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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在体内就是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背上的子弹。当年十二月底，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长、中将医生铃木小荣亲自操刀，替汪精卫取出了背上的那颗子弹。但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汪精卫手术后双腿变得不听使唤，而且大小便失禁，使用任何药物全都无效。陈壁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在西药没有用的情况下，她想到了用中医秘方救治。陈壁君托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经多方辗转打听，终于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贴。

刘一贴到南京给汪精卫仔细把脉检查后，发现汪精卫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并且脉象细促。于是，刘一贴开了两剂退火的药，接着从贴身的内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后贴在了汪精卫的背上后去了旅店。第二天，汪精卫感到后背凉飕飕的，原有的疼痛减轻了一半。陈壁君见此暗自高兴，即派人给刘一贴送去了厚礼，并把他从旅店接回了医院给汪精卫复诊。刘一贴到医院后，重又检查了汪精卫背后的创口，面露喜色地告诉陈壁君说：“汪先生的创毒不重，只要再照原方服上两剂，等两个时辰后再贴一帖毒散膏，便可一劳永逸了。”刘一贴说着从小药箱里拿出膏药交给了陈壁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店去了。汪精卫以为那张毒散膏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也就等不及过两个小时再贴的嘱咐，马上要陈壁君给他背上贴上。谁知这张膏药贴上不久，汪精卫就四肢抽抖，贴膏药的地方火烧般的难受，原来的疼痛加剧。

陈壁君见状慌了手脚，当她让人到旅店去找刘一贴时，刘一贴已离开旅店不知去向。三天后，陈壁君收到了刘一贴的一封信，白纸上写着四行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贴，宜人不宜狗。陈壁君见此信后，大呼上当。可刘一贴的那帖膏药已将子弹的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而且高烧不断。日本政府考虑到汪精卫病情的严重性，用飞机把汪精卫接到了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并很快进行了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他已元气丧尽看上去形如僵尸。汪精卫自知来日不多，由他口授，陈壁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嘱。那时，美国的轰炸机已开始大规模轰炸名古屋，为躲避轰炸已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被送到了阴暗寒冷的地下室。不久，汪精卫因地下室寒气侵袭加上又惊又吓病情急剧恶化而死。

汪精卫的死讯见报半个月后，戴笠在重庆秘密会见了刘一贴。

刘一贴的真名叫刘永好，爷辈手上就用祖传秘方闯荡江湖为民治病，到他的手上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和枪伤已经很有名气了，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膏就很快可以见效。时间久了，人们只叫他“刘一贴”，而忘了他的真名实姓。戴笠在这之前并不知道刘一贴，但他清楚陈壁君为了汪精卫的病情急找民间秘方的事。就在陈壁君手下的人找到刘一贴的第二天，戴笠手下的人也紧跟着上了门。刘一贴原本不了解到南京是给谁治病，经戴笠手下的人一点拨才恍然大悟。日本人在中国作的恶刘一贴心里清楚，汪精卫跟着日本人走他早就深恶痛绝。为此，戴笠手下的人只说了个开头，刘一贴就多次点头，再三说他已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

过后，戴笠接到报告说刘一贴已按计划前去南京，接着又得到报告说下毒得手汪精卫必死无疑。对此，戴笠始终不动声色，他需要的是最后结果。当日本政府用飞机把汪精卫接走后，戴笠知道留给汪精卫的日子不多了，不过他仍然谨慎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直到在第一时间里确认汪精卫已死在日本时，他才喜不自禁地把此事的经过报告给了蒋介石。

汪精卫的死了却了戴笠多年的一桩心事，他终于想到了刘一贴，为此也就有了在重庆秘密会见刘一贴的事。刘一贴因自小就在江湖上混，为此对酒有种很特别的感情。在重庆的那几天他心情特好也就每次都要多喝几杯，喝多了他哪里也不去就去茶楼。茶楼里人多，而刘一贴的话也多，话多了就慢慢地把汪精卫的事说了出来……重庆的茶楼本来就是三教九流的聚集之地，刘一贴说的事自然成了这些人品茶时多嘴的话题，加上报纸上这类文章的时不时的刊登，也就没有人怀疑汪精卫的死确与戴笠有关系的事实了。为此，当戴笠坠机而亡后，重庆茶楼里的人把这事与汪精卫的死联系在一起也就能理解了。但茶楼里也有脑子清楚的，他们把汪精卫死的时间和日本宣布投降的时间细算后，觉得这期间已混乱的伪政府不可能还会有人去暗杀戴笠，就算有这样的念头也办不了这样的事。从丁默邨和李士群手下人员后来写的材料看，丁、李是有过刺杀戴笠的计划，但要么只停留在纸上要么还没实施就已流产。

