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过多地想象莱斯丽的家,呈现在眼前的与我预先想到的完全不同。事实上,这个形象许多年后仍像一个铜钱那样光亮耀眼。莱斯丽的家是如此漂亮,以致我在那门前来回走了好几次,无法想象那坐落在皮埃尔庞德街上的房子与她给我的地址是同一个地方。当我最终确定后,我站在那儿没动,心里涌起的几乎是一种仰慕的感觉。那幢房子用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精致的棕色石头修筑而成,稍稍从街道向后退了一些,留出一片草坪,中间是一条新月状的砾石车道。车道上停着一辆铮亮的卡迪拉克,深栗色的,显然经过精心养护,整洁异常,毫无瑕疵。它真应放到展厅里去。
我在绿树成荫煞是优雅的人行道上停下脚步,尽情呼吸着令人振奋的清香。在傍晚的暮色中,房间里射出柔和的灯光和收音机里传出的旋律,突然让我想起里齐蒙德大道的那些豪华府第。我觉得这情景应该出现在那种精美杂志上,为菲谢尔·杜比埃斯、苏格兰威士忌、珠宝或任何价格不菲的精美物品作广告。但最让我回忆起的是南方联盟首府那种幽静别致的风格。当我走向门廊时,一个半蹲在地上画线的黑人司机张着粉红色的嘴冲着我笑,接着一个活泼有趣的女仆把我让进屋里。那女仆穿着打褶和荷叶边的又黑又亮的制服,她的口音——我能准确地听出是罗阿诺克河和科里塔克县一带的,那是在北卡罗来纳的东北部,刚好在弗吉尼亚南端。我向她询问,她证实了这一点,说她来自南方乡下。“对极了。”当我说着像稀泥一般软和拖沓的地方土语时,她插嘴说道,被我对语言的敏锐能力逗得咯咯直笑,然后把目光移开,说:“来吧!”她努力做出一付礼貌的模样,翘起嘴唇,小声地用北方腔调说:“拉普德斯小姐马上就出来见你。”想着那昂贵的外国啤酒,我已经有些飘飘然了。然后接着,闵尼(我后来知道这就是她的名字)把我领进一间非常大的乳白色起居室,里面放着令人想入非非的长沙发、睡榻和休闲椅。地上满着厚厚的地毯,也是白色的,上面没有一点污迹。四周全是书橱,里面放满了书——都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书,有新有旧,大多有被读过的痕迹。我在一张奶白色的鹿皮沙发上坐下来。沙发很软,放在有如仙境般的波斯纳尔德和德加的《乐师排练场》之间。德加的那幅画看来十分眼熟,但具体又说不上来——后来我突然想起,在我少年时集的那些邮票中,它被印在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张邮票上。“全能的上帝啊,耶稣基督”,这就是我当时能想起的感叹词。
那天,我一直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但同时又没有完全准备好。我那不安分的眼光曾在《纽约人》杂志和电影中见到过如此豪华富丽的场景,却从未目睹过真正的实境。这种文化休克感——对肮脏而实用的金钱的领悟与性欲突然溶合在一起——使得我坐在那里有一种说不明的复杂感觉:脉搏加快,脸上涌出兴奋的红潮,垂涎欲滴,最后,我那玩艺在汉斯·约克牌内裤里本能地挺了起来,而且整个晚上一直不下去,不管我用什么姿势——坐着,站着,甚至在盖奇托罗饭店的食客中蹒跚地走来走去时也不行。盖奇托罗后来成为莱斯丽经常光顾的地方。当然,这种现象与我的青春年少分不开,后来很少再出现过(30岁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以前决不会在性以外发生这种情况。(最难忘的是那一次,我十六岁,参加学校的年会,有一个很会卖弄风情的小女人——我曾提到过她,莱斯丽与她相比简直有如天人——对我极尽挑逗之能事:向我的脖子吹气,用手指头挠我汗湿的手心,用她那光滑的腹股沟紧贴着我。尽管是假装的但却很卖力。这样过了几小时后,圣徒般的意志力才将我从这小荡妇身边拉开,一头扎进夜色中逃之夭夭。)但在莱斯丽家中,并不需要这种肉体的激发,只需将莱斯丽的即将登场与一种——我毫不羞耻地承认——对大量财富的躁动的意识加在一起就足够了。如果不承认我把那醉人的交媾与闪电般的婚姻的念头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我就是在撒谎。
