者?
考虑到这些,一众盛唐大手子中,符合他眼下际遇状态的也只有王维,同样的出身名门、同样的才华横溢,而且王维诗中往往还带有一些禅意,这更跟眼下的大环境向吻合,简直就是绝配。
至于他都抄光了,王维该怎么办,李潼也是一个讲究人,既然王维帮了他,未来他如果能成功上位,自然也要提携、照顾这个小晚辈。以后的翰林学士,给王维留个位置。真要做得好,也别王右丞了,直接给安排成王右相。
《洛阳女儿行》这一首诗,绮丽博大,采色自然,不由雕绘,通篇写尽娇贵之态,又敏感于君子不遇,诗意延伸,可谓绵延悠长、
富贵寻常,是我家事,娇儿幸遇,荣华盛享。至于那贫贱浣纱的如玉越女,你到洛阳来啊,你到我家来啊!
也正因此,当沈佺期将这首诗于堂中吟咏完毕之后,顿时便引起了轰动效果。各自境遇不同,但都能在心里生出不同的解读与感受。
盛唐诗所以优于初唐诗,乃至于较之技法、题材更加纯熟丰富的中晚唐诗要有更加广阔的传唱度,就在于气象的博大所带来那种普世通感的艺术感染力。
初唐诗如上官体之类的宫体诗,哪怕再怎么庄美典雅,题材本身便限制了其传播性,更近似于一种沾沾自喜的炫耀。技法之外,于艺术上的表达力则乏甚可夸。
沈佺期将这诗作吟咏完毕后,满堂热议足足过了大半个时辰才渐渐有所收敛。而这首诗的动人之处,则深深感染了在场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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