那么戴笠究竟是死在谁的手上呢？

这与戴笠组织的几起全国影响很大的暗杀事件有关。

第五章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对我国辽宁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了武装进攻，接着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在这民族危亡之机，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同时，为了压制国内不断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推行“训政”，实行法西斯统治，使许多革命者和仁人志士遭到了逮捕和杀害。特别是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因积极从事反对蒋介石的活动，被蒋介石秘密枪杀于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后，更激起了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的义愤。为了“专门保护及营救所有的政治犯”，经宋庆龄等人的多方联络和四处奔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举为该同盟的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并主持同盟的日常工作。杨杏佛是江西清江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孙中山先生病逝后，被推举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不久，回上海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

一九三三年二月，杨杏佛受宋庆龄的委托带人到北平各监押所视察，并对在押政治犯的情况进行了解和调查。过后，杨杏佛将北平反省分院关押的政治犯所写的两封信，以“活人的坟墓”为题发表在犹太人办的《中国论坛》的杂志上，将国民党迫害革命者和践踏民权的罪行予以曝光。杨杏佛视察完北平的监押所后，到华北各地发表演说，参加游行示威游行，抨击监狱里的黑幕，呼吁抗日救国，要求民权自由，揭露腐败政治。一时间平津等地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搞的沸沸扬扬，打乱了蒋介石在华北“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方针的贯彻。

同年四月五日，杨杏佛陪同宋庆龄从上海直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省港大罢工领导人罗登贤和所有政治犯。宋庆龄和杨杏佛还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触动了蒋介石政治神经中最敏感的部分，把蒋介石逼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五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绑架了进步作家丁玲和史学家潘梓年，并杀害了共产党人应修人。顿时全国舆论沸腾，而国民党政府却矢口否认。杨杏佛经过深入调查，掌握了重要证据，扬言要予以公布。杨杏佛此举使国民党政府极为尴尬，如果此事件的内幕揭露出来无疑给国民党政府的脸上扇了记耳光。当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再也耐不住了，他召见了戴笠，要戴笠采取严厉手段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所儆戒。由于“同盟”毕竟是由宋庆龄这样的名人贤达组成，并在国内外深孚众望，如果下手轻了肯定起不到威慑作用，而下手重了所产生的影响又会在政治上引起很大的麻烦。为此，蒋介石叮嘱戴笠，要戴笠在“同盟”中杀个“适当的对象”以起儆戒的作用。蒋介石要戴笠亲自去上海拟出方案，供其选择然后实施。戴笠受命到上海后，召集心腹特务们进行了分析研究。在听取了多种意见后，戴笠认为“同盟”领导人中宋庆龄的地位特殊杀之顾虑颇多，蔡元培在“同盟”中并不活跃杀之价值不大，惟有杨杏佛的地位和其活跃的程度杀之较为合适，能起到杀一儆百和敲山震虎的作用。

戴笠把分析报告报给蒋介石不久，蒋介石就同意了报告的内容，但要求戴笠此次行动不得让“同盟”抓住任何把柄。

戴笠开始行动了。

他首先指挥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的特务，把杨杏佛的住址、生活特点、行动规律和来往人员的情况非常仔细地作了调查。这其中有两个情况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一是杨杏佛原住霞飞坊五号，一年前与夫人赵志道离婚后就寄寓在亚尔培路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这个地方属法租界，租界巡捕房的巡逻警车与执勤巡警每日来回流动警戒；二是杨杏佛喜欢骑马，并在大西路养了两匹良种马，雇有马夫专事饲养。如无特殊情况，杨杏佛每天清晨必去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骑马约一两个小时，而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是属华界，治安归国民党政府管理。于是，戴笠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进行狙击，因在此地下手时机好把握，得手后行动人员便于撤出，就是有麻烦事的话处理起来也方便。第二套方案是，准备在中央研究院附近下手，在时机把握上也容易，缺点是下手时如被租界巡捕发觉的话，行动人员撤出较难。戴笠对这两个方案反复比较后，感到第一套方案易于成功。

但这毕竟暗杀的不是一般的对象，戴笠考虑再三后准备把方案向蒋介石报告。去蒋介石那里时，戴笠带上了所准备的两套方案，因为他清楚蒋介石考虑问题历来有出人意料之处，也正因为戴笠时常应变在先才被蒋介石信任。果然，戴笠将第一套方案向蒋介石汇报后，当即被蒋介石否定了。蒋介石沉默许久后，对戴笠说：“大西路和中山路属华界，如在这一带发生了刺杀杨杏佛的大案，必然要被国内各界舆论所追究，到那时案件破与不破都不好交代。再者，‘同盟’的领导人大都居住在租界内，在租界外杀杨杏佛也起不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只有在租界内执行特别是在宋庆龄寓所附近下手，才能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还可以不负破案的责任。”戴笠听到这里，额角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马上把第二套方案拿了出来。蒋介石对这第二套方案看得很仔细，当他得知杨杏佛在亚尔培路的住所距宋庆龄的寓所较近时，便点头说：“很好！你们就照这样去干吧！”