很快我就在无意之中了解到——从莱斯丽和她父母的一位中年朋友本·费尔德先生及夫人那儿,那天傍晚,他们与我前后脚来到莱斯丽家——拉普德斯的财富最初来源于一块不起眼的塑料,那东西还不及小孩子的手指头或成人的阑尾大,其实就只有那么一点大。费尔德先生一边抚弄着他的王牌烟斗一边说,拉普德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成功地生产出一种凹雕的塑料烟缸。这种烟缸(莱斯丽后来对我详细说过)是人人都熟悉的那种:黑色,圆形,上面压有诸如“斯托克21俱乐部”、“埃尔·莫罗克”,或是“贝特之家”、“指头酒吧”之类的字样。许多人都把这种烟缸偷回家去,所以订货便永无休止。那几年,拉普德斯先生生产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烟缸,在长岛的那个极不起眼的小工厂的产值使得他和他的家人舒舒服服地在皇冠高地街住了下来,然后是位于弗兰特布西的豪华地段的豪宅。而最近的那场战争又把这个家庭从繁华带入到奢侈,带到位于皮埃尔庞德大街上这所整修一新的棕色宅第和德加绘画浓墨重彩的豪华之中(还有一幅我即将看到的景致,一幅十九世纪巴黎郊外已经消失的迷人的乡村图景,它的美丽使我的喉头如同哽住了一般。)
费尔德先生继续用相当权威的口吻说,珍珠港事件之前,联邦政府在塑料制品生产商中招标生产一种小型元件,它大约两英寸长,外形不规则,但尺寸要求十分精确,凹出的一端必须准确地套入同样形状的小孔之中。拉普德斯先生中了标。它的成本只需一便士,但需求量大得惊人。这小东西是整个二次大战期间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所发射的七十五毫米炮弹的导火装置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元件,也就是拉德普斯走上致富之路的宝贝。后来,在宫殿式的浴室里——这是我后来需要造访的地方,有一个这种聚脂做的小玩意的复制品,被嵌在一块玻璃镜框中挂在墙上。我长时间惊奇地盯着它,心想,在皇后大桥下的阴影中,这个从肮脏污秽的废料中诞生出来的小东西将无数的日本人和德国佬带入到极乐世界。那个复制品是用十八克拉金做的,是这所房子惟一刺眼的饰品,但在那个年月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那时的美国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莱斯丽后来把它叫做“蛆”,还问我是否能联想起“某种肥肥的精虫”。我们探讨了“蛆”那令人恶心但相当实用的矛盾形象,最终她采取了最不得罪人的方式,对这个家中财富的来源渠道持之以一种漠然的态度。她用一种取笑的口吻说:“正是那些‘蛆’赢得了法国印象主义的心。”
莱斯丽终于出来了。她穿着一件漆黑的紧身上衣,丰满的身体被勾勒得迷人而性感。她用她那湿漉漉的嘴在我脸上轻吻一下,浑身散发着一种沐浴液的清香,鲜艳得像一支刚刚盛开的黄水仙。她比我在家乡潮汐镇所了解的那些喜欢在土耳其熏鼻的麝香中弄得湿漉漉的处女们要动人得多。这就是阶级,我想,真正的犹太阶级。一个能心安理得地穿上亚德里内衣的女孩子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性。不一会儿,她的父母也出来了。父亲是一位优雅精明的人,刚过五十岁,皮肤晒得黝黑。母亲则是一位长着一头琥珀色头发的女人。她的外表看上去相当年轻,很容易被看成是莱斯丽的姐姐。当莱斯丽告诉我说她母亲是1922年的巴纳毕业生时,几乎令我难以置信。
