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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完结阅读11（第1页）

多人，我们连凶手的影子还没有踩到!”李三多用拳头哐哐哐地擂着桌子，力气之大，使所有的瓷杯都嗡嗡作响。qdhbs

“鉴于该案已经在国际上造成了广泛的、极其恶劣的影响，上级领导研究决定，将此案定为今年公安部督办的一号大案，要求市局的同志们必须以坚定的决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把这一案件的侦破工作当成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迅速、干净、果决地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李三多的声音有如铁一样冰冷而坚定，停顿了片刻后，他稍稍舒缓了一些口气，接着说，“同志们，任由犯罪分子这样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屠戮下去，是我们公安人员的奇耻大辱啊!请大家表表态吧!”偌大的会议厅，坐得满满的人，竟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死一样寂静。李三多也真沉得住气，滋儿滋儿地一口一口地喝着茶，“静候佳音”，两只半眯的眼睛像鹰透过枝叶窥伺猎物一样，从茶杯沿儿上探出，放射出钩子一样的光芒，剜着会议厅里的每一个人，他清晰地看到，不少人的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十分钟过去了，整整十分钟，没有一个人“表态”——除了李三多，所有人有濒死般的窒息感。李三多看了看表:“没有人说话？死了那么多人，凶手依旧逍遥法外，我们这些当公安的同志，连个敢负责的都没有？”向来脾气火爆的杜建平实在坐不住了，“腾”地站了起来:“李书记，我是这个案子的专案组组长，案件到现在都没有侦破，而且持续恶化，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撤职、查办，我都认了!”李三多歪个脖子，扬起脸看着他:“撤职的事情，不着急，我现在着急的是案子怎么能尽快侦破？你能不能给我个准确的侦破时间，一周？半个月？一个月？总不能拖到22世纪吧？”就是个傻子都听得出李三多话中的揶揄，杜建平的斧头脸涨得像在火炉子上烤过一样通红。这段日子为了破案，他连家都不回，天天在办公室打地铺，指挥各路刑警出击，协调分局之间的工作配合，累得昏天黑地，现在眼睛和喉咙都是肿的，但是公安工作就是这样，出工出力未必出活儿。现在，李三多逼着他立军令状，杜建平心里有数，自己实在已经黔驴技穷，就连一直寄予厚望的刘思缈，眼下也一筹莫展。如果再打肿脸充胖子，立下军令状，万一到期不能破案，多年栉风沐雨在刑侦一线拼出的这点名望和仕途，可就全毁了!

“我……我……”杜建平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建平……”李三多看他这副模样，摆摆手，“你……还是休息一下吧!”“哐!”杜建平像塌方一样倒在座位上，虽然被免了专案组组长的职务，但一瞬间，他感到分外的轻松。李三多对已然铩羽的杜建平不再感兴趣，他把目光投向一直端坐的许瑞龙，视线有意在许瑞龙的身上停留了半分钟，好让会议厅里的人都看见。然后他把歪着的脖子“扶正”，一面扫视会场，一面冷笑着说:“建平不易，为了这个案子没日没夜的奋战，不过咱们当警察的，血流干了，汗淌尽了，辛劳苦劳拿算盘劈里啪啦，算算一大把也没用——我要的是功劳!要的是破案!在这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一个月之内，案子破不了，我一准儿要摘掉几顶乌纱帽!”散会了。这些平时趾高气扬的警察头头，此刻，一个个灰头土脸地鱼贯而出。李三多斜睨着门口，人都走净了，他摆了摆手，身高1米75的美女秘书识相地将门轻轻关闭。空荡荡的会议厅里，只剩下了他和许瑞龙两个人。“许局长。”李三多冷冷地问，“今天的会议上，你为什么一言不发？”“李书记。”许瑞龙依旧端正着目光，“我觉得和你没什么可说的。对了，你不是说案子破不了你就要摘几顶乌纱帽吗？我等着呢!”“老驴头……”李三多瞪了他半天，嘴里咕哝着，突然从椅子上窜了起来，一面伸手咯吱他的胳肢窝，一面恶狠狠地叫道:“反了你了，敢这么跟领导说话？不怕我专你的政么!”许瑞龙大笑着左躲右闪，冷不丁拽住李三多的胳膊反拧过来，把他按倒在桌子上，一面笑一面问:“老猴子，服不服？还敢摘我的乌纱帽，还敢专我的政？信不信我把你裤子扒下来，让你那漂亮秘书看看你屁股蛋子是不是红的!”“哎哟哎哟!疼死我啦!”脸贴在桌子上的李三多，龇牙咧嘴地说，“我投降，我投降……”