行动方案得到蒋介石首肯后，戴笠当天乘车赶到上海。

戴笠在对行动组人员的名单考虑再三后，确定赵理君和王克全为行动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赵理君是四川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每遇重大行动能镇定自若临危不乱。王克全是安徽人，原来是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被捕叛变后被戴笠留用。此人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办事机警敏捷，还具有暗杀和绑架方面的经验。行动组里还有个叫李阿大的，是上海苏北帮的著名杀手，枪法很准，胆量很大。戴笠在确定了行动组人员后，当即宣布了此次行动组的纪律。戴笠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团体的主要使命就是忠于领袖。为此，在这次行动中每个人都必须使用化名，并严守秘密，对父母妻子以及我们团体内的同事，甚至是直接领导都不得与闻。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如不幸被捕，应立即自杀，不得贪生怕死，暴露机密，否则将按我们团体的纪律给予严厉制裁。”

过后，戴笠指定在法租界内迈尔西路的一幢三层楼的小楼作为行动组的集合地点，并要王克全率行动组的人员居住进去。同时，戴笠还要赵理君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的俄国大菜馆的楼上租了房间，作为一线指挥所，并由赵理君在此负责指挥行动组的行动。而戴笠自己在法租界内的枫林桥附近也租了两层楼的寓所，作为他坐镇指挥的总指挥部。戴笠在正式实施暗杀杨杏佛行动前，他让赵理君给杨杏佛寄了封最后通牒式的恐吓信，信内还装了一颗子弹。信的主要意思，就是要杨杏佛必须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戴笠原以为此信会多少起到作用，可没有想到杨杏佛接到信后不以为然，根本就没有害怕的意思。杨杏佛秉性本来就刚毅不屈，抱着“革命本是自动的牺牲”的决心，竟然把那信和特务们的手段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出来。这更使戴笠恼羞成怒了，于是下达了行动命令。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清晨，这天法租界一带有雾。不过，在太阳出来之前这雾慢慢地散去了。虽然是星期六，但杨杏佛仍旧起得很早，赶到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进行跑马锻炼了。此时，赵理君和王克全在这之前已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设伏。可没有想到，就在杨杏佛出现在赵理君和王克全的视线里时，法国巡捕房的一辆巡逻警车恰好从中央研究院的门前开过。巡逻警车开过后，杨杏佛仍旧在赵理君和王克全的可下手的范围内。但就在他们准备举枪上前时，又有一队换班的巡警走了过来。此时，赵理君和王克全以为整个行动已暴露，不得已撤出了设伏地点。回到枫林桥附近的总指挥部后，戴笠在听取了赵理君的汇报后认为，法租界的巡捕房并没有掌握这次行动的任何消息，意外情况的出现只是偶然的巧合。于是，决定第二天早晨继续进行刺杀。

第二天，赵理君和王克全按照戴笠的布置，提前进入预定地点进行守候。大约八时左右，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从院中坐车去大西路的马厩。当杨杏佛的座车开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时，赵理君当即指挥守候在四周的特务们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同时拔枪射击。由于开车的司机首先被击中，汽车很快在原地不动了。也许是同一个时间里的子弹射得过密，车窗的玻璃碎了一地。赵理君走近汽车后，见杨杏佛和他的儿子已被子弹击中，立即下令撤退。此时，四周响起了尖厉的警笛声。也许是过度紧张的缘故，一个叫过得诚的特务跑反了方向。当负责撤离的汽车开动后，过得诚才转过身来，可是此时已经迟了。已坐在汽车里的赵理君见情况十分危急，当即向过得诚开了一枪。过得诚是倒在了地上，但由于赵理君的那枪没有击中过得诚的要害，头脑还清醒的过得诚眼看着四周的巡捕围了上来，只得按戴笠交代过的纪律朝自己的颈部开了一枪……昏死过去的过得诚醒来后，向巡捕房讲出了自己的真名。这事很快被戴笠知道了，他大为震怒，立即通知安插在巡捕房的内线，用毒药将过得诚毒死。

蒋介石下令暗杀杨杏佛，主要目的是想恐吓宋庆龄等“同盟”的领导人。但杨杏佛死后，宋庆龄仍然积极参与主持“同盟”的工作和活动，继续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忍无可忍之后，要戴笠研究对付宋庆龄的办法。为此，戴笠除派特务每天监视宋庆龄寓所外，还策划用女特务打入宋庆龄的身边，后来又用“美男计”勾引宋庆龄的女佣人。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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