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8部分（第1页）

尔对他大声说：“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的，从阿尔及利亚事件以后，我就对你了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独裁者的灵魂，你太喜欢个人的权力了！”戴高乐严厉地回答道：“正是我挽救了共和国，特罗奎尔先生。”

到戴高乐接管政权时，第四共和国政府已分崩离析，陷入如此可怜的状态。如果说戴高乐是靠政变上了台的，那就错了。

他不过是使奄奄一息的政权免受痛苦而给予慈悲的一击而已。

戴高乐要求第四共和国授予他权力，以便在公民投票中直接向人民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通过这些办法，他颁布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宪法的核心是总统的职权。总统被授予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权力，而不受国民议会不适当的干涉。这样就制止了放任自流和瘫痪状态，而这些状态曾把第四共和国推向政治、经济、社会崩溃的边缘。

有人批评戴高乐给了总统如此多的权力。但是从事后清醒的认识来看，我认为这部宪法给法国带来的政治稳定是戴高乐的最大的遗产，正如拿破仑法典是拿破仑的最大遗产一样。

在我任副总统期间，总是我去机场迎接来访的各国首相。

因为按当时的外交礼仪，文森豪威尔总统只是去机场欢迎采访的国家元首。在戴高乐重新掌权之前的年月里，我几乎每单双月交替迎接一位新任法国总理和一位新任意大利总理。意大利仍旧没有摆脱政局不稳的局面，而戴高乐却在法国解决了。任何一个精明的制宪法学者都可能设计出一个类似的政府结构。但是只有戴高乐既能预见到对它的需要，而又有权力去颁布它。

在希腊神话里，阿波罗给了卡珊德拉预知未来的天赋，但是后来又使听过她警告的人不相信这些预言的手段，把这种天赋变成对别人的咒骂。戴高乐知道光有先见之明是不够的。一个领袖人物不仅必须正确决定该做什么，而且还应该说服别人。

去行动。白宫的每一位主人都曾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感受过卡珊德拉的咒骂，都面临过这样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当看到有一条正确道路可走的时候，推动不了官僚机构、国会或公众朝着这个方向走。在《剑刃》中，戴高乐写道：一个领袖“必须能够在他手下的那些人的心国中树立信任精神，他必须能够确定他的权威”。

戴高乐争辩说，权威来自名望。而名望“大体上是一种感觉、暗示和印象等等，它首先取决于具有基本的天赋。而天赋是一种无法分析的天生的颖悟”。这种天赋是少见的。他写道，“某些人具有，甚至可以说在出生时就具有这种洋溢着的权威的品质，它就象一种液体，尽管不能确切他说出它的成分是什么。”

这一点近来常用“领袖魅力”这样一个时髦词汇来表示，它仍然是一种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品质。

戴高乐写道，除了这个无法言传的品质外，一个领袖人物还必须具备三种具体的品质：神秘、性格和庄严。“首要地，”他声称，“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名望。因为亲近滋长轻视。所有的宗教都有它们的神龛，任何人在他的贴身侍仆眼里都成不了什么英雄。”领导者在他的计划和举止中，必须永远有些东西使别人感到高深莫测，这些东西使其他人迷惑、冲动，而又能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

我口忆起1963年11月，戴高乐来华盛顿参加肯尼迪总统葬礼时那种引人注目的仪态，仍然历历在目。尼克松夫人和我从我们下榻的五月花饭店的一个套房的窗户里观看送葬行列。

来自全世界的大人物和将成为大人物的人走在棺材的后面。戴高乐不仅身材魁梧，而且似乎在举止庄严、形象和领袖魅力等方面也都超过他人。

每当我见到戴高乐时，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会见，他都显示出文雅的、甚至是高贵的仪态。他的果断的举止，使他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孤僻的感觉。有人把这种果断说成是自以为是，固步自封，但是在戴高乐身上，并非如此。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本质不是天生的，在戴高乐身上，他的孤僻是天生的。当他与别国首脑打交道时，如果认为对方和他才智相当，他便从容自然，但决非不拘礼节，甚至对亲近的朋友也是如此。

在这方面，戴高乐很象在我1969年就职前所认识的除了林登·约翰逊外的所有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甚至哈里·杜鲁门都有非常浓厚的离群素居的倾向，不喜欢别人以一种过分亲近的态度来对待自己。

甚至在年轻时，戴高乐就和他的平辈疏远。他家里的人开玩笑说，他个性那么冷冰冰，一定是婴儿时曾经在冰箱里被关过。

他并不反对其他人这样做，但是他觉得他这样做的话就和性格不相称了。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个人态度却从来没有那种屈尊求教的味道，而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占据高位的小人物来说，却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一个国家要人，戴高乐吸引着一帮赤胆忠心的支持者的骨干分子。但他和他们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这反映了他自己的铭言：“没有名望就没有权威，而不保持一定距离，也就不可能有名望。”在他的爱丽舍宫的办公室里，在靠近他书桌的一张桌子上有两部电话机，可是铃声从来不响，他把电话看作是现代的一个无法容忍的讨厌的东西，即使他的最密切的顾问，也不敢直接打电话给他。

和麦克阿瑟一样，对于闲聊，戴高乐也极少有耐心。每次我和他会见，显然他总是想把话题转到严肃的问题上去。在语言的准确性上他也象麦克阿瑟，无论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即席讲话中，在回答问题时，或者甚至是在非正式的交谈中，这两个人都使用了精炼的语言，准确地掌握语意的细微差别。

假如这两人进入美国国会里的话，那么编入他们的发言的《议会记录》在排印之前，是不会要求他们修改自己的发言的。

戴高乐不能宽容不称职的人。1960年在一次我为他举行的官方宴会上，由法国驻美国一个主要城市的总领事充当他的翻译，在翻译戴高乐的祝酒词时，这个译员两手发抖，来回乱翻讲稿。我看出戴高乐很恼火。后来，我得知他打发走了这位总领事，挑选了另一人陪他继续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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