拉普德斯夫妇并没和我们呆多久,我对他们仅有一点短暂的印象。但那印象——那种学者般的不经意的优雅风度——使我对我在地铁上不着边际地胡乱猜想感到惭愧。毕竟,我对波多马克之外的世界以及种族文化的奥秘了解太少,它们对我来说是一团解不开的谜。我居然还错误地以为会遇上老一套的粗俗行为和语言,以为拉普德斯先生会像杰克·本尼电台节目中的犹太滑稽演员希里伯曼一样,用一口十七大街的口音讲着文理不通的句子。但现在我发现的却是另一回事:谈吐优雅的贵族,对自己的财富并不欣喜若狂。他的声音里带有很多好听的元音以及哈佛人所具备的机智。我知道他携带着制造辉煌成就的“蛆”的专业技术,从哈佛大学的化学专业毕业。我小口呷着仆人送上的爽口的丹麦啤酒,已有点微醉。我感觉很幸福——比我最初想象的更快乐、满足。后来,又一个发现让我惊喜不已。当我们在温馨的夜晚随意闲聊时,我开始明白费尔德夫妇是来和莱斯丽的父母一起外出度周末的。他们将去杰西海滩,到拉普德斯家的夏日别墅过周末。实际上,他们很快便会坐上那部铮亮的卡迪拉克离开这里。这样的话,我将和莱斯丽单独留在这儿。想到这里,我那已经见底的杯子变成了一个溢水口,欲望似洪水般从那里溢出,流过地毯,流出门外,流到皮埃尔庞德大街,漫过布鲁克林所有的欲望。莱斯丽,整整一个周末与莱斯丽独处……
拉普德斯和费尔德两夫妇坐上卡迪拉克开往阿斯布里公园之前,这期间我们又小谈了一会儿。费尔德先生也和这家主人一样是艺术收藏者,话题自然转到了收藏。费尔德先生看上了一件收藏在蒙特利尔的莫奈的珍品,他透露说,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可以花三十美元得到它。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透心的凉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把“三万”缩简为“三十”。但这还不算最令人目瞪口呆的,因为皮沙罗还没被提到,我也还未看见这幅作品。莱斯丽突然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让我马上跟她走。我们来到房后一个好像是餐厅的地方,那幅画——爬满架子的绿莹莹的葡萄藤,斑剥陆离的断垣残壁以及永恒——夏日傍晚的最后一抹阳光正辉映着它。我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太美了。”“难道不是吗?”莱斯丽回应着我。
我们一起看着这美景。在阴影中,她的脸离我很近,我甚至能闻到她嘴里刚喝下的雪莉酒的香甜味。就在这时,她的舌头已到了我口中。说实在的,我并没奢望能有这样的奇迹发生;相反,我只是希望看看她那张脸,期待着我感受到的欢愉能得到她的心灵回应。但我还没来得及看她一眼,那舌头已迫不及待了,开始像一条小鱼在我张开的嘴里扭动。当它努力伸向我的小舌时,我差一点被窒息;它在里面不停地扭动,翻搅,在天堂处来回舔着;我肯定有一次它完全翻了个个儿。那舌头像海豚一样滑溜溜的,粘粘的,一股淡淡的酒香味。它本身的力量逼迫着我一下子朝后倒去。我瘫软地靠在门侧墙壁上,紧紧地闭上眼睛,完全被这舌头弄懵了。我不知道这一切持续了多久,但当我终于准备回应她或者说想要试着这么做时,她却把舌头缩了回去,然后把脸紧紧贴在我的脸上。“现在不行。”她用兴奋的声音说。我可以感觉到她在颤抖,但我只能肯定她呼吸急促。我急急地把她搂在怀里,轻声说:“上帝,莱斯丽……我们……”这就是我能说的全部。她马上从我怀里挣开,那脸上的笑容对我们那时热得发烫的感情来说,似乎显得有点不太适宜。她的声音柔柔的,充满轻松甚至有些轻薄,但它的个中意味却让我差点发狂。这是一种熟悉的腔调,但此时却像单簧管吹出的甜蜜乐曲。“交欢,”她说,声音小得刚刚能让我听见,眼睛紧盯着我,“妙不可言的……交欢。”然后她转身朝起居室走去。