在市公安系统中，很少有人知道李三多和许瑞龙的渊源。建国之初，许瑞龙的父亲——一向深谋远虑的侦缉队总队长许天祥，认为新政权动向不明，深浅莫测，为个人安全计，抽身避祸才是明智之举，于是留下一句“一仆不事二主”，便挂印而去，回到家中，整日足不出户。谁知，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发表了“放下思想包袱，为人民政权立功”的讲话，希望那些曾经供职于旧政权的警察们——只要对人民没有犯过严重罪行，并已经把历史问题交代清楚的——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公安事业中，并点名希望许天祥这位“京津第一名捕”出山，会后还亲自登门拜访，要他“不要有顾忌，当好祖国的钟馗”。许天祥非常感动，遂出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许天祥的儿子许瑞龙，从童年时就认识李三多，因为他俩住在一条胡同。整条胡同的人都知道，李三多的父亲曾经当过军统的大官，1946年3月17日，在陪同戴笠从青岛回南京的途中，乘坐的飞机在江宁板桥镇岱山所失事罹难。由于家庭的“特务背景”，建国后，一家人从一栋四合院里被清出，搬到许瑞龙家隔壁一栋低矮的平房里。50多年过去了，许瑞龙依然记得，年幼的他每到傍晚，蹲在胡同口的包子铺窗根儿下面闻那一缕肉香时，经常能看到鼻青脸肿的李三多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然后门里面就传出几个女人的惊叫声和哭泣声。原来，李三多溜回了故居，站在门口大喊:“你家住的是我家的房子!”结果遭到新房主儿子的殴打，但是没过几天，他照旧溜回去，照旧大喊，照旧挨揍……不管被揍得多么重，许瑞龙却从来没有听过只大他两岁的李三多的哭声。也就是从那时起，许瑞龙经常被妈妈灌输:“你别跟姓李的那小子一起玩儿。他们家是特务，咱们家是警察;他爸爸是坏人，你爸爸是好人;他是坏孩子，你是好孩子，所以……”

所以，黑和白，善与恶，好和坏，邪与正，注定是泾渭分明，你死我活。从童年时代开始，许瑞龙就和李三多划清了界限。尽管都住在一个胡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许瑞龙很少搭理他，甚至当李三多挂着油滑的笑容主动向他点头哈腰打招呼时，他也昂首挺胸一走而过，视若不见。“李三多，你给我老实点!”这句话，每次赶上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许瑞龙都要严厉地警告李三多。随着时光流逝，训斥者的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慢慢地衣服的胸口又挂上了团徽，后来成为一名光荣的公安干警;而被训斥者从面黄肌瘦的孩子，变成了尖嘴猴腮的成人，靠收破烂养活自己和一大家子。起初，身穿雪白警服的许瑞龙，根本没有把这个小混混放在眼里，但是，当他有一次下夜班经过文化宫，看见李三多居然西服革履地和一个烫了“大卷”的漂亮女子搂搂抱抱走出来时，顿时目瞪口呆——这个平时破衣烂衫的家伙，怎么混进了交际场？而且，他哪里来的钱置办这一身行头？莫非这个家伙“子承父业”？当上了特务——本来他就是国民党特务的儿子啊!从这一天开始，好几年的时间里，许瑞龙都秘密追踪着李三多的一举一动，发现他经常根据环境的不同“变”成各种人:在古董店他是买卖字画的“李老板”，在大学他是夹着书本插班听课的“小李”，在舞会上他是技倾群芳的“李先生”……但是只要回到胡同里，他照样是那个收破烂的李三多，点头哈腰的李三多，破衣烂衫的李三多。许瑞龙越发觉得他深不可测，但又没有抓住他任何犯罪的把柄。而李三多仿佛早就洞悉了他的追踪，见面的一笑诡异而狠毒。文革开始后，许天祥被打倒，神秘失踪。许瑞龙和其他几百名公安干警也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西郊农场关押。来到农场的当天，所有的“犯人”都被押到一个大晒谷场听领导训话——他们的性命都攥在这位新上任的领导手里。许瑞龙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站在他面前的“领导”，竟是他多年以来一直追踪的李三多!