片刻后,我一头扎进金碧辉煌的浴室中,飞快地从钱包中摸出箔纸袋,从中掏出一个事先已上好润滑油的特洛伊牌安全套,放进最方便顺手的上衣口袋。这间浴室有一个洛可可风格的教堂般的房顶,水龙头及所有的洁具都金光灿烂。我站在一面镶着烫金小天使的落地长境前,定了定神,擦掉脸上的口红印,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但我的脸早已烧得绯红,像一个心脏病人一样。而且对下面那玩意我也毫无办法,幸好我那件过时的斜纹西服稍稍有些长,正好把我那被顶得老高的裤裆遮住。我总算松了口气。
当我们在门口与拉普德斯和费尔德夫妇道别时,我看见了拉普德斯先生与莱斯丽告别的那一幕。他温柔地吻了吻她的眉毛,轻声说:“做个乖女孩儿,我的公主。”我是否应该产生一些猜疑呢?多年以后,当我对犹太社会学有所研究,并阅读了诸如《再见,哥伦布》之类的大量书籍之后,我才知道犹太公主原型的存在,了解到她一贯的行为方式以及她在计划中的重要地位。但当时在我耳里,“公主”这个词儿除了表示一种昵爱的情感之外没别的意思。看着卡迪拉克红色的尾灯在暮色中消失,我在心里对“做个乖女孩儿”这句话暗自发笑。即使如此,一旦我们单独相处后,我意识到莱斯丽的举止有点——我想你可以称为轻佻——那举止告诉我某种行为是必要的;她的舌头在我嘴里放肆地搅动着,这让我此时突然对它十分渴望。
我们刚回到前门里,我便有些迫不及待起来。我用手臂抱住她的腰,但她欢快地笑着挣脱了。“欲速则不达”?这对我来说太隐晦了。然而我肯定更情愿让莱斯丽来把握我们共同的计划,设定这个晚上的时间与节奏,使整个过程能逐渐达到高潮;尽管与我热切和急不可待相映衬的是莱斯丽的激情及渴望,但她毕竟不是一个可以马上和我倒在那张地毯上的荡妇。尽管她也有同样的渴望和放纵,但直觉告诉我,她和任何女人一样希望得到宠爱、奉承和挑逗。这正合我意,因为本能早已制定这么一个情节以增加男人的乐趣。因此我宁愿耐心点儿,慢慢消耗时间。这样,我发现自己极度亢奋地与莱斯丽并肩坐在德加那幅著名的油画下面,闵尼送来了香槟和鱼子酱。她的侵入丝毫未让我感到厌烦、扫兴(这是我那晚经历的众多的“第一次”中的一次)。我和闵尼用南方习俗相互开着玩笑,莱斯丽觉得有趣极了。
我曾说过,当我旅居北方时,一直为纽约人对南方人所采取的态度感到困惑。他们要么是极端的敌意(就像内森最初对我那样),要么就是一付恩赐的样子,像一群黑人剧团的白人演员。虽然我知道莱斯丽是被我的“严肃”所吸引,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有着后一种感觉。我差点儿就看不见这事实,直到闵尼出现在屋里。在莱斯丽眼中,我新奇,具有异国情调,有点像里逖·巴特勒,我的南方特征成为最强有力的外衣;而我也开始用它做戏,这在整个晚上都很奏效。下面的这段戏谑(这在二十年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种交流)使莱斯丽高兴地拍打着她那迷人的穿着紧身衣的大腿。
“闵尼,我简直太想吃家乡的菜了,真正的黑人烧的饭菜。我不要吃这些油腻的共产主义鱼蛋。”
“唔——啊!我和你一样!哦,我多想要上一大堆咸鱼,还有粗燕麦粉。那才是我想要吃的!”
“再来点油炸土豆片儿,好吗,闵尼?土豆片和绿肉卷!”
“呀!”(高声大笑)“你是说土豆片,你让我觉得快饿死了。”
后来在盖奇托罗饭店,当我和莱斯丽坐在煤气灯下共享圆蛤和蟹黄时,我几乎经历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幸福。我们坐在远离嘈杂人群的角落的一张桌旁,喝着一种很不错的白葡萄酒,这酒使我的思维变得活跃起来,便管不住我的嘴了。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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