李三多的确是“子承父业”，但他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我党高级情报人员。建国后，考虑到国民党特务将不断向大陆渗透，中央调查部秘密发展了一批觉悟高的国民党官员家属，负责与特务接头，并一举破获之。年轻的李三多足智多谋，屡建奇功。文革开始，随着市里整个政法系统的被打倒，这些被关押到西郊农场的公安干警无人监管，身份特殊的李三多被临时抽调到这里担任起了农场的“场长”。许瑞龙以为自己落在李三多手里，必然不得好死，但是李三多表面上对这些“犯人”整天价吆五喝六，声色俱厉，其实动不动就给他们放探亲假、改善伙食，对怠工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有一次许瑞龙重病，躺在牢房里就剩下喘了，李三多来这儿一看，一面大骂他装死，一面对医务人员说:“我养的那只鸡今早刚死，去炖锅鸡汤给他喝!看他还能喘几天？!”两年后的一天深夜，许瑞龙睡得正香，牢门哐啷啷打开了，他揉着惺忪的眼睛一看，竟是李三多走了进来，身穿一身囚服，胳臂底下还夹着被褥，在他身边一躺，大大咧咧地说:“嘿，腾个地儿!”“你……你怎么进来了？”许瑞龙十分惊讶。“这大牢是你们家开的？就兴你住，不让我住？”李三多蛮不在乎地说:“往右边点儿……别挤着我!”许瑞龙还要问，竟听到了李三多的呼噜声——从来没有哪个家伙能在进大牢的第一天睡得如此之快、之香，李三多简直创造了一个奇迹。后来许瑞龙和其他被关押的干警才知道，李三多被人告发“与犯人勾结，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调查，“证据确凿”，因此也成了犯人中的一员。但是，李三多的“囚徒生涯”过得十分滋润，平日里受他关照的公安干警们，见他替大家落难，把他捧得跟宋江似的，自己挨饿受冻也要让他吃饱穿暖。“我从小到大，一直欺负你，你当场长那会儿，为什么不报复我？”有一次，许瑞龙问李三多。

“你是猫，猫就该抓耗子，这是你的职责;可我并不是耗子，而是假扮成耗子的猫——咱们都是同类，报复个狗屁!”李三多说。还有一次，干活儿累了，有人就跟李三多开玩笑:“大家都说你那‘三多’是钞票多、女人多、鬼点子多，真的假的？”“扯你妈的淡!”李三多嬉皮笑脸地说，“我那三多是屎多、尿多、屁多!”农田里顿时响起一片笑声。发小儿、邻居、对手、狱友……数十年沧桑，恍然一梦。在西郊农场那些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岁月里，许瑞龙和李三多成了刎颈之交。一个深秋，哥儿俩在农场里劳动时，偷了几个地瓜。傍晚时分，西山一抹斜阳，暮云如血。俩人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许瑞龙烤地瓜，李三多蹲在不远的柴禾垛子边拉屎，火不知道怎么的就烧到了他的屁股底下，燎得他呲儿哇乱叫，背到医务室一看，右屁股蛋子全红了，从此许瑞龙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猴子”。李三多也不客气，回了脾气倔强的许瑞龙一个“老驴头”的外号……文革刚一结束，农场的几百号人复职的复职，升官的升官，遍布整个市政法系统。没过几年，李三多就当上了市公安局的副局长。等到许瑞龙坐上副局长的位置，官运亨通的李三多成了市政法委副书记。现在，老驴头和老猴子打闹累了，坐在会议厅里点上烟，一面吞云吐雾，一面聊起眼下的案子。“说到底，你还是得谢谢我。”李三多一脸坏笑，“要不是我，杜建平绝对不会乖乖地让出专案组组长的位置。”“你这老家伙，都快成了精了。”许瑞龙笑着说，“不过，当务之急是必须任命一个新的专案组组长。”“任命什么，你亲自兼任不就得了。我就不信，你个老刑警对付不了这么个案子。”李三多说。“我不行的……”许瑞龙摇摇头，神情就像会议厅那深紫色的窗帘，凝重得仿佛要坠落。李三多没有想到这个从来不认输的人，会如此气沮，不由得严肃起来:“老许，你老实告诉我，案子真的有那么难破吗？”

“火柴盒的事情，你听说了吧。这次的罪犯，无论智商、胆量、反侦查能力，都远远超出我们过去面对的那些犯罪分子，采用传统、陈旧的办案方式，恐怕根本不能应对。杜建平就是一个例子。”许瑞龙说，“老李，我到英国、日本和美国考察了一圈之后，局里很多人都议论我变了，这话不假，因为我发现，发达国家的刑侦工作，早已经摒弃了那种通过寻找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揣测出犯罪动机，然后按图索骥的单线侦破模式，而是先通过行为科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个性剖绘，同时运用犯罪现场勘察、法医学，取得犯罪嫌疑人的涉案证据，并辅之以各种高科技手段，形成立体化的现代刑侦格局，从而大大提高破案率。假如犯罪分子已经完全智能化，而我们却循规守旧，依旧只会摸排、卡点，发动群众，那我们就像在茫茫黑夜里缉捕一个戴着红外夜视仪的人，也许闹腾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但永远也休